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呆了十幾年，至如今，護照已換了好幾本，每本護照上的簽證都有一個個小故事，讓人記憶猶新，但最令我難忘的是第一次簽證。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七月中旬，我從家鄉成都出發，隻身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到北京去辦簽證，準備去加拿大與分別了大半年的丈夫相聚。
那時的我躊躇滿志, 意氣風發，渾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四年的大學教書生涯以及出色的表現和工作中驕人的成就令我自信、自負、敢想、敢干、敢闖，好像世界上沒有我辦不到的事情。
正是我這種無往而不勝的表現，我辦事情往往得心應手。在北京安頓好後，我於上班時間趕到了加拿大使館，只見外面排起了一個長隊，門前兩個軍人站在那裡把守，排隊的人似乎很守紀律，除了輕言細語的交談聲，長長的隊伍一點都不混亂。我心裏奇怪著，那麼些人都排著隊，在等什麼呢？我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問，昂首挺胸地逕直走進大門。我找到了當時的文化參贊夏龍先生，因為我與他在中國加拿大研究會的年會上有過一面之緣。而他，早已把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給忘記了。經過一番自我介紹和提示，他能憶起我們的相識，並記得曾在那次會上向與會者作出的有事去使館找他的承諾。我告訴了我的來意，問他是否能幫忙。他很禮貌地回答說不能幫，並說明瞭不能幫忙的原因。聽罷我既未堅持也未勉強，就徵詢他，以我的實際情況，是辦留學簽證或是辦探親簽證容易。他認為辦探親簽證更容易一些。當時，我早就聽說辦簽證非常困難，故事先準備好了兩套材料。
告別了夏龍先生，我來到了申辦簽證的窗口，只見那裡人頭躦踴，嘰哩咕嚕的交頭接耳聲顯得場面熱鬧，大家不管認識與否，都在那裡交流信息，交流感受。我擠在人叢中聽了一會兒，發現有與我一樣第一次來辦簽證的，也有幾進幾出的「老油條」。我問了幾個人，瞭解了一些辦簽證的信息及方式方法。當大夥問起我是幾點鐘來排隊的，我告訴說剛來。聽到我的回答，別提大夥有多麼詫異了。他們都以為我有「後門」，紛紛圍過來問我是怎麼進來的。我此時才明白過來，外面的長龍隊就是等著進來的。我不解地、甚至好奇地問道：
「還需要排隊嗎？」
我給他們說我就是這樣直接進來的，大夥都用異樣的眼光瞧著我，有人簡直完全不相信：
「怎麼沒被門崗攔下？」
是啊，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兩個門崗的火眼金睛的盤查下，我怎麼就能如入無人之境呢？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那是為什麼。我猜想，也許是我的那份自信，也許是我那身比較時髦的打扮，也許是我沒有膽怯作四下環顧而昂然入內的派頭，讓別人以為我是裡面的工作人員。現回想起來，我那時真具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魄，因為，全然不知規矩的我，懵懵懂懂就闖進了大使館。
那天，我填好了表，連同事先準備好的材料遞給了一個女秘書，那人隨便地檢查了一下就不冷不熱地告訴我說：「等消息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再去使館時，就沒有那份運氣了。我本以為可以像頭天那樣，直闖進去，但門衛很禮貌地把我攔在門外，我只得排在長長的隊伍裡。那種比肩繼踵的等待，那種一、兩小時才移動幾步的焦慮，著實磨練人的意志與耐心。到了中午，才進到大門裡。問及女秘書，仍然是那句冷冰冰的話「等消息吧」。相信在那個年代辦理過加拿出簽證的人一定領教過那兩個中國女秘書的漫不經心和冷漠與不屑。
第二天，第三天，我像所有的申請人一樣，一大早急急忙忙地趕去排隊，等到中午時分好不容易進了使館，又飢又累的我得到的仍是那句毫無人情味的答覆「等消息吧」。其實，當初她倆要是稍為客氣點，回答問題禮貌點，告訴大家比如說「等三、五天再來吧」之類的話語，就可使多少已遞申請的人免除車馬勞頓及日晒雨淋之苦。
#p#到了第四天，女秘書還是讓我等而不給較為明確的答覆，這令我十分光火。中午時，擁擠在那裡的人群已經散去，我雖然又累又餓，還是穩穩地坐在門廳裡，女秘書一遍又一遍地催我離開，我十分堅決地應對著她倆的催促，就是不離開，那倆人也拿我沒辦法。或許是我的堅毅與固執，我終於等到了一個老外--我相信是簽證官的人出來了，我迎向前去，疾風暴雨似地述說了一通，大意是，我為什麼要堅持等他，然後抱怨那兩個中國僱員老讓我們無休止的等待，同時還說我從四川大老遠的地方來，難道就是這樣永無結果的等待嗎，等等。也許，在我之前，從未有人敢如此大膽地當面冒犯簽證官，挑戰那兩個女秘書的絕對主導地位。沒想到，簽證官很禮貌地聽完我的「投訴」，然後和藹地告訴我說：
「下午兩點來接待室見我。」
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簽證官,，還不瞭解他的辦事風格，我當時見他說話的語氣如此肯定，雖半信半疑，還是很禮貌地連連道謝，感到心中豁然敞亮。
其時正值盛夏，驕陽似火，但我心情舒暢，渾不覺熱，試想一個自工作以來無往而不勝的我，忍飢受餓，又天天在烈日下曝晒半日，又不知何時能拿到簽證的人，這會兒得到簽證官直接招見的承諾，甭提我有多開心了。儘管那時我還不知道，簽證官直接招見是禍是福，是批准還是拒絕。
按照約定的時間，我又昂首挺胸地走進接待室，經過遞材料的窗口時，聽見那兩位似乎手握所有簽證人生死大權的女秘書在那裡嘀嘀咕咕，其中一個還滿臉怒氣地質問我：
「你找了簽證官？」
「是啊。」我從容地回答道。
「你為什麼找他？」
我說，你們老是叫我們等，又不給予明確答覆，沒有辦法。我大老遠來，在北京無親無戚，居無定所，每天一大早火火風風趕來排隊，還不知啥時候才是頭。對方見我毫無懼色，冷冷地但用商量的口吻說：
「明早八點鐘來吧。」
我不從，正色回答說：
「是簽證官約我來的。」
沒想到這句話似摸了老虎屁股，那倆人十分生氣，其中一人還氣惱惱地到裡面去了。也許，她是去見了簽證官，也許她與別的同事商量了對策，我不得而知。總之，她從裡面返回來時，對我是滿臉的客氣和恭謙，前後判若兩人。她告訴我，她已知道了我的情況，懇請我第二天上班時間再來。我那時不敢相信她說的是真是假，我堅持要見簽證官，還推說第二天排隊進不來怎麼辦，她說如果我未能按時進來，她保證會到門口來叫我。我最終相信了她的誓言，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離開了大使館。
回到住處，我還是有點不放心，等到夜幕降臨時，我又趕到了大使館前，想排第二天的隊。可憐的我，隻身一人，還要排十來個小時，該怎麼辦呢？我有點六神無主，就和那個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聊起了天，我們天南地北，一陣胡侃。小夥子從聊天中得知我是在此等排第二天隊的，十分同情我，就勸我回去休息，他同時允諾我，儘管他午夜下崗，他會囑託下一班站崗的戰友幫我守住位子。他的善意，念我感激涕零，我將信將疑，一步一回頭地離開了使館。
#p#那天晚上，我不敢真正就寢，而只能半睡半醒，生怕睡過了頭，趕不上排隊時間。雖然有那位戰土委託新崗幫我佔位，萬一他忘了，萬一發生了別的變故，那可如何是好？我迷迷糊糊躺到了六點，立即翻身起床，急急忙忙趕到了大使館，一看還好，只有二、三十人排在那裡。我逕直走到門崗前，問是否幫我佔了位。那好心的門崗顯然已經知道，於是，我幸運地被要插到前幾個位置上，心裏樂滋滋的。站在隊伍裡，我就放心了，回頭和後面的人聊起天來，後面的說昨晚十二點前就來排隊了，生怕晚了進不去。我聽了直咋舌，心裏直感謝那兩位門崗。
聊著聊著，不知不覺八點鐘就到了，我們第一撥十幾個人被放了進去。剛來到簽證門口，那個平素坐在小窗口後面趾高氣揚的女秘書，一反常態，熱情地招呼大家，誠懇地請大家坐下等，當她見到我時，竟離開她那高高在上的寶座，從裡屋走出來，很客氣地同我寒暄。待她返座後，大家竊竊私語，議論著她的態度，都不知道為什麼。但其中也有略為知情的人，說昨天有人到簽證官那裡告了她一狀，今天才有這麼好的態度。當這群人最後知道那人就是我時，都佩服我的勇氣。
我們聊著聊著，看著前面的幾個人一一進去，不多一會兒，又都出來，有的喜形於色，那一定是簽證簽下來了，有的愁眉苦臉，那一定是被拒簽了。當叫到我時，在場的人都祝我好運氣。我隨翻譯進了辦公室，翻譯問我是否需要幫忙，我謝絕了翻譯的好意，就面對面地直接與簽證官交談。我從去加拿大的目的，到我在國內的工作、學習、生活等問題一一回答了簽證官的提問，最後，我還即興發揮了我對加拿大的瞭解。簽證官對我最後的對加拿大的知識特別看重，竟繞有興致地同我神聊起來，那熱乎勁，真有知音相見恨晚的感覺。談話濃時，我順便告訴他，我是中國正將加拿大的第一暢銷文學名著《小木屋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編譯成連環圖畫的第一人，於是，我們縱情地談到了這部書的作者及主人翁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這本書在加拿大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簽證官本人也非常喜歡這本書，因此我們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以至於我都忘了是來辦簽證或是來聊天了。真所謂話語投機時飛梭，不知不覺，一個多小時就過去了。當簽證官意識到他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時，就告訴我，下午兩點來取簽證吧。聽到那話，我那時仿如大夢初醒，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當我高高興興地從辦公室出來，大夥都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我，幾個已經混熟的同路人都關切地詢問結果，因為大夥見我久未出來，都為我捏著一把汗。當我愉快地告訴大夥我下午來取簽證時，大夥都為我的成功而歡欣鼓舞。
下午兩點，我取回了自己那本蓋有加拿大簽證的護照，獲得了我朝思暮想去加拿大的通行證，並隨後實現了我的夢想。
如今，我持有加拿大護照，到很多國家都很方便，也就沒了申辦簽證的焦慮和期待、激動與喜悅。但每當我回憶起第一次辦簽證的經歷，心中還是不能平靜，常常思緒萬千，回想起那些在我人生旅途中從陌生到熟悉而後又分手的面孔。當年像我一樣因辦簽證而記憶深刻的同道人，大家可好？
来源: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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