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14）
我這裡舉一個湖北省漢川縣（現更名為漢川市）縣城內幾個所謂的民主人士被折磨至死的事例：
1． 劉副縣長
劉副縣長在1949年前，將其在縣城內的樓房作為中共地下黨的交通站，為中共地下黨的發展壯大各方面出力不少，中共非法建政後，為了「統戰」的需要，給了他一個有職無權的副縣長頭銜，本來是一個相當有才華，能幹事的人，文革浩劫前，長期有才無法用，有力無處使，鬱鬱不得志，在中共非法的歷次運動中，提心吊膽過日子，十幾年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早就後悔當初怎麼就鬼迷心竅，幫助中共去推翻合法的國民政府，如今落到個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文革浩劫中，一受批鬥，精神上再也無法承受了，回家就自殺了，這是這個小縣城內第一個自殺身亡的當權派。
2． 楊副局長
楊副局長家境殷實，在縣城內是有相當資產的人家，在五十年代，中共搞公私合營，實際上是中共邪立名目，奪去了有資產的人家的財產，楊副局長當時表現積極，為了「統戰」的需要，給了他一個有職無權的商業局副局長的位置，此人生性膽小，長期夾著尾巴做人，文革浩劫中，是禍躲不脫，幾經批鬥，自殺身亡。
3． 熊副店長
熊副店長家的商店，在中共搞公私合營時，成了中共的財產，他成了拿工資的店員，挂了個商店負責人之一的虛名，事情不能比一般店員干少，操心要比一般店員多，文革浩劫中，他也是批鬥對象，這日子無法過下去了，拋下一家老小，自殺身亡。 。。。。。。。。
類似的死亡事例，在這個小縣城內就不止三例，全國就更多了，
這三人一死求解脫，可苦了還活著的家人，中共對死人也不放過，宣稱他們自殺有罪，是有罪之人，死者已去，活人遭罪，劉副縣長當知青的女兒，就因受劉副縣長的自殺之罪的牽連，受到污辱，還不能被招工回城，萬念俱灰，投水自殺身亡，和其父一樣成了文革浩劫的犧牲品。
這三人的其它家人也因受他們自殺之罪的牽連，在他們死後，也遭了不少罪，而心靈上的創傷則更為深重。
值得深思地是，這三人的子女中，都有人是造反派紅衛兵，不知這些身為造反派的子女，如何去看待其無罪的父輩們，怎麼就在他們參與的造反運動中，無端的成了罪人，死於非命的。
何止是這樣的造反派紅衛兵的父輩，遭此劫難，那些曾經以折磨其同輩人的父輩為樂的老紅衛兵們，此時，他們自己的父輩也陷入了劫難之中。
在北京，他們親眼看見自己的父母也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反帶來的災難也降落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原先「紅色貴族」的地位正在動搖，甚至還有可能墜入社會的最底層，成為新的「狗崽子」。老紅衛兵們不願坐以待斃。 在周恩來和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幾位老帥講話的鼓動下，他們憤怒了。文革浩劫中，他們那以被共產邪靈附體放大加強的魔性有了新的發泄點。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裡。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淀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決定成立「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聯動」的前身主體是「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組織，曾經大搞「紅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殺人，臭名昭彰。
「聯動」分子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他們的口號是；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請讀者諸君注意，許多昔日的「聯動」份子，已是今日中共政權的中高級幹部，他們正在以新的形式兌現著他們的誓言和曾經呼喊過的口號）。
他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指使造反派紅衛兵造其父母反的中央文革小組和當時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而中央文革小組和當時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的黑後臺正是毛澤東本人，這回他們可捅到了馬蜂窩。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也揮向了他們，公安部對紅衛兵糾察隊發動了強大的攻勢，搗毀其據點，抓其 「首惡分子」，驕橫慣了的「聯動」分子於 1966年 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高呼口號，先後六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未果。
之後，「他們臂戴紅袖章，騎著自行車，疾馳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種口號，竭力發泄心中鬱積的怨憤和不滿。在老紅衛兵集中的校園裡，他們的情緒更是找到了發泄口：撕毀圖書，砸爛教學儀器，劈掉課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種物質修筑工事、營堡……。」 ，（《紅衛兵檔案》）
1966年12月26日以後，「聯動」組織被摧毀，骨幹成員大多數被捕。並在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這個曾經因為關押了「聯動」的老紅衛兵們，而被人們稱作「紅衛兵監獄」裡，上了共產邪靈附體給他們的另類教育課，
但是。作為共產邪靈附體長期培養出來的黨衛軍，共產邪靈附體對他們是又拉又打又撫摸， 1967年4月22日，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人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會議室接見一百多名「聯動」骨幹成員的方式，釋放了「聯動」分子。老紅衛兵們就以這種方式宣告了他們在文革浩劫中魔性表演的沒落，在文革浩劫後，至今也還未清算他們所欠下的血債。許多的老紅衛兵們現今還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繼續幹著害人的勾當。
而「造反派紅衛兵」在被共產邪靈附體利用後，其下場就不那麼輕鬆了。以下是曾經被共產邪靈附體重用過，曾經被稱為造反派紅衛兵領袖的幾個人的下場；
譚厚蘭：
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公社」主要負責人，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1968年10月，譚厚蘭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1982年11月，譚厚蘭在痛悔中走完了一生。這年，她才45歲，
王大賓：
王大賓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要負責人，1971年，王大賓被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開除黨籍。先被關押，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釋放
韓愛晶：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韓愛晶二十歲，是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頭目、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裡，韓愛晶非法強行揪回彭德懷，帶頭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使彭德懷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
1990年韓愛晶對一個朋友說，他為自己參與打擊、甚至動手毆打彭德懷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問：是誰明明瞭解彭德懷的歷史，卻異口同聲地告訴青年們，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韓愛晶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
1968年工宣隊進校後他被羈押，後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廠作技術員。1971年受隔離審查，接著被監督勞動，
1979年，韓愛晶正式被逮捕。1983年6月，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1986年獲釋。先在勞改農場，後回到原工作單位工作
蒯大富：
蒯大富是以攻擊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出名的清華大學學生，「井岡山兵團」負責人。，1968年工人宣傳隊進校以後開始受到批判，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作技術員。1970他被隔離審查，監督勞動。1978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判處十七年徒刑，。他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青海，1987年刑滿釋放。
蒯大富出獄後才結婚成家，。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但很快驚動了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層領導，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蘇常州，後又到深圳受聘於民辦及中外合資企業，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紅衛兵經歷，一直是蒯大富反覆思考的事情。他承認自己的過錯，並且為之悔過，但是不能接受判決書指控他懷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反革命動機」。
這幾個曾經被稱為造反派紅衛兵領袖的幾個人的下場，頗能說明跟共產邪靈附體走的人，最終是沒有好下場的。這幾個人的遭遇可以說是現世現報，這種現世現報可能是上蒼給他們以及類似他們的一些人改過自新的機會，讓他們從中認清共產邪靈的邪教本質，鄭重聲明退出曾經受騙參加過的共產黨與共產黨其它組織，他們的生命就可能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