中國文化生態為什麼在加劇荒蕪化? ——以上海文人為例

發表:2006-02-20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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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先生曾在《「假領主義」和上海文化的本性》裡把不少上海文人的做作,概括為「假領」、「經濟領」或「節約領」心態與文化。他說,假領本沒有任何實用的保暖功能,是在囊中羞澀的情形下,盡量保持人的體面,專門穿給別人看的。此即謂上海文化、上海文人的本質。

外觀上看,這些年上海開始大興土木,高樓多達三四千幢,東方明珠、金茂大廈、上海大劇院、「世界第一建築」,都成為自我炫耀的標誌,然而內部的文化上則過度空心化,「假領效應」正席捲整個上海。

它的報刊業、出版業的保守自閉在全國是出了名的;幾乎沒有獨立的電視人;電影、戲劇正萎縮成一個美麗的泡影;小說界只出了個王安憶,倒有個「作協主席」的頭銜,每天忙於應酬,怕是早晚要給毀了;詩歌更是早已失語,連流行音樂也鬧不起來了……

所有那些富有創新精神和銳氣的文藝家,像優秀的學者、作家朱學勤、沙葉新等人,在上海不得不面臨「圍堵」和「腐化」的局面,令文化原創機制永無出頭之日。

產生這種自我膨脹、自欺欺人之「假領效應」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它的自閉自滿、拒絕接受一切外來批評的小市民心態,流連於活在「社會的芯子裡」,成為純物質性的生物態意義上的人,「把人生往小處做」,抓著些有血有肉的細部,以「不致陷入抽象的虛空」(王安憶:《長恨歌》204頁。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 8月),不擔負任何精神層面的道義等等。

何以見得上海人是「自閉自滿」、拒絕接受一切外來批評呢?一個例子是由我們的《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書》出版後,曾引起廣泛的回應,新浪、搜狐網等都對全書作了轉載。2004年3月上海《文匯報》記者跟著發難,發表《「酷評」還是「批評秀」 <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書受到質疑》等文,貌似公正地說,「這本書公然挑戰批評腐敗的姿態確是令人欣喜的」,然後來了個急轉彎:「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卻讓人不得不懷疑書中所謂批判的真誠程度。讀者可以隨處看到這樣的文字:正是《我愛比爾》開了『美女文學』之先河,況且王安憶比衛慧、棉棉們漂亮多了,堪稱『教母』;賈平凹的作品乏善可陳,他的小說語言粗俗噁心,筆下的女人都是男人的『玩偶』,可以說他吸取了許多以往古代文學的糟粕,呈現出一種病態的文學病相。就這樣,文學批評變成了堂吉訶德手裡任意揮舞的利劍」。其實,《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書》沒有一處是這樣批評賈平凹的。這位大記者又是如何「深入」閱讀的呢?

我知道,《文匯報》記者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想為賈平凹等人辯護,我們批評其他作家無所謂,就是不能批評該報所在地上海灘的准「大師」(這個稱呼好像就是上海的批評家首先叫開的)王安憶。

我不能說批評王安憶的幾個人個個出色,起碼排在頭一位的李靜的文章是嚴謹認真的、切中要害的,記者怎麼竟漠視了它,而在個別蹩腳的批評文章或宣傳材料裡,斷章取義地挑刺呢?

李靜認為,「在王安憶的作品中,有兩個因素從未改變:一是時代政治被有意淡化成單純的敘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的生存世界佔據著小說的絕對空間」,有著其致命的「單線條的、非縱深和缺少精微層次與深刻」的「精神的簡陋」。「小說家在學習域外傑作的過程中,如果不擴展精神的廣度與深度,而只是在物質形式上打轉,恐怕就會上演現代版的『買櫝還珠』」。《長恨歌》正是一部「濾掉了終極性的精神之維後的人的『物質形態』……它超越了歷史,而展現為一種社會的『生物學』」(75、84、87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3月)。她的人物是浮在歷史表面的,代表不了歷史,所以也代表不了「人性」。

也就是說,王安憶的人物是極其失真的。這一點和余華等人逃避現實、又像在訴說現實的《活著》等作品一樣,難以動人、感人。

在《不冒險的旅程》一文結尾處,李靜總結道:在法西斯主義橫行的年代裡,真正的大師如黑塞那樣的,是以人道和自由為底線,探求著人類文化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危難叢生,不啻是在進行一次精神上的冒險。比較來說,王安憶式的寫作則是過於容易了。在這個以實用功利主義和朦昧主義為價值導引的權力-市場化社會,在這個人道和自由漸趨模糊的時代,一個被經典化的作家,作為沉默而模糊的一分子,為社會貢獻出和它的時尚趣味相一致的精神產品,畢竟是沒有任何「風險」可言的 --它既不必激發自身的不安,也不必激發他人的活力,一切是如此平靜而安全。當然,不能說作家就必須要成為冒險家或搗蛋鬼,但是一個對自身創造力和文明的更新力抱有責任感的作家,卻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是僵死秩序的「害群之馬」(昆德拉語)。

這樣的點評是何其精闢!它要言不煩地揭開了當代那些自我感覺良好而「成就非凡」的中國作家的鴕鳥式「作文」之通病。

無獨有偶,我在香港一家雜誌上看到有人批評「野火」旋風龍應臺女士,多少次來往於一些專制獨裁的國家,卻對那裡的民生作壁上觀,無視邪惡與暴戾,開脫責任,有損了她的「潑辣」形象。大概受此觸動太深,龍應臺才恍然清醒,受而鼓呼了: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迴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我們真正的追求嗎?

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讀到這兩段文字時,我真想痛哭一場。這樣的聲音,在王安憶那樣的大陸作家那裡,是絕對看不到一個字的。他們最缺少的正是龍應臺所說的「擔當」意識,喪失了「道德立場」,從事著沒有任何「風險」的貴族化寫作。

這樣的作家,對整個民族的未來命運,大抵是冷漠的、無情的,因而也是不值得我們來敬重的。李靜把王安憶等人的這種取悅市場與時尚的創作,當成是浪費,當成是可有可無,與龍應臺的鼓呼當屬同一性質。這哪裡找得到一個哪怕是疑似的不「真誠」的字眼來呢?

《文匯報》的記者居然就「隨處看到」了,他們難道已然蒙了眼在說話嗎?

可見得上海某些文人是何等之不老實,聽不進意見--即使是不正確的批評意見。

他們的心態、心理,是和它整個的文化環境一致的。

我就注意到,前些日子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會舉行換屆選舉,名聞遐邇的散文家余秋雨居然落了選。

余作家經常會做些不務正業的事,出席各種競賽、晚會,上電視,做廣告,甚至當樓盤的促銷模特兒……

如果說上海人從這個角度、立場出發,站出來抵制他,以保護自身形象的話,那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取捨的尺度起碼要一致,在上海作協胡混的人並不在少數。

據獨立出版人葉覺林調查,一千多名上海作協會員中,單是理事就有近100人,僅有20%的人常有文章發表,10%的人常有著作出版。在這個龐大的機構中,多數是些無所事事、沽名釣譽的「偽作家」。

比較而言,余作家再不濟,也還屬於「常有著作出版」的10%當中的一員。在當樓盤模特兒之餘,好歹還在寫作;寫得再不怎樣,好歹也還暢銷。從數量上說,在上海作協裡,余作家也算得是「先進工作者」,比那撥沒有著作的90%的人強,當個理事應該是綽綽有餘的。現在卻不成,不正能夠說明「上海文學界在相當程度上的『劣勝優汰』的不良生態」嗎?

也許這的確是上海文化,乃至中國當代文化「荒蕪現狀的真正根源」 (張閎:《荒蕪化的上海文化生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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