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蝸居在湖南省長沙市中心建湘路上的一條窄巷裡，路面混雜著土、沙、碎石、磚塊和零散鋪了幾處的水泥。三層高破舊的筒子樓，他住一樓，11平方米的房間，臨巷開了扇窗，出門往樓內拐，陰暗的過道旁有他一小間帶窗的廚房和一小間不帶窗的廁所。這是當初他母親單位分的公房。
目前他靠開「摩的」為生。這門早被長沙市明令禁止的營生，前面常被冠以一個「黑」字。他下崗的那家廠子，原先每月發60%的基本工資，他的400多塊工資「再打個6折」，也就200多塊錢。最近4個月，廠裡說連這部分錢也發不出了，所以他還沒領到。
他開「摩的」並不拚命：通常每天下午5點以後等交警下班了，出去拉活，干到7點左右，掙個十幾二十塊錢，回家吃晚飯。夜裡10點過，他再出去一趟，干到凌晨一兩點。正常時一天能弄個三十幾塊錢。
其餘時間，他常泡在網上。他的博客「長沙刁民陳洪的博客」，7月27日開博，貼了29篇舊作，並陸續增添了10餘篇新作。結果，點擊量超過63萬次，有1.6萬多條跟帖評論，成為網上熱門博客之一。
這個48歲的下崗職工、「摩的」司機，用他那枝沒經過理論訓練的筆，描繪了一幅「底層表情」的圖像。
我應該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犧牲品
陳洪最被關注的文章，名為《下崗職工的幸福生活之17：一個摩的司機的自白》。文中寫道：「我是一個非法營運的摩的司機，但我並非是一個天生的‘非法營運者’。我應該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犧牲品。在我求學的年代，一場政治風雲剝奪了我們這一代人求學的機會和權利。
「轉眼30個春秋。我已由一個精壯的小夥變成了夾雜著滿頭銀絲在街邊跑摩的的老頭。可我今年卻才滿48歲。政府安排了我最美好、最具活力的青壯年時段，卻在我們年近40時，將我們推向社會，自己安排自己。
「十年下崗，為了生計，我打過工，經過商，也自學了電腦操作並讀了大量的書籍，並願以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感受來為我們這一批為共和國的繁榮昌盛貢獻了自己青春的40、50人員鼓與呼。所以，在近幾年中，本人在網路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希望政府官員能更關注我們這批因歷史原因而造成的所謂‘弱勢群體’。無奈，只因人微言輕，地方父母官需要‘政績、城市形象’來鋪墊陞官發財之路，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機制尚不完善的今天，依然對下崗工人的小本經營進行圍追堵截。
「我目前只能選擇‘非法營運’的‘摩的司機’職業，因為，我已沒有了選擇。乘坐我摩托車者，我視之為‘衣食父母’。我會小心駕駛，平安地將您送達您的目的地。我不會因交警、運政的攔截而將您引入危險的境況。這就是我，一個有20多年黨齡、30多年工齡的‘摩的司機’的自白。」
陳洪從今年3月起開始跑「摩的」，因此「自白」中還少見這一營生真正的艱辛。他在長沙市線材製品廠的同事、原來鍍鋅車間的骨幹王力平，從1997年起就開始跑「摩的」了。
王力平夫妻倆都從線材廠下崗。妻子到私人店裡站過櫃臺，後來到人家家裡做飯、做清潔，10塊錢一次。現在眼睛不行了，只能待在家裡。她的眼睛以前工作時受過傷，一根鋼絲彈在眼珠上。當時只休了十幾天，就回去上班了，也未按工傷處理。
兒子在讀交通技工學校，每年要6000多塊錢。上面還有84歲的老母親。一家人的生活全落在50歲的王力平身上。現在他們在外面還欠著1萬多塊錢的債。
1996年剛下崗時，王力平也出去找過工作。可是，「我們這個線材行業，比較專，沒人要」。於是他咬牙花7000多塊錢買了一輛江西產的冠軍牌摩托車，跑起了「摩的」。據他說，廠裡跑「摩的」的大概有十幾個人。旁邊東風鋼廠也有人在跑，附近幾個廠都有下崗職工在跑。
王力平比陳洪更小心，只是半夜出去跑。「我不能被他們抓住。要是被抓住了，就不可能有第二天的生活費了。」按照規定，黑摩的一旦被抓，要罰2500~3000元，不交罰款就沒收車。可是，要不出去跑，他同樣沒有第二天的飯錢。
接受採訪的前一天晚上，王力平從夜裡12點拉到2點半，一共拉了18塊錢，3趟5塊的，一趟3塊的。他每晚大約也就拉十幾塊錢。有時從12點干到4點，能拉30多塊。他一年四季都出去跑，冬天雖然人少，但也得去，穿著厚棉大衣。
不光辛苦，關鍵驚險。一天晚上他拉著一個客人，路上遇著路政部門設站檢查。讓客人下來繞路走，不答應，他只有把自己名字告訴對方，再記住對方名字，裝成朋友。檢查人員果然把他倆分開詢問，答出來相互名字才放行。
另一次也是晚上，客人下車時突然摔了一跤，其實是故意的，他的幾個朋友早就等在那兒，氣勢洶洶上來問罪。「我身上只有100多塊，沒辦法，只有全給他們了。」王力平回憶道。
還有送到地方了，客人耍狠說沒錢，「沒辦法，你也只有讓他走」。
更有甚者，「摩的」司機被搶、挨打，稀鬆平常。
陳洪雖算不上老司機，但他很有自我保護的經驗。晚上載客到了人少路段，他一定會加速，這樣即使背後客人有歹意，在高速行進中也不敢行動。
「摩的」司機大多說，若不是沒有別的謀生手段，自己肯定不願幹這兩頭擔驚受怕的活兒。
據今年7月湖南媒體披露，長沙市目前共有10.8萬名下崗職工，未實現再就業的下崗職工4.3萬人，大多年齡偏大，技能單一。
我算是比較早「下海」的
看過陳洪博客的一個記者回憶，1992年以前,報社開記者會，駐站記者來自全國各地，相互間散煙，都是各地自產的牌子。自1992年下半年起，他發現大家突然開始散「紅塔山」了。當時各地還沒有紛紛上馬價格不菲的高檔煙，作為全國性品牌的「紅塔山」，10塊錢一包，算是相當奢侈的煙。
直到今天，這個記者還常由此事引發感嘆：「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你能在每個人身上看到經濟大潮的活力和衝動。」
1992年，陳洪沒有混到抽「紅塔山」，但這股經濟活力對他的影響也絲毫不弱。那會兒他在長沙市線材製品廠當車間書記，下班後時不時和幾個工人一起出去接私活。一次，他們3個人給外面裝3個大配電櫃，每天晚上從6點半干到12點多，干了十多天，最後每人分了1700塊錢。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筆「巨款」。
陳洪還曾被廠裡派到深圳搞過一段銷售。他每月百把塊錢的工資由妻子到廠裡領取，他在深圳每天拿33塊錢出差費，一個月就是1000塊錢。但深圳消費也高，旅館包吃住一天就得25塊錢，再加上抽的是「希爾頓」，所以幾乎分文不剩。
一年後他回到長沙。差不多同時，鄧小平視察深圳，發表了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南巡講話。
1994年，陳洪停薪留職。「那個時候廠子已經在走下坡路，工資也低。另外老婆也在埋怨：人家的老婆，金項鏈啊，金耳環啊，就是攀比嘛。所以我壓力挺大的。」
其實那時，他周圍大部分的同事、同學、朋友基本上還是靠工資吃飯，廠裡的待廠裡，機關的待機關。畢竟，如他所說，「湖南這個地方開放比較晚」。
陳洪每個月交給廠裡100塊錢「停薪留職費」，開起了小飯館。直到1996年店面拆遷，他3年間掙了十多萬元。其時正趕上廠裡集資建房，陳洪把原先分的一居室退了，買了套66平方米的兩居室，用掉了3萬塊錢。裝修又花了好幾萬元，手裡所剩無幾了。
1996年，由於一場至今扯不清楚的「兼併」，陳洪和他的同事們徹底下崗。他拿手裡剩的錢，又借了一部分月息2%的高利貸，湊了十幾萬元，在工廠宿舍區附近開了一家自選超市。
陳洪今天把當初失敗的生意總結為「錯誤的時間和地點」。那個時候大家都面臨下崗，對未來沒有信心，不敢花錢消費。而地點選在廠宿舍附近，「我那時還算混得比較好的，工人中間有一種相互嫉妒的心理」。所以生意做不起來。
生意不好，還經常有人來「找麻煩」。先是派出所來收聯防費，張口1200元。陳洪也沒和對方客氣：「搶劫啊！我就是這裡線材廠的下崗職工，我是因為沒飯吃才來開的這個店。120我有，1200沒有。」來收錢的戶籍民警說：「那就給120吧。」陳洪說：「120都沒有。」後來，給幫工辦了兩張暫住證，花了100多塊錢，才算了事。
「但是有些人我還是惹不起啊。」店還沒開張，稅務監管員來了，拿著600塊錢汽油票，讓給報銷。陳洪根本沒有汽車，自己用三輪車拉貨。但是他老老實實給了700塊錢。「不然的話，他在稅務上找你的麻煩，你也沒有辦法的。」
他租的是兩層樓，想把樓上分租出去，減輕點兒負擔，就在周圍貼了幾張小廣告。結果城管來了，說是一張罰1000元。先說好話，最後，每人給搬兩箱啤酒到車上。
居委會老太太來收衛生費。「當然得給了，她老太太，你惹她不起的。」標準局來檢測衡器，合格了要貼張紙，「好，請交錢。」衛生防疫站也來抽查食品，像啤酒，看了廠家的合格證不算，還要搬一箱走，回去檢驗。檢驗合格了，「好，檢測費。」抗洪救災，街道上來收錢，說是做生意的都得交。陳洪說我沒錢。「沒錢？你開這麼個店，怎麼會沒錢？」
「哪個地方不要錢？！」陳洪一肚子的苦水倒也倒不盡。
超市開了一年多，破產了。1998年春節前，陳洪把所有的賬清了，又變得兩手空空，連買廠裡的兩居室也拿出去抵債了。
此前不久，1997年年底，陳洪與妻子離婚。
那時，他萬念俱灰，自殺的心都有。所有事情都了清的那個晚上，他走路回父母家，七八里路，他就走在大馬路中央，汽車看了他都繞著開。「就想，誰倒霉，他撞著我算了。」說到這兒，陳洪一向樂呵呵的聲音低了下去。
我的失敗不全是性格問題
其實，在38歲之前，陳洪在同齡人中算是比較成功的。可到了40歲，他一下子成了下崗職工，做生意也失敗。當時還沒覺得自己老，過了半年多，有一次他偶然照鏡子，才發現自己頭髮白了、掉了，連鬍子也白了。
後來，他炒過股、給私立學校打過工、印過名片、開過茶室、照過快相，最終開起了「摩的」。
「你幹過的事情不少，都沒幹出名堂來，原因是什麼呢，機遇，還是性格？」記者問他。
「性格、機遇都有。其實我的失敗也不完全是性格的問題。」陳洪沉吟了片刻，「這個社會，下崗工人要做點兒事真是很難。因為他的起點太低，競爭太激烈。政府又很少為下崗職工提供具體幫助。政府重視的是招商引資，針對的是大的資本。」
接下來他分析：這個下崗職工能做的事，那個也來做，這就形成激烈的競爭。一激烈就容易亂，一亂政府就出來治理。要是政府不搞「經營城市」的話，像歷史上，老百姓擺個小攤，總有條活路，雖說過得不富裕，但總可以養家餬口。現在政府講「經營城市」，下崗職工擺個夜宵不行，賣個早點不行，蹬個三輪車不行，跑個「摩的」也不行，全部都禁止。然而下崗職工的技能是很單一的。像線材廠，大部分工人一輩子就干一個工種，脫殼、退火、拉絲、鍍鋅、打捆，一旦拋向社會，他們只能幹一些被政府禁止或至少不情願讓市民幹的事情，政府鼓勵的有技術含量的事情，他們都幹不了。「然而他們前面幾十年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歷史不能形成斷層啊！」
做名片業務時，為了方便接生意和送貨，陳洪買了輛飛狐牌摩托車，連上牌共花了8000塊錢。不久，2003年2月，長沙市出臺「禁摩令」：摩托車禁走「六路一橋」，也就是主幹道全部不讓走。
「這就是斷了我的生路嘛。」陳洪感到不服，於是在「紅網」的「百姓呼聲」欄目裡寫文章。沒想到幾篇下來，點擊率一路攀升，陳洪的內心也獲得一種滿足：「咦，看來我還不是一無是處啊，還有人承認我。」
「至於有人在網上質疑我不是中學文化程度，那說明我不錯啊，自我感覺挺好。」他笑著提高了幾分聲調。其實他還真是中學文憑，1974年年底高中畢業後就下鄉，在農村待了4年，參加過高考，但沒考上，招工回城後做了8個月的工人，隨後就一直在工廠裡從事財會和管理工作。
2003年11月，長沙市市長在《長沙晚報》發表公開信，「痛斥那些不文明行為，號召全體市民都行動起來，關愛我們的城市，愛護我們的家園，珍愛城市的環境和形象。」
陳洪隨即以「長沙刁民陳洪」的名義，在網上發表致市長的公開信《長沙是誰家？憑啥我愛它？》，稱「現實的長沙，卻真不像我們工薪階層、下崗職工及貧困人群的家」。
後來這位市長在一次會議上表示，自己看了這封信後「深深地感到自責」，「這說明我們的工作中確實還存在不少問題」。陳洪由此名聲大噪，成了著名的「長沙刁民」。
他的網路寫作也一發不可收拾。2005年年初,他聽說了「博客」這玩意兒，便在「天涯」上開了個人的第一個博客，但兩週就被人黑掉了。後來他開始上「和訊網」寫博客，誰料還是不順，這個博客又數次被人盜用篡改。2006年7月27日，他新開了目前這個博客。
像這種工廠聚居區，90%以上都是貧民
長沙市線材製品廠原廠址在左家塘，地理位置不錯。經過一系列讓廠裡職工莫名其妙的「兼併」後，廠房沒了、設備沒了，那片地如今立起3棟高檔樓盤，名曰「東方新世界」。
售樓處內的銷控表佈滿紅點，顯然相當火爆。據銷售人員介紹，該樓盤共有1200餘套,去年11月開盤，今年12月入住,如今已所剩無幾。這裡的房子，均價3400元，在長沙算比較高的。
宣傳頁上印著這樣的文字：城市的繁榮與進步，映襯著我們的生活質量和品位。東方新世界，吸引著享受現代城市生活的精英們。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如同對待親人、朋友。
然而就在離這處樓盤不遠的老宿舍區內，很多不是精英的下崗職工，以絲毫談不上質量和品位的方式生活著。他們對這個城市的真實感情，外人也許很難捉摸。
長沙人有喝早茶的習慣。不過在工廠宿舍區，這早茶可沒有什麼精緻點心，就是街邊一杯1塊錢的清茶，下崗的同事幾人坐在一起聊天。老人一般出來得早，6點過就坐下了。中青年稍晚點兒，中午11點過，各自回家吃午飯。下午出來的人不多。到5點過，外面打零工的人陸陸續續回來，大家也坐下喝喝茶。
上午8點半，陳洪開「摩的」來到宿舍區。大家照舊坐著喝早茶聊天。上面通知了，拖欠的4個月工資，今天會發3個月的。本來說是昨天發，但昨天陳洪和很多同事都去銀行查了，並未到賬。職工們質問主管領導，才承諾今天一定發。
與陳洪同齡的王躍進起身掐掉手裡的煙屁股，「我去看看，到沒有」。大家一起笑，說：「好，他去看看，他去看看。」大約十幾分鐘後，王躍進回來，說是到賬了。然而他絲毫也不興奮，3個月工資，扣掉每月水電費，他拿到手只有170多塊錢。上個月，交完水電費，所有工資還得倒貼給單位9毛錢。
依舊是沉悶的一天。
街邊停一輛卡車，車尾立塊牌子：碭山梨，每箱10元14斤，歡迎品嚐，又甜又脆。
「像這種梨子，10塊錢14斤，在長沙算……」記者問。
「10塊錢4斤，不算貴的。」陳洪說。
「是14斤。」記者強調。
「哦，我看花了。那是很便宜的。」陳洪笑道。
這時坐在旁邊的人說了一句：「我們廠裡沒一個人買的。」
陳洪接話道：「真是，我還沒看見一個。就是這麼便宜的水果，還是沒人吃。」
下午6點半左右，天色已開始變暗。一輛摩托車架著一副牛骨架駛來。有人喊一聲：「骨頭，買骨頭哦」，街邊坐著的不少人馬上圍過去。只聽見議論聲，「這塊骨頭砸碎了熬湯，很好吃的。」
陳洪在旁邊看，笑著小聲說：「開葷了，牛骨頭。」
41歲的下崗女工周紅看中惟一一塊牛肉，黑乎乎的，顯然是賣剩下了很不好的那種。賣肉的要10塊錢，周紅講成8塊錢。可她沒帶錢，找旁邊同事借的。
脊椎骨賣3塊錢一斤，有人要了一截，7塊錢。於是從兜裡掏出揉得皺皺巴巴的一堆零錢，一張一張數給賣肉的。還有人選了一個蹄子，4塊錢。
賣肉的摸出一柄小斧，在地上使勁砍骨頭。骨頭上沒有一點兒肉，發出「哢哢」的聲音。
一個穿著肥大校服的小女孩兒走過，看見圍這麼多人，於是很感興趣地湊過來。只瞄一眼，便做出受到驚嚇的表情，「哦，好嚇人」，然後就跑開了。
然而成人們顯得非常快樂，相互開著玩笑，臉上堆滿笑容。有人拎著牛腿，遠遠問：「你要不要啊？」那邊答：「給你吧。」
「這是天天來嗎？」記者問
「不，不會每天。」陳洪說，「他們這種，不是正規屠宰的，嚴格說來不讓賣。這個地方牛肉肯定賣不動，吃豬肉都吃不起，還吃什麼牛肉！像這種骨架，又能補鈣，還有點兒油腥，這就是下崗職工的營養補充嘛。」
「他們天天能吃肉嗎？」
「不可能！」陳洪拖長了尾音說，「一個星期能吃上一次肉，算家境比較好的。」
「我看你那兒也是做的素菜？」第一次進陳洪家，床上鋪張紙，放著上頓吃剩下的一碗蘿蔔菜、一碗苦瓜和一碗米飯。
「我也是素菜，一個月能吃上兩次肉差不多。當然，朋友來了，也叫我出去吃。」
聽見這邊在討論肉的事，有人走過來說：「賣不掉嘛，像這種東西，在別的地方沒人要。」
「像這種場景，你要不是來這裡，是看不到的。」陳洪說，「像這種工廠聚居區，說白了，90%以上都是貧民。」
為窮人呼喊，應是我的本分
下崗10年來，陳洪覺察到，不僅先富者和按理應當後富卻始終未富者之間的經濟差距在拉大，而且精英與民眾的分野也在逐步擴大。
他的感覺是：說好為了明天的幸福，咱們大家都要「摸石頭過河」，但如今還在河裡摸索的全都是昨天的工人和今天的農民。河中沒有精英，只有瞎摸亂闖的窮人。新一代領導人想救我們上岸，但一些我們昨日的同伴，今天的貴人卻把守著河岸，不准我們靠近。
很不幸，他自己的博客就見證了這種「社會斷裂」。
一個署名「郭鋒」的人，在《一個摩的司機的自白》後跟帖：「作者，我比你大4歲，今年已經52歲了。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因為，國家、政府並沒有義務照顧我們這一代人一輩子。
「我在上初一的時候，已經從北京去了農村，靠掙工分自食其力。此後，經過努力，我當了兵、當了工人並在1978年靠自學(用三個月時間自學了初高中數學的全部課程)考上了人民大學。此後，又考上了研究生。現在，我沒有下崗的顧慮。我可以憑自己的頭腦和雙手生存下去。我大學同學中，像我這樣經歷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也沒有任何高幹子弟的背景。也就是說，我並不是什麼天才或者幸運兒。
「講這些，無非是想告訴你，一個人，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著！50年代出生活到現在的人不止你一個。在我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政府和國家給我們提供的條件都是一樣的，並未厚此薄彼。咱們都是站在同一條時代的起跑線上的。至於有些人發達了，有些人落伍了，這個責任更應該從自己身上尋找。」
陳洪則寫了《一個下崗職工給同齡「研究生」的回信》：「我們處於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道路、不一樣的經歷，我們當然也會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說，精英階層與平民百姓階層之間，目前在思想上、認識上已形成了一條巨大的鴻溝。可以不客氣地說，這條巨大的思想鴻溝已影響了我國的社會安定團結與社會的和諧發展，你們作為‘政府精英’或‘國家理論精英’階層就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麼嗎？
「政府及領導階層有責任和義務通過政策、法律、稅收、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來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
「我們之間所產生分歧的原因是，由於不同的地位和經歷，產生了不同的政治認同。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政治認同的話，一切看似正確的理論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應有的效能。因為，建立穩固的政治認同才是一個社會維繫穩定和發展的基礎。」
長期關注和研究民間思想的學者丁東，看過陳洪的博客後連呼「有意思有意思」。他認為，郭峰把下崗職工的遭遇不是歸於制度安排和制度缺陷，而只視為個人奮鬥，「目前社會上瀰漫的是這套邏輯，但它肯定不佔理」。一般人不敢明目張膽地說，而這次郭峰跳出來把很多人暗自相信和遵循的規則挑明瞭。
丁東對陳洪博客的意義評價頗高。「陳洪自己出來說話，和有良心的經濟學家為他們說話，是不一樣的。關於下崗職工這個群體的外部描述我們其實都見過，以前總是‘他’，而以‘我’的身份出來發言的還沒有。」
他很肯定陳洪使用博客這一網路新工具，認為這對建立和拓寬底層弱勢群體的表達渠道非常有意義。
事實上，陳洪在寫第一篇博客時還不自覺，但在和讀者的互動中已變得越來越自覺。他寫道：為窮人呼喊，應是我的本分。因為，我也是窮人。各階層有各階層的需要，各階層有各階層的聲音……窮人本應該是改革的支持者、擁護者，也應該是改革的受益人。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工人成了改革的最大犧牲者，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改革成了損不足而補有餘的合理藉口……窮人不是害怕改革，也不是反對改革。他們反對的是由少數人控制的、缺乏監督的、損不足補有餘的改革。
来源: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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