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再好，共產黨既然能把它看成個東西，不就是把民主當個玩物嗎？在中共看來，民主好不好，不是由佔全球國家總數三分之二民主國家中的事實證明的，而是由黨在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決定的。上個世紀40年代中共《新華日報》曾把民主捧到了顛峰。隨即從毛澤東的「歷次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到江澤民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又把民主踩在谷底。中共對民主這個詞的褒貶變化從來沒有減輕它對民眾政治迫害。涉及縣、地、省、中央政治權力的民主選舉也從來沒有在中共統治下實行過。
很明顯，俞文的思路來自於中共新的自保策略。中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黨內和社會危機。中共領導已從黨內空前的腐敗和黨員越來越大規模的退黨運動及社會各階層持續攀升的反抗中深深預感到中共統治崩潰在即的前景。胡錦濤幾年來試過各種藥方均不顯效。胡歷經江澤民的「胯下之辱」終於走到可以統掌局面的高度，在一展抱負的慾望和既茫然又不甘心(其實是糊塗)的心態下，想出來把民主旗幟從對手陣營拿過來為中共解危這一招。胡可能認為，從維權運動和民運理論家手把民主拿過來自己打既可將維權運動邊緣化，又可在黨內外和國際上為中共在瀕臨滅亡時取得繼續存活的合法依據。
中共在最後斷尾求生時是可以不擇手段的，包括接過「傳統文化」和「民主」。中共可能在政改中接受民主制度的一些內容，可能會設計和逐步推出民主化方案，也可能作出重大的平反措施，甚至可能退居到一般政黨地位 (如東歐多黨制)作為其實踐民主的佐證。也就是說，為了不死，中共可以把接受民主作為繼續存在的條件。從應對危機這個基點上來分析測胡錦濤智囊民主理論的出臺，其實踐範圍可能要比一般預測更大一些，理論上也並無多大難處。
當然，也正是為達到「求生不死」，中共智囊就必須迴避一個根本問題。俞可平幾乎講到了西方民主理論的所有方面。但在對西方民主價值廣泛的涉獵中，俞有意疏忽了在現有中共暴政下誰來主導民主轉型進程、如何轉化到民主政體、以及如何懲治暴君及其隨從者等關鍵問題。當民主成為秩序性制度之前，當它還只是暴政下的話題時，避開誰來主導民主轉型進程等問題隱藏了不可告人的玄機。
俞可平以中共官員寫這篇文章，當然不言而喻地把中共當作民主轉型的主宰者。但俞文同時坦承，「如果政府主要用強制手段，讓人民接受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制度，那就是國內的政治專制，是國內的暴政。」用這個標準衡量，中共統治是地地道道的國內暴政。殘害了八千萬中國人並仍在殺人的中共面對的應該是償還血債和請求人民寬恕的罪犯呀。它怎麼能有資格主宰民主轉型過程呢？有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且不說中共仍在揮舞屠刀，試想一下，不殺人的人都成不了佛，殺人犯只要不殺人了，也不償命，反而立即能成佛了。這不是在鼓勵殺人嗎？
美國《獨立宣言》精闢地闡述了從暴政轉化到民主的原則：由於政府是為了保障人民權利才建立的，因此政府一旦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暴政之下時，人民就有權，也有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在中共暴政下，用什麼方式結束暴政，怎樣轉換到民主政治，那是人民的選擇，不是中共暴政的安排。這才是民主，即人民及其真正的民意代表主導民主政治的建立和施行。
我曾在《中國聚變條件的成熟》一文中指出，中國人民將來的福祉和中國的再次崛起，包括人權、民主、自由、憲政等都不可能再由中共主導，因為人民已經給足了中共機會，歷史已經證明中共的存在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終極原因。未來與中共無關。中共是歷史中將被抹去的污跡。中共已是新舊歷史交替中正在逝去的現象和符號。去共產黨化已成了中國走向未來必然要跨過的門坎。中共根本不具備承擔民主轉型的條件，除了其必須被清算的血債外，中共沒有改良變好的可能，而且它正在一日千里不可逆轉的敗壞和退黨自身解體之中，其任何求生努力反倒構成了民主轉型的阻力，當然也可能是幾幅迴光返照。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胡錦濤智囊的民主高調，由此產生的幻想和對中共的留戀，都成了中共滅亡大勢中的犧牲品。(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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