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斯大林格勒會戰，我們俄國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一位退役老軍官說。「首先，我們不抱幻想，願意承受任何代價。」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蘇維埃政權和絕大多數的戰士們對此不抱幻想。但我們也要記住那些極少數的人，那些不願意，或是不能夠承受戰鬥造成的極度緊張的人，這不是侮辱他們的勇氣，相反，這見證了他們的勇氣。
蘇聯當局是冷酷無情的。「在這座燃燒的城市中，」崔可夫寫道，「我們不能容忍怯懦行為，我們不能給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間。」斯大林引用列寧的話來警告士兵和有關平民：「那些不想盡辦法幫助紅軍的人，那些不服從紅軍命令和紀律的人，都是叛國者，必須毫不留情地消滅掉。」所有的「溫情主義」都不可接受。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如同前線部隊總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飛機誤殺的風險一樣，軍事審判執法不當的事情肯定存在。
執行這種極端殘忍的紀律開始是很困難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軍政治部門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報告「失敗主義情緒基本被消除，叛國事件的數量正在逐漸減少。」在斯大林格勒會戰期間，陣前當場執行與法庭審判後執行的處決案例共計13500件，表明蘇維埃政權對自己的戰士像對敵人一樣絕不寬恕。包括未經許可撤退，自傷，逃亡（開小差），投敵，腐敗以及反蘇行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員們定義為「非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戰友準備逃跑或向敵人投降而沒有馬上向他們開火，也會被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戰鬥中，一群蘇軍士兵投降以後，德軍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開進，以保護這些人免遭蘇軍射殺。
崔可夫最弱的部隊是民兵組建的特別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廠的工人。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在他們後面部署了裝備精良的共青團志願者或 NKVD部隊組成的「封鎖組」，他們的政委都穿著黑皮夾克，拿著左輪手槍，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想起了1918年的紅色近衛軍。在北部的裡諾克，第 124特別旅抵抗著第16裝甲師的進攻，戰線後方的「封鎖組」迫使那些精神崩潰的人逃向德軍一方。多勃雷寧向赫魯曉夫報告說，9月25日，包括兩名軍士在內的十名逃兵投向德軍。第二天晚上又有5個人跑了。根據德軍對第一批逃亡者的審訊報告，他們的連隊只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進攻中他們損失慘重，自那以後他們就沒有接受新的任務。前線後面是由黨員和共青團員組成的第二條戰線，裝備有重機槍和手提輕機槍。」
來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蘇軍上尉卻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頓河河曲戰役中被俘虜，不久即設法從德軍看管處逃脫。但當他向紅軍重新報到歸隊時，「他卻根據斯大林的某個命令被視作逃兵抓了起來，」送進第149特別旅所轄的懲戒連。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國人產生了錯誤的樂觀情緒。「俄國人的士氣實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師的一名軍士寫信回家。「大多數投向我們的逃兵都是因為飢餓。也許今年冬天俄國人會遭受一場飢荒。」蘇聯方面的記錄對這一時期蘇軍心態做了大量披露。第178後備步兵團三名士兵開小差，某中尉領命去抓三個人來充數，不管是士兵還是平民。即便不是大多數的話，逃兵中也有許多人是被征來充數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衛步兵師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諾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這些人完全沒有接受過訓練，有些人沒有軍裝。由於動員太急，許多人的通行證沒有收回。」這份呈交莫斯科的報告承認，沒有收回通行證是嚴重錯誤。「換上老百姓的衣服，手裡有通行證，他們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爾加河東岸。必須馬上將所有戰士的通行證收回。」
有謠言說德國人允許住在德佔區的俄羅斯和烏克蘭逃兵回家，政治委員們對此大為惱火。「德國特務發現我軍缺乏政治教育，他們利用這一點對我軍進行腐化，企圖勸說不堅定的戰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軍暫時佔領地區的人。」這些因德軍推進而淪為難民的人對他們家庭的命運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有時逃兵會在與其同一個師的數百名戰士眼前被當場槍斃。但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判了死刑的人會由NKVD特科所屬警衛部隊帶到戰線後面某個舒服點兒的地方。那裡，他被要求脫掉衣服，這樣軍裝和靴子還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簡單直接的任務有時也不能按計畫完成。第45近衛步兵師處決了一名士兵，心存疑慮的衛生員發現那個該死的傢伙還有一口氣。他剛要喊人幫忙，敵人的炮擊開始了。這個被處決的士兵坐了起來，搖晃著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著德軍陣地的方向跑去。「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給莫斯科的報告說，「他是死是活。」
第45近衛師特科射手的槍法之差，簡直超乎想像，讓人不得不懷疑這是他們多喝了幾杯伏特加之後幹出的「絕活」。還有一次，他們受命處決一名因自傷而被判死刑的士兵。像以往一樣，那人給脫去軍裝，斃了，扔在一個彈坑裡。屍體上面蓋了一些土，行刑隊就回師部了。兩小時以後，這名本該被處決的士兵，內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絆絆地摸回了自己那個營。同一支行刑隊不得不再次出動第二次槍斃他。
很多情況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根據第270號命令，家屬會受到迫害，這是一種額外懲罰，更是一種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政治委員和特科官員們將對家屬的報復作為絕對必要的手段，來威懾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審訊逃亡案件時，肯定對嫌疑人施加了強大壓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集團軍）第302步兵師的一名新兵被某個同志指控曾經說過 「如果我上前線，我就是第一個投降德軍的人」這樣的話。「在審訊中，」他據稱承認曾勸說其他五個人與他一起走，並「說出了」他們的名字，但這可能是他在 NKVD的壓力下編造的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陰謀。
政治委員們認為，對於部隊中的逃亡事件，「軍官們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腸」要負主要責任。但是，「作為一種只針對紅軍軍人不執行命令或從戰場撤退的極端手段」，軍官們運用手中權力槍斃下屬的事件也是數不勝數。甚至當局也極其罕見地認為軍官們過於嚴厲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團軍 204步兵師）兩名士兵失蹤。團首長和政委命令連長槍斃逃兵所在排的排長。」這名十九歲的少尉五天前才來到這個團，根本不瞭解那兩名逃兵的情況。「連長執行了命令。他到那條戰壕，當著指導員的面，朝著排長的頭就是一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