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開始後，在國民黨軍隊在前線浴血奮戰之時，在無數的國民黨將官和士兵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之時，高喊著抗日的中共卻龜縮在一角，藉機發展自身力量。誠如毛在建政後的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中共陰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正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可以說，在以後的八年抗戰中，中共的反蔣始終是不遺餘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顯露出來。中共所為具體表現在：
首先，在軍事上，中共下令改編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其主要任務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根本任務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正是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軍隊的主要活動基本侷限在日本佔領區，正面戰場僅參加了太原會戰(平型關戰鬥) 和百團大戰，而且也並不是主動參與。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與國民黨戰死200多名高級將領相比，中共無一高級將領死於與日軍的交戰中；而在中國斃命的129名日軍高級將領中，死於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卻於 1939年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此時實力大增的中共為了避免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設計了一整套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毛公開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為此，毛提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經濟上，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陝北廣泛種上了鴉片，並冠以「大生產運動」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中共的所作所為都表明在中華民族最危亡的時刻，它並非如其宣傳的那樣英勇抗日，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將民族的利益拋在腦後。無怪有史家認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確實如此。
15、為中共積累統治經驗的延安整風運動
中共打著抗日的幌子，藉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時刻不忘記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通過整風運動，毛徹底清除了黨內可以與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從而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該書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的典型個案將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活生生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們真正瞭解了不同於中共黨史學家所描述的整風內幕，以及更深刻的瞭解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歷史。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的無辜者。毛還通過這場整風運動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16、皖南事變真相
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日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佔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七七事變後，根據國共之前達成的協議，中共紅軍游擊隊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但根據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這樣，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日軍。中共宣傳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臺兒莊的韓德勤等部。可以說，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畫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臺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希
来源: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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