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17 02:59:13作者：劉曉波
九十年代中期，我去西安，鄭旭光帶我去看望過林牧先生，還在某個小包子館一起吃過便飯。
從此一別，十年了。
雖然與林先生再也不曾見面，但通過網路還是經常能聽到先生的聲音。偶爾通電話，先生給我的感覺是聲音亮、底氣足，可見他的身體一直很好。就在幾天前，他還頻繁地接受過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的採訪，評論陳良宇案和中共六中全會。
沒想到，老人說走就走。
如此突然的離去，讓人難以接受。
從年輕時代起，林牧先生就追隨中共，50年代入黨，曾兩度擔任過中共陝西省省委副秘書長，還出任過陝西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局長、西北大學黨委書記。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他在陝西參加胡耀邦發起的搞活經濟的改革，由此兩度被開除黨籍、兩次群眾專政、兩度入獄、8年勞改，前後遭受了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林牧先生不堪忍受，甚至多次自殺，幸虧未遂。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他才獲得平反、重新工作，與黨內開明派一起推動政經同步的改革。
正因為有了這麼坎坷的經歷及其覺醒，當偉大的八九運動席捲全國之時，林先生才能毅然站在學生一邊，並公開反對戒嚴和屠殺。六四後，官方進行人人過關的清查，林牧先生當然是陝西省的重點清查對象。當局用軟硬兼施的老一套逼迫林先生作檢討，但他毅然拒絕了種種勸誘、遊說和壓力。這種絕不妥協的姿態激怒的中共，林先生第三次被開除黨籍。因為六四之痛，林先生完成了由黨內開明派向民間民主派的轉變，也再度將自己置於長期受監控的敏感人士之列。
九十年代中期，國內曾有過一波民間簽名信高潮。林牧先生曾多次參與，他的名字常常與許良英先生、丁子霖女士一起出現在為六四正名的公開信上。其中，尤以 1995年「紀念聯合國寬容年」的公開信影響最大。簽名者共45人，包括體制內外的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特別是一些學部委員（院士）和政協委員參與了這次簽名。
據我所知，這封呼喚寬容和平反六四的公開信，源自林牧先生的創意。他在家裡起草了公開信的草稿，然後親自帶著草稿來到北京，與許良英先生一起商量修改和組織簽名。為了嚴肅起見，兩位老先生要求所有參與者都必須親自簽名，丁子霖夫婦就專程從南方老家趕回北京來簽名。最後，簽名信由學部委員王淦昌先生領銜，眾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簽了名,比如，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範岱年、王子嵩、包遵信、王若水、湯一介、樂黛雲等人。
在今天的網際網路時代，組織一封民間簽名信在技術上極為便捷。但在九十年代的通信條件下，如此嚴謹地操作一封有份量的簽名信，且徵集到幾十位知名人士的簽名，為了防止官方的破壞，文本的討論、修改、定稿和徵集簽名，都不可能通過電話完成，而是要面對面地討論，親自上門徵集，這在技術上堪稱「浩大」的民間工程，組織者如若沒有足夠的聲望、熱情、勤勉和耐心，是很難完成的。
1998年，林牧先生又與丁子霖女士、江棋生先生等人一起簽署了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兩宣言的宗旨，不僅在於敦促政府關注社會公正和尊重公民權利，更重要的是推動公民運動，呼喚公民社會。特別是後一個宣言，用今天的話說，實際上就是公民維權宣言。
進入新世紀，林牧先生發表大量的政論和參與了多次民間簽名活動，他以親歷來揭示歷史真相和中共罪行，以勇氣來針砭時弊和呼喚社會公正，以極大的熱情來關注人權和支持民間維權。對維權人士陳光誠、高智晟和郭飛雄的無辜繫獄，林先生更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因此，幾乎在每一個敏感的日子裡，林牧先生都要受到當地警方的騷擾和迫害；但幾乎在每一民間維權的個案上，大都能聽到林老先生的聲音。
林牧先生曾說：「在中共黨內寬容與殘暴、人性與黨性、關心人民疾苦與不顧人民死活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比之與壓制黨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更加殘酷、更加可怕。」 「我們這些人（指中共高幹）覺悟的程度，與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而我以為，這話用在林先生自己身上再合適不過，但用在絕大多數受迫害的老黨員、老幹部身上未必合適。類似林先生這樣受到過長期迫害的老黨員、老幹部很多，但因此而覺醒、覺醒後還敢於公開反抗的人並不多。特別是像林先生晚年這樣絕決地反抗中共體制和堅守民間立場，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大聲疾呼的人就更少。
林牧先生的轉變過程說明，改革以來、特別是六四後的中共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有些人因六四而離開了中共，變成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和維權人士；有些從年輕時代起就追隨中共的老黨員、老幹部，扮演的卻是體制叛逆者的角色，從事的是「共產黨員反對中共獨裁」的自由事業。這些人中，有人敢於發出直率的公開言說，或親自發起反迫害的簽名信，或參與民間發起的簽名信；有些人為了保住在國內媒體上的發言空間，有意識地打擦邊球，不失時機地發出令官方頭痛卻又無可奈何的聲音；還有許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沉默者，他們每天聽外電、相互交換來自網際網路的敏感信息和「反動」文章，聚在一起議論時政和罵娘。正如林先生的自述所言：「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化出來的。」
在此意義上，後極權社會中的獨裁政權，其合法性的銳減和統治效力的下降，既來自民間社會的逐漸覺醒，更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蛻變，二者的合力導致獨裁統治的越來越力不從心。其中，體制內異見者的言行尤為重要。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測試人心向背的最靈敏的指標，標誌中共體制的向心力遞減，對官權的政治僵化構成挑戰和壓力，他們在黨內的職位越高、資格越老，對瓦解獨裁體制的作用就越大。因為，他們更瞭解獨裁的黑幕，往往能夠揭示被黑箱長期封鎖的某些敏感內幕，而中共現政權又不太敢輕易把他們投入監獄。所以，他們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論自由」，其大膽發言會為整個社會的民間異見提供激勵和保護的雙重作用。
10月12日，林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談六中全會時說：「胡錦濤先生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大概已經有兩年多了。以前他們講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容，迴避了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主、法制、人權的問題，就是政治和諧的問題。這次在九大目標裡把政治和諧放在了第一條，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這是一個進步。以前提和諧社會，講的都是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和諧，而不講政治和諧，連人民權益這些問題都是迴避的......」
林牧先生所期待的「政治和諧」，將是一個自由中國。在這裡，民主得到落實、人權得到尊重，所有國民皆能免於政治恐懼。
離這次採訪僅過了三天，林牧先生就合上雙眼。此刻，我寫下這篇悼文，引用林牧先生的這段話，心中別有一番滋味。據林牧先生的家人宋湘林女士說，林牧平時身體好好的，昨日中午他還在寫文章，家人叫他吃飯，他說身體不舒服，去睡一會。下午2時去看時，發現林牧身體已經發涼，估計是在1時左右去世。
老先生是在睡夢中走的，遺容的表情很安祥。
大概也算是上天眷顧吧。
從此一別，十年了。
雖然與林先生再也不曾見面，但通過網路還是經常能聽到先生的聲音。偶爾通電話，先生給我的感覺是聲音亮、底氣足，可見他的身體一直很好。就在幾天前，他還頻繁地接受過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的採訪，評論陳良宇案和中共六中全會。
沒想到，老人說走就走。
如此突然的離去，讓人難以接受。
從年輕時代起，林牧先生就追隨中共，50年代入黨，曾兩度擔任過中共陝西省省委副秘書長，還出任過陝西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局長、西北大學黨委書記。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他在陝西參加胡耀邦發起的搞活經濟的改革，由此兩度被開除黨籍、兩次群眾專政、兩度入獄、8年勞改，前後遭受了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林牧先生不堪忍受，甚至多次自殺，幸虧未遂。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他才獲得平反、重新工作，與黨內開明派一起推動政經同步的改革。
正因為有了這麼坎坷的經歷及其覺醒，當偉大的八九運動席捲全國之時，林先生才能毅然站在學生一邊，並公開反對戒嚴和屠殺。六四後，官方進行人人過關的清查，林牧先生當然是陝西省的重點清查對象。當局用軟硬兼施的老一套逼迫林先生作檢討，但他毅然拒絕了種種勸誘、遊說和壓力。這種絕不妥協的姿態激怒的中共，林先生第三次被開除黨籍。因為六四之痛，林先生完成了由黨內開明派向民間民主派的轉變，也再度將自己置於長期受監控的敏感人士之列。
九十年代中期，國內曾有過一波民間簽名信高潮。林牧先生曾多次參與，他的名字常常與許良英先生、丁子霖女士一起出現在為六四正名的公開信上。其中，尤以 1995年「紀念聯合國寬容年」的公開信影響最大。簽名者共45人，包括體制內外的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特別是一些學部委員（院士）和政協委員參與了這次簽名。
據我所知，這封呼喚寬容和平反六四的公開信，源自林牧先生的創意。他在家裡起草了公開信的草稿，然後親自帶著草稿來到北京，與許良英先生一起商量修改和組織簽名。為了嚴肅起見，兩位老先生要求所有參與者都必須親自簽名，丁子霖夫婦就專程從南方老家趕回北京來簽名。最後，簽名信由學部委員王淦昌先生領銜，眾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簽了名,比如，楊憲益、吳祖光、樓適夷、周輔成、範岱年、王子嵩、包遵信、王若水、湯一介、樂黛雲等人。
在今天的網際網路時代，組織一封民間簽名信在技術上極為便捷。但在九十年代的通信條件下，如此嚴謹地操作一封有份量的簽名信，且徵集到幾十位知名人士的簽名，為了防止官方的破壞，文本的討論、修改、定稿和徵集簽名，都不可能通過電話完成，而是要面對面地討論，親自上門徵集，這在技術上堪稱「浩大」的民間工程，組織者如若沒有足夠的聲望、熱情、勤勉和耐心，是很難完成的。
1998年，林牧先生又與丁子霖女士、江棋生先生等人一起簽署了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兩宣言的宗旨，不僅在於敦促政府關注社會公正和尊重公民權利，更重要的是推動公民運動，呼喚公民社會。特別是後一個宣言，用今天的話說，實際上就是公民維權宣言。
進入新世紀，林牧先生發表大量的政論和參與了多次民間簽名活動，他以親歷來揭示歷史真相和中共罪行，以勇氣來針砭時弊和呼喚社會公正，以極大的熱情來關注人權和支持民間維權。對維權人士陳光誠、高智晟和郭飛雄的無辜繫獄，林先生更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因此，幾乎在每一個敏感的日子裡，林牧先生都要受到當地警方的騷擾和迫害；但幾乎在每一民間維權的個案上，大都能聽到林老先生的聲音。
林牧先生曾說：「在中共黨內寬容與殘暴、人性與黨性、關心人民疾苦與不顧人民死活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比之與壓制黨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更加殘酷、更加可怕。」 「我們這些人（指中共高幹）覺悟的程度，與自己所受的迫害成正比。」而我以為，這話用在林先生自己身上再合適不過，但用在絕大多數受迫害的老黨員、老幹部身上未必合適。類似林先生這樣受到過長期迫害的老黨員、老幹部很多，但因此而覺醒、覺醒後還敢於公開反抗的人並不多。特別是像林先生晚年這樣絕決地反抗中共體制和堅守民間立場，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大聲疾呼的人就更少。
林牧先生的轉變過程說明，改革以來、特別是六四後的中共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有些人因六四而離開了中共，變成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和維權人士；有些從年輕時代起就追隨中共的老黨員、老幹部，扮演的卻是體制叛逆者的角色，從事的是「共產黨員反對中共獨裁」的自由事業。這些人中，有人敢於發出直率的公開言說，或親自發起反迫害的簽名信，或參與民間發起的簽名信；有些人為了保住在國內媒體上的發言空間，有意識地打擦邊球，不失時機地發出令官方頭痛卻又無可奈何的聲音；還有許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沉默者，他們每天聽外電、相互交換來自網際網路的敏感信息和「反動」文章，聚在一起議論時政和罵娘。正如林先生的自述所言：「統治集團內部也決不是鐵板一塊，我和鮑彤一類的人正是從統治集團分化出來的。」
在此意義上，後極權社會中的獨裁政權，其合法性的銳減和統治效力的下降，既來自民間社會的逐漸覺醒，更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蛻變，二者的合力導致獨裁統治的越來越力不從心。其中，體制內異見者的言行尤為重要。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測試人心向背的最靈敏的指標，標誌中共體制的向心力遞減，對官權的政治僵化構成挑戰和壓力，他們在黨內的職位越高、資格越老，對瓦解獨裁體制的作用就越大。因為，他們更瞭解獨裁的黑幕，往往能夠揭示被黑箱長期封鎖的某些敏感內幕，而中共現政權又不太敢輕易把他們投入監獄。所以，他們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半吊子言論自由」，其大膽發言會為整個社會的民間異見提供激勵和保護的雙重作用。
10月12日，林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談六中全會時說：「胡錦濤先生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大概已經有兩年多了。以前他們講到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容，迴避了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民主、法制、人權的問題，就是政治和諧的問題。這次在九大目標裡把政治和諧放在了第一條，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這是一個進步。以前提和諧社會，講的都是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和諧，而不講政治和諧，連人民權益這些問題都是迴避的......」
林牧先生所期待的「政治和諧」，將是一個自由中國。在這裡，民主得到落實、人權得到尊重，所有國民皆能免於政治恐懼。
離這次採訪僅過了三天，林牧先生就合上雙眼。此刻，我寫下這篇悼文，引用林牧先生的這段話，心中別有一番滋味。據林牧先生的家人宋湘林女士說，林牧平時身體好好的，昨日中午他還在寫文章，家人叫他吃飯，他說身體不舒服，去睡一會。下午2時去看時，發現林牧身體已經發涼，估計是在1時左右去世。
老先生是在睡夢中走的，遺容的表情很安祥。
大概也算是上天眷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