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26 23:50:35作者：李毆梵
欣聞余英時教授獲得美國的「克魯奇」（Kluge）人文學科傑出成就獎，不禁由衷喜悅。余教授是我最敬重的華裔學者，我和他相識至少也有三十年的時光。亞洲週刊主編邱立本約我寫篇特稿，我在欣喜之餘，也不免感到惶恐，因為中國思想史非我目前學術的專長，我雖是學思想史出身，但現在卻成了一個「逃兵」！逃回到文學和藝術領域來了。因此匆匆下筆可能有不當之處，敬請各行家及讀者原諒。
克魯奇人文學獎的意義
我首先想談談這個人文學獎的意義。
人文學科衰微，似乎是經濟全球化以後的共同現象。其實美國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社會科學逐漸興盛，把人文的傳統壓蓋住了。美國的所謂「中國學」，(Chinese studies)是冷戰後才開創的「地域研究」的學科（另一「地域」是蘇聯），和源自歐洲的「漢學」傳統不同，更和中國的傳統「國學」不同。余教授在美國是少數能夠兼通但又遠遠超越這三個傳統的學者，而且不論在歐美或華人地區─特別是海峽三岸─皆備受尊重，原因無他，余先生在歷史方面的真才實學乃所有學界人士所公認。不僅在「漢學」和「中國學」界，而且美國的史學界和人文學領域終於承認余先生的學術地位貢獻，而且更承認他以中文寫出來的學術巨著。
余先生的兩巨冊近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尤其驚人，原來只是為一本《朱子文集》的標點本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卻發現史料中引申出來的問題太多，「逼使我步步深入」，終於寫出長達一千餘頁的兩大本書。據我所知，此書並未譯成英文，而「克魯奇」人文獎的審查委員顯然把此書考慮在內。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多年來以中國傳統和近代知識份子為主題的數十篇經典文章（已收入北京三聯出版的余英時作品系列中）；他的另外兩本專著：《論戴震與章學誠》及《方以智晚年考》，更屬於研究清代知識份子的專著。這一系列的著作，當然也在該獎的審查的範圍之內。
《紐約時報》十一月十五日的專文報導中特別提到余先生對於中國古今知識份子的研究和關注，並引用他的話說：「他們具有道德、政治、和社會的目的」，與西方知識份子相較（往往尊重知識）更任重道遠。《紐約時報》又引了主持該獎的國會圖書館的話，說余先生是當今「在中國和美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一點都不錯。儘管他一向反共，並公開支持民運人士，但他的全部學術著作照樣在中國大陸兩家知名的出版社同時同版，其影響力可以想見。
然而在當今美國學術界，除了剛去世的薩依德（Edward Said）之外，卻很少學者研究知識份子的問題。幸虧現任國會圖書館長畢林頓（James Billington）本人也是位歷史學家，早年以研究俄國文化史著稱，所以才能「慧眼識英雄」。據臺灣《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的特別報導：畢氏本來要親到余府拜訪，余先生謙讓，遂以長途電話長談一個多鐘頭，結束時畢氏對余英時說：「和您談話是場饗宴(a treat)」。傅建中認為「這一席談已使畢林頓決定余英時為得獎人了」。我想這個談話儀式，只不過是一種「確認」(confirmation)，可能遴選委員會早已決定了。但畢氏畢竟還說了一句內行話，他評論余英時得獎時說：「余博士的學術極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力跨越了許多科際、時空和議題，已深深觸及重大問題，和人性的真諦。」（引自《中國時報》十一月十八日傅建中文）。
《紐約時報》的新聞稿中，先提另一位得獎者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美國黑人歷史的開山祖師，他自己也是黑人─並說他更有名（by far the better known），此言也不虛。富蘭克林早已得獎纍纍，在美聲譽極高，然而華人讀者和學者會禁不住問：「他的學問比得上余英時嗎？美國最多也不過兩、三百年的歷史。」富氏探討的當然是一個大題目─黑人對於美國歷史和主流文化的貢獻─但余先生研究過的卻不只一個大題目，他探討過現代儒學，但卻不自稱是新儒家；他寫過關於胡適的書，但卻不受胡適的影響，我認為他的學問遠超過胡適；他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震撼了整個「紅學」界，但他並不拘限於「紅學」；他對於陳寅恪晚年所作的舊體詩的解讀（初載於香港的《明報月刊》），一發表就引起大陸學界的批評和反駁，但現在證明余先生的判斷是對的。
余先生對於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更直言批判，不留餘地，有人認為他太過「反共」，但這恰足證明他對於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的深切關懷。毛澤東畢竟是中國有史以來整肅知識份子最厲害的君主。余先生絕對不是那種大叫「以天下為己任」的高調「盟主」，也從不結黨結派，他逍遙自在，以他的著作和言論來見證一個真正知識份子的節操和風骨。
我所認識的余英時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沒有任何架子的朋友，我雖以長輩視之，但卻從不覺得他高不可攀，見面時無話不談，他時常語帶幽默對我評頭論足，而且對我夫婦關懷備至。我和玉瑩結婚時，他一時靈感大發，寫了一首賀詩，非但把我倆姓名置入詩中，而且內含玄機，最後兩句是：「法喜維摩今證果，嶸看筆底起雲煙」，似乎早已料到我妻要信佛而我返港後要筆耕不斷。這當然是我們一廂情願的解讀，不足挂齒，余先生聽到後大笑說：「我竟然變成預言學家了！」
香港新亞精神的動力
余先生和香港也有一段因緣。五十年代初他逃難來港，作了新亞書院的第一屆學生，錢穆先生的「入室弟子」，非但入室，而且和錢先生胼手胝足在課室中隨□而臥，一時傳為佳話。當年的新亞書院位居一幢舊屋第三、四層樓上，街頭喧鬧聲與樓上的讀書聲相映成趣，似乎也只有在這種極艱苦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大學問家。想錢穆先生聽到余英時得獎的消息，當會含笑於九泉，有此高徒，足可見證當年蓽路藍縷的「新亞精神」。然而，據《明報週刊》記載，這桂林街上的新亞舊址，也逃不了被清拆的命運，又一座文化遺產即將灰飛煙滅，不知余先生得此訊後作何感想？說不定他又是一笑置之。
克魯奇人文學獎的意義
我首先想談談這個人文學獎的意義。
人文學科衰微，似乎是經濟全球化以後的共同現象。其實美國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社會科學逐漸興盛，把人文的傳統壓蓋住了。美國的所謂「中國學」，(Chinese studies)是冷戰後才開創的「地域研究」的學科（另一「地域」是蘇聯），和源自歐洲的「漢學」傳統不同，更和中國的傳統「國學」不同。余教授在美國是少數能夠兼通但又遠遠超越這三個傳統的學者，而且不論在歐美或華人地區─特別是海峽三岸─皆備受尊重，原因無他，余先生在歷史方面的真才實學乃所有學界人士所公認。不僅在「漢學」和「中國學」界，而且美國的史學界和人文學領域終於承認余先生的學術地位貢獻，而且更承認他以中文寫出來的學術巨著。
余先生的兩巨冊近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尤其驚人，原來只是為一本《朱子文集》的標點本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卻發現史料中引申出來的問題太多，「逼使我步步深入」，終於寫出長達一千餘頁的兩大本書。據我所知，此書並未譯成英文，而「克魯奇」人文獎的審查委員顯然把此書考慮在內。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多年來以中國傳統和近代知識份子為主題的數十篇經典文章（已收入北京三聯出版的余英時作品系列中）；他的另外兩本專著：《論戴震與章學誠》及《方以智晚年考》，更屬於研究清代知識份子的專著。這一系列的著作，當然也在該獎的審查的範圍之內。
《紐約時報》十一月十五日的專文報導中特別提到余先生對於中國古今知識份子的研究和關注，並引用他的話說：「他們具有道德、政治、和社會的目的」，與西方知識份子相較（往往尊重知識）更任重道遠。《紐約時報》又引了主持該獎的國會圖書館的話，說余先生是當今「在中國和美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一點都不錯。儘管他一向反共，並公開支持民運人士，但他的全部學術著作照樣在中國大陸兩家知名的出版社同時同版，其影響力可以想見。
然而在當今美國學術界，除了剛去世的薩依德（Edward Said）之外，卻很少學者研究知識份子的問題。幸虧現任國會圖書館長畢林頓（James Billington）本人也是位歷史學家，早年以研究俄國文化史著稱，所以才能「慧眼識英雄」。據臺灣《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的特別報導：畢氏本來要親到余府拜訪，余先生謙讓，遂以長途電話長談一個多鐘頭，結束時畢氏對余英時說：「和您談話是場饗宴(a treat)」。傅建中認為「這一席談已使畢林頓決定余英時為得獎人了」。我想這個談話儀式，只不過是一種「確認」(confirmation)，可能遴選委員會早已決定了。但畢氏畢竟還說了一句內行話，他評論余英時得獎時說：「余博士的學術極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國史學、思想與文化的影響力跨越了許多科際、時空和議題，已深深觸及重大問題，和人性的真諦。」（引自《中國時報》十一月十八日傅建中文）。
《紐約時報》的新聞稿中，先提另一位得獎者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美國黑人歷史的開山祖師，他自己也是黑人─並說他更有名（by far the better known），此言也不虛。富蘭克林早已得獎纍纍，在美聲譽極高，然而華人讀者和學者會禁不住問：「他的學問比得上余英時嗎？美國最多也不過兩、三百年的歷史。」富氏探討的當然是一個大題目─黑人對於美國歷史和主流文化的貢獻─但余先生研究過的卻不只一個大題目，他探討過現代儒學，但卻不自稱是新儒家；他寫過關於胡適的書，但卻不受胡適的影響，我認為他的學問遠超過胡適；他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震撼了整個「紅學」界，但他並不拘限於「紅學」；他對於陳寅恪晚年所作的舊體詩的解讀（初載於香港的《明報月刊》），一發表就引起大陸學界的批評和反駁，但現在證明余先生的判斷是對的。
余先生對於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更直言批判，不留餘地，有人認為他太過「反共」，但這恰足證明他對於當今中國知識份子的深切關懷。毛澤東畢竟是中國有史以來整肅知識份子最厲害的君主。余先生絕對不是那種大叫「以天下為己任」的高調「盟主」，也從不結黨結派，他逍遙自在，以他的著作和言論來見證一個真正知識份子的節操和風骨。
我所認識的余英時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沒有任何架子的朋友，我雖以長輩視之，但卻從不覺得他高不可攀，見面時無話不談，他時常語帶幽默對我評頭論足，而且對我夫婦關懷備至。我和玉瑩結婚時，他一時靈感大發，寫了一首賀詩，非但把我倆姓名置入詩中，而且內含玄機，最後兩句是：「法喜維摩今證果，嶸看筆底起雲煙」，似乎早已料到我妻要信佛而我返港後要筆耕不斷。這當然是我們一廂情願的解讀，不足挂齒，余先生聽到後大笑說：「我竟然變成預言學家了！」
香港新亞精神的動力
余先生和香港也有一段因緣。五十年代初他逃難來港，作了新亞書院的第一屆學生，錢穆先生的「入室弟子」，非但入室，而且和錢先生胼手胝足在課室中隨□而臥，一時傳為佳話。當年的新亞書院位居一幢舊屋第三、四層樓上，街頭喧鬧聲與樓上的讀書聲相映成趣，似乎也只有在這種極艱苦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大學問家。想錢穆先生聽到余英時得獎的消息，當會含笑於九泉，有此高徒，足可見證當年蓽路藍縷的「新亞精神」。然而，據《明報週刊》記載，這桂林街上的新亞舊址，也逃不了被清拆的命運，又一座文化遺產即將灰飛煙滅，不知余先生得此訊後作何感想？說不定他又是一笑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