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9-20 20:23:47作者：趙旭
中國歷來關於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驚天地，泣鬼神，感動了一代又一代渴望仁政、反對專制暴政的人們。曾幾何時，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為了施展他們的反動暴行，為了他們封建法西斯專政的需要，秦始皇這樣一個充滿血腥的統治者又成了「梁效」等人鼓吹的法家優秀代表人物。
德國詩人海涅曾經說過：「文學史是一所碩大無朋的殯儀館。人人都在那裡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親友。」孟姜女的傳說寄託了無數個失去親人的人們的哀思，而在大西北的蘭州，當今也有這樣兩位女性，她們就是《經歷——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鳳鳴與《追尋》的作者李蘊暉。
泣血何人知，
腸斷有誰憐！
茫茫瀚海無語，
與我共悲潸。
冤未平人已去，
此情痛煞淒絕，
驚破戈壁天！
同蹈苦和難，
良人不回還。
聲喑噎，
心破碎，
恨綿綿。
滄桑巨變，
萬般痛楚未稍減。
血淚往昔忍顧，
明水一別卅載，
屍骨未能見，
荒塚無覓處，
長哭問蒼天！
當我讀到這發自肺腑的詞篇，我震撼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滂沱的淚水，任它盡情地流淌。在那個「引蛇出洞」的年月裡，多少熱血青年，多少思想的先驅，抱著對祖國的一片赤子之情，為了中華民族的早日振興，提出了很多治國安邦、發展民主自由的真知灼見，然而，專制者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和鳳鳴進入了圈套，李蘊暉掉入了陷阱。一夜之間，風雲突變，假惺惺大鳴大放微笑的鼓動，突然間變成了青面獠牙的鬼神長劍在握的一聲斷喝：「這是為什麼？」於是乎，上百萬知識份子被戴上了「右派份子」「反馬克思主義分子」「壞分子」等的大帽子。從此，一個思想禁錮定於一尊的時代開始了。和鳳鳴和她的愛人王景超離開了他們熱愛的《甘肅日報》社，分別到了河西走廊的安西十工農場和酒泉夾邊溝農場。《追尋》的作者李蘊暉剛剛大學畢業也被扣上了一頂右派份子的帽子，開始了她漫長的精神和肉體的熬煉。
李蘊暉原名鄒世敏，一九五零年考入中國醫科大學醫療系，在這所全國有名的醫療重點大學，她本應自由發展暢遊於知識的海洋，可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裡，她目睹了繼反胡風之後肅反運動的嚴酷，親眼看到了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被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在班上被其他同學辱罵批鬥。於是，在她臨近畢業前夕的開門整風運動中，她對這些錯誤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就是因為這些真話，一頂千斤重的右派份子的帽子落到了她這樣一個弱女子的頭上。然而，她是有可能不戴這個帽子的，只要她低個頭，承認個錯誤，或者說聲自己一時糊塗，也許結局會好一點，可她偏要認定一個死理說她講的就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嘛，而且，把這個勁較了整整二十二年，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
《追尋》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快過陽曆年時，衛生所要宰一頭豬來改善伙食。當她看到豬被繩子捆綁四肢，側臥在地上，一把尖刀扎進豬的心臟，豬慢慢死去的情景時，她的心中一陣隱痛。「我作為一個人，命運卻如此這般與它相近。家不成家，上不能養老，下不能顧小，長年累月動盪不安，成天破衣爛衫，踽踽而行。周圍的人一個勁地冷落你、孤立你、刻薄你，但又要使用你，讓你發出比常人更大的能量，讓你無希望無樂趣地活著，直到消耗殆盡。殺豬時，人們圍觀是想吃它的肉。但是，我的肉是沒有人吃的，是不必圍觀的。」李蘊暉的自傳《追尋》就記述了從肅反、反右到文革結束一段親身的經歷和感受。使我們看到了一位堅強的女性昂著頭，不在強權下違心苟活的感人形象。當我從書中看到這個女性的堅強和她的坦誠，自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羞愧，我們這些堂堂鬚眉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裡，為了苟活在這個世界上，見風駛舵，卑躬屈膝，完全失去了一個人做人的起碼底線。由此，也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在那個充滿血腥的歲月裡，人性被扭曲，良知被異化，根本沒有法制，受害人被冤屈從來沒有道理可講，親眼目睹了「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的事實。
我是一九八五年在一個簡陋的家庭裡採訪和鳳鳴的，那時她和很多改正了的右派一樣，以一種謹慎的話語和提防的眼神接待了我，我當時在別人的口裡知道她也在寫著那段可怕的歷史。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我採訪對了人，她就是我要瞭解的那一代最正直最無私的知識份子。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經常聽一些同學聲嘶力竭地大聲唱：「右派右派，是個老妖怪！……」的歌曲。我當時並不明白右派到底是什麼，後來才慢慢瞭解到原來這是些說了實話的知識份子。多少年過去了，我從自己親身經歷中深切地知道這個株連九族的政策是多麼的殘酷與可怕，所以，當我在《經歷——我的一九五七》裡讀到下面一段話時我的心開始顫抖。「反右鬥爭將我們雙雙打倒在地，這真是我們來到人世間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難以承受的苦難，我們的靈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跡斑斑，而兩個受難的靈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為一種強大的凝聚力，我們的情更深，愛更堅。用血和淚澆灌的愛情之花芳香美麗，它開放在我們被痛苦屈辱碾壓過的心田，又使我們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難。」
我不知道愛情是什麼，可我從孟姜女的傳說故事與和鳳鳴、王景超的生死之情中，看到了老一輩人給我們樹立的榜樣。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那些專制者製造的帽子的份量，不瞭解在他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還發生過摧殘人心靈和肉體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惡。過去的血統論政策可以使親朋反目，夫妻分離，在世人眼裡把戴帽子的人看成另類。
親情、友情、愛情是我們中華民族之魂，而專制者在那個年代最卑鄙的莫過於要將人們的情意完全割斷，他們要讓你最親最親的人將你完全置於死地。那個時候，一個帽子下面起碼有十多個人過著受人奴役、任人打罵、社會上處於最下等的命運，而這些親情把社會對自己的不公、怨氣，又轉移到戴帽子人的身上。我為我的民族而哭泣，他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已經破壞了人世間最起碼的同情心，閹割了一個雄性中華民族的正義之感、陽剛之氣。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無數個破碎的家庭又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但那上百萬人的命運已完全改變，那些創痕纍纍的家庭陰雲始終不散，苦痛將伴隨他們終身。正如《追尋》中說的：「總之，右派在心理上、感情上、家庭上、事業上、經濟上、健康上都留下了那個時代難以磨滅的後遺症，而且無聲地影響著後代。」
時光隨著人們的腳步在匆匆流逝，在人們變得越來越市儈，越來越自私，尤其時代的脊樑知識份子也在喪失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今天，我為我的故鄉蘭州有這樣兩位偉大的女性而感到驕傲。於是，我想到我們確實不能忘記過去，更應該反思造成那一個個悲劇的原因，去認識我們現實體制中的弊端。現在，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專制是過去千百萬個家庭苦難的根源，專制是貪污腐敗的溫床，改革開放則是破除兩千多年專制體制最強有力的破冰船，而民主和自由則能夠制衡絕對的權利，成為專制和腐敗最大的剋星。今天，和鳳鳴和李蘊暉把自己的血淚經歷寫了下來，給我們留下了最有價值的篇章，它啟示我們要像愚公移山一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去挖封建專制體制的大山。一代代，一年年，鍥而不舍，大膽探索，奮勇努力，不斷改革，借鑒全人類創造實踐的各種精華，讓民主自由之花盡快綻放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德國詩人海涅曾經說過：「文學史是一所碩大無朋的殯儀館。人人都在那裡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親友。」孟姜女的傳說寄託了無數個失去親人的人們的哀思，而在大西北的蘭州，當今也有這樣兩位女性，她們就是《經歷——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鳳鳴與《追尋》的作者李蘊暉。
泣血何人知，
腸斷有誰憐！
茫茫瀚海無語，
與我共悲潸。
冤未平人已去，
此情痛煞淒絕，
驚破戈壁天！
同蹈苦和難，
良人不回還。
聲喑噎，
心破碎，
恨綿綿。
滄桑巨變，
萬般痛楚未稍減。
血淚往昔忍顧，
明水一別卅載，
屍骨未能見，
荒塚無覓處，
長哭問蒼天！
當我讀到這發自肺腑的詞篇，我震撼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滂沱的淚水，任它盡情地流淌。在那個「引蛇出洞」的年月裡，多少熱血青年，多少思想的先驅，抱著對祖國的一片赤子之情，為了中華民族的早日振興，提出了很多治國安邦、發展民主自由的真知灼見，然而，專制者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和鳳鳴進入了圈套，李蘊暉掉入了陷阱。一夜之間，風雲突變，假惺惺大鳴大放微笑的鼓動，突然間變成了青面獠牙的鬼神長劍在握的一聲斷喝：「這是為什麼？」於是乎，上百萬知識份子被戴上了「右派份子」「反馬克思主義分子」「壞分子」等的大帽子。從此，一個思想禁錮定於一尊的時代開始了。和鳳鳴和她的愛人王景超離開了他們熱愛的《甘肅日報》社，分別到了河西走廊的安西十工農場和酒泉夾邊溝農場。《追尋》的作者李蘊暉剛剛大學畢業也被扣上了一頂右派份子的帽子，開始了她漫長的精神和肉體的熬煉。
李蘊暉原名鄒世敏，一九五零年考入中國醫科大學醫療系，在這所全國有名的醫療重點大學，她本應自由發展暢遊於知識的海洋，可是，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裡，她目睹了繼反胡風之後肅反運動的嚴酷，親眼看到了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被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在班上被其他同學辱罵批鬥。於是，在她臨近畢業前夕的開門整風運動中，她對這些錯誤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就是因為這些真話，一頂千斤重的右派份子的帽子落到了她這樣一個弱女子的頭上。然而，她是有可能不戴這個帽子的，只要她低個頭，承認個錯誤，或者說聲自己一時糊塗，也許結局會好一點，可她偏要認定一個死理說她講的就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嘛，而且，把這個勁較了整整二十二年，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
《追尋》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快過陽曆年時，衛生所要宰一頭豬來改善伙食。當她看到豬被繩子捆綁四肢，側臥在地上，一把尖刀扎進豬的心臟，豬慢慢死去的情景時，她的心中一陣隱痛。「我作為一個人，命運卻如此這般與它相近。家不成家，上不能養老，下不能顧小，長年累月動盪不安，成天破衣爛衫，踽踽而行。周圍的人一個勁地冷落你、孤立你、刻薄你，但又要使用你，讓你發出比常人更大的能量，讓你無希望無樂趣地活著，直到消耗殆盡。殺豬時，人們圍觀是想吃它的肉。但是，我的肉是沒有人吃的，是不必圍觀的。」李蘊暉的自傳《追尋》就記述了從肅反、反右到文革結束一段親身的經歷和感受。使我們看到了一位堅強的女性昂著頭，不在強權下違心苟活的感人形象。當我從書中看到這個女性的堅強和她的坦誠，自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羞愧，我們這些堂堂鬚眉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裡，為了苟活在這個世界上，見風駛舵，卑躬屈膝，完全失去了一個人做人的起碼底線。由此，也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在那個充滿血腥的歲月裡，人性被扭曲，良知被異化，根本沒有法制，受害人被冤屈從來沒有道理可講，親眼目睹了「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的事實。
我是一九八五年在一個簡陋的家庭裡採訪和鳳鳴的，那時她和很多改正了的右派一樣，以一種謹慎的話語和提防的眼神接待了我，我當時在別人的口裡知道她也在寫著那段可怕的歷史。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我採訪對了人，她就是我要瞭解的那一代最正直最無私的知識份子。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經常聽一些同學聲嘶力竭地大聲唱：「右派右派，是個老妖怪！……」的歌曲。我當時並不明白右派到底是什麼，後來才慢慢瞭解到原來這是些說了實話的知識份子。多少年過去了，我從自己親身經歷中深切地知道這個株連九族的政策是多麼的殘酷與可怕，所以，當我在《經歷——我的一九五七》裡讀到下面一段話時我的心開始顫抖。「反右鬥爭將我們雙雙打倒在地，這真是我們來到人世間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難以承受的苦難，我們的靈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跡斑斑，而兩個受難的靈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為一種強大的凝聚力，我們的情更深，愛更堅。用血和淚澆灌的愛情之花芳香美麗，它開放在我們被痛苦屈辱碾壓過的心田，又使我們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難。」
我不知道愛情是什麼，可我從孟姜女的傳說故事與和鳳鳴、王景超的生死之情中，看到了老一輩人給我們樹立的榜樣。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那些專制者製造的帽子的份量，不瞭解在他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還發生過摧殘人心靈和肉體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惡。過去的血統論政策可以使親朋反目，夫妻分離，在世人眼裡把戴帽子的人看成另類。
親情、友情、愛情是我們中華民族之魂，而專制者在那個年代最卑鄙的莫過於要將人們的情意完全割斷，他們要讓你最親最親的人將你完全置於死地。那個時候，一個帽子下面起碼有十多個人過著受人奴役、任人打罵、社會上處於最下等的命運，而這些親情把社會對自己的不公、怨氣，又轉移到戴帽子人的身上。我為我的民族而哭泣，他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已經破壞了人世間最起碼的同情心，閹割了一個雄性中華民族的正義之感、陽剛之氣。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無數個破碎的家庭又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但那上百萬人的命運已完全改變，那些創痕纍纍的家庭陰雲始終不散，苦痛將伴隨他們終身。正如《追尋》中說的：「總之，右派在心理上、感情上、家庭上、事業上、經濟上、健康上都留下了那個時代難以磨滅的後遺症，而且無聲地影響著後代。」
時光隨著人們的腳步在匆匆流逝，在人們變得越來越市儈，越來越自私，尤其時代的脊樑知識份子也在喪失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今天，我為我的故鄉蘭州有這樣兩位偉大的女性而感到驕傲。於是，我想到我們確實不能忘記過去，更應該反思造成那一個個悲劇的原因，去認識我們現實體制中的弊端。現在，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專制是過去千百萬個家庭苦難的根源，專制是貪污腐敗的溫床，改革開放則是破除兩千多年專制體制最強有力的破冰船，而民主和自由則能夠制衡絕對的權利，成為專制和腐敗最大的剋星。今天，和鳳鳴和李蘊暉把自己的血淚經歷寫了下來，給我們留下了最有價值的篇章，它啟示我們要像愚公移山一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去挖封建專制體制的大山。一代代，一年年，鍥而不舍，大膽探索，奮勇努力，不斷改革，借鑒全人類創造實踐的各種精華，讓民主自由之花盡快綻放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