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20 16:09:50作者：文清
——阿泉的移民故事
畢業後的幾個月，在找專業工作的同時，我曾在一家日本快餐店兼職打工，期間結識了阿泉，我的同事。
阿泉四十多歲，是個快樂的人，來自中國廣東省農村，移民加拿大已經十幾年了。他消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微笑常常掛在臉上。阿泉待人和善，樂於幫助別人，他的妻子也在餐館做工。兩個人有一雙兒女；幾十年的辛勤工作，不但保證了基本生活，而且擁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兩部車。如今兒子已經上大學，女兒在讀高中。
閑暇時間經常和阿泉聊天，阿泉很樂於講述他自己的故事。每次談到自己的一對兒女，阿泉的臉上總是浮現出幸福。聽阿泉說，他在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前就有了女兒，我就問他，「中國一直在實行計畫生育，你那時怎麼就會有兩個孩子？」阿泉說，「那時對多生小孩子管得很嚴的，多生一個要罰款一萬塊。我的同鄉也有‘超產’的，他們就被罰了一萬塊，很慘的。有的人交不起罰款把房子都買了，有的就全家躲起來了。」然後，阿泉自豪地說，「因為我有加拿大護照，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罰我的。」
阿泉在回憶往事時，臉上總是帶著滿足感，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一些只對歸國華僑和外籍人士開放的商店，在那裡可以買到很多市面上買不到的商品。在離開中國前，阿泉曾拿著他的那本護照在這樣的商店購物，並送給自己的鄉親。
一本加拿大護照，給一個原本是普通中國農民的人帶來的變化著實令人刮目。共產黨總是說，中國人權狀況如何好。但是，同在中國，普通的公民和拿到外國護照的中國人的境遇竟如此不同。
阿泉移民前後，他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姐之外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我打工期間，阿泉的弟弟阿明早晨經常過來喝咖啡，我問阿泉，「阿明為何不去工作呢？」阿泉說，「他的手有殘疾，沒有辦法做工。好在加拿大福利好，對殘疾人，不用做工也拿得到生活保障。」阿明也有兩個孩子，都是男孩。
在十幾年的移民的生活中，阿泉的這本加拿大護照似乎不僅僅給阿泉帶了這些。因為阿泉為人友善，我常和他打趣，「阿泉你看你多‘好’呀，一雙兒女就已經構成了一個‘好’字，如今，有車有房，兒子還上了大學。你的日子是越來越‘好’呀。」阿泉微笑著點頭。阿泉敬業樂群，周圍的人也以善意和尊重回報。許多回頭客都同阿泉交上了朋友。
阿泉的移民經歷讓我聯想了很多。如果阿泉沒有選擇移民加拿大，在中國還幹著同樣的工作，那他的人生經歷肯定會被改寫。在餐館幫忙，這樣的工作可能讓他在中國連養家餬口都成問題，更別提買車買方了。
在中國，多少農民工奴隸般的終身勞作，還是食不果腹、頂無片瓦、子女沒錢上學，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有的進城打工的農民甚至被長期拖欠、拒付工資逼得走上絕路。
共產黨總說，「只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並自作主張的將人權等同於生存權。似乎中國人能活著，已經是共產黨給的很大恩惠了。現實生活中，那些數以億計的社會底層勞工，他們辛勤的勞作有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他們創造的價值哪裡去了？
一方面，那些底層的勞工在生死線上苦命掙扎，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們在拚命的攫取、侵吞社會財富，許多人並將這些資金轉移到海外。
阿泉的經歷很典型，它也許會使人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中國的人權問題。在加拿大，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可以通過自己的勤勞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打造美滿的生活、受到人們的尊重、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
看來，只要共產黨在，那麼它宣傳的這種普通人的「理想生活」也只能在海外實現了。
（本文中提到的人名為化名）
畢業後的幾個月，在找專業工作的同時，我曾在一家日本快餐店兼職打工，期間結識了阿泉，我的同事。
阿泉四十多歲，是個快樂的人，來自中國廣東省農村，移民加拿大已經十幾年了。他消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微笑常常掛在臉上。阿泉待人和善，樂於幫助別人，他的妻子也在餐館做工。兩個人有一雙兒女；幾十年的辛勤工作，不但保證了基本生活，而且擁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兩部車。如今兒子已經上大學，女兒在讀高中。
閑暇時間經常和阿泉聊天，阿泉很樂於講述他自己的故事。每次談到自己的一對兒女，阿泉的臉上總是浮現出幸福。聽阿泉說，他在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前就有了女兒，我就問他，「中國一直在實行計畫生育，你那時怎麼就會有兩個孩子？」阿泉說，「那時對多生小孩子管得很嚴的，多生一個要罰款一萬塊。我的同鄉也有‘超產’的，他們就被罰了一萬塊，很慘的。有的人交不起罰款把房子都買了，有的就全家躲起來了。」然後，阿泉自豪地說，「因為我有加拿大護照，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罰我的。」
阿泉在回憶往事時，臉上總是帶著滿足感，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北京有一些只對歸國華僑和外籍人士開放的商店，在那裡可以買到很多市面上買不到的商品。在離開中國前，阿泉曾拿著他的那本護照在這樣的商店購物，並送給自己的鄉親。
一本加拿大護照，給一個原本是普通中國農民的人帶來的變化著實令人刮目。共產黨總是說，中國人權狀況如何好。但是，同在中國，普通的公民和拿到外國護照的中國人的境遇竟如此不同。
阿泉移民前後，他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姐之外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在我打工期間，阿泉的弟弟阿明早晨經常過來喝咖啡，我問阿泉，「阿明為何不去工作呢？」阿泉說，「他的手有殘疾，沒有辦法做工。好在加拿大福利好，對殘疾人，不用做工也拿得到生活保障。」阿明也有兩個孩子，都是男孩。
在十幾年的移民的生活中，阿泉的這本加拿大護照似乎不僅僅給阿泉帶了這些。因為阿泉為人友善，我常和他打趣，「阿泉你看你多‘好’呀，一雙兒女就已經構成了一個‘好’字，如今，有車有房，兒子還上了大學。你的日子是越來越‘好’呀。」阿泉微笑著點頭。阿泉敬業樂群，周圍的人也以善意和尊重回報。許多回頭客都同阿泉交上了朋友。
阿泉的移民經歷讓我聯想了很多。如果阿泉沒有選擇移民加拿大，在中國還幹著同樣的工作，那他的人生經歷肯定會被改寫。在餐館幫忙，這樣的工作可能讓他在中國連養家餬口都成問題，更別提買車買方了。
在中國，多少農民工奴隸般的終身勞作，還是食不果腹、頂無片瓦、子女沒錢上學，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有的進城打工的農民甚至被長期拖欠、拒付工資逼得走上絕路。
共產黨總說，「只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並自作主張的將人權等同於生存權。似乎中國人能活著，已經是共產黨給的很大恩惠了。現實生活中，那些數以億計的社會底層勞工，他們辛勤的勞作有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他們創造的價值哪裡去了？
一方面，那些底層的勞工在生死線上苦命掙扎，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們在拚命的攫取、侵吞社會財富，許多人並將這些資金轉移到海外。
阿泉的經歷很典型，它也許會使人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中國的人權問題。在加拿大，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可以通過自己的勤勞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打造美滿的生活、受到人們的尊重、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
看來，只要共產黨在，那麼它宣傳的這種普通人的「理想生活」也只能在海外實現了。
（本文中提到的人名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