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去年的外交活動車水馬龍，排場風光，做足了一副「新興大國」的國際秀。
2006年，中國舉辦了三個大型國際峰會並安排了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會議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
三個大型國際峰會是：2006年6月在上海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有9位外國國家元首與會；10月份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15週年紀念峰會，東盟10國的國家元首聯袂訪華；11月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48位非洲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赴會。第一次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會議在去年12月舉行，美國的7名部長同訪北京，這意味著布希政府內閣的三分之一成員一起訪華，這是中美關係上前所未有的。而日本首相訪華，則顯示近年來一直陷於僵局的中日關係終於有了一絲解凍的徵兆。
既然各國如此捧場，中南海自然飄飄然，於是順著桿子向上爬，其喉舌中新社洋洋得意地說：「中國的大國地位突出表現在其舉辦大型國際會議的號召力上」了。
種種跡象，使人們意識到，在荷包鼓脹財大氣粗之後，北京的外交業已拋棄了鄧小平充滿機心算計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低姿態，開始招搖過市，亮胳膊露拳腳，要爭當國際舞臺的主角了。
二、 亮屏孔雀的後臀
然而，正當廣宴賓客的中南海主人志得意滿時，大煞風景的是，一聲悶響，不買賬的小兄弟痞子金正日年底一通核爆炸，核塵埃飄灑北京，中南海個個灰頭土臉，左右不是人。該核爆等於是宣布：（中國作為東道主的）六方會談失敗，朝鮮半島無核化已成泡影。它清晰證明，無核化與金正日政權水火不容。北京外交界企圖二者兼得的美夢已徹底破産。
另外一項捅了「和諧外交」大窟窿的是，不久前，沒有任何預兆，中國突然發射導彈擊毀自己的一顆過時衛星，以顯示自己的太空作戰能力，其實更是顯示對美太空挑戰的姿態。正如泰晤士報所說，「中國不僅打破了一個沒有形式的，然而強有力的禁令，它也背離了‘太空非軍事化’的通行政策。這次的力量遊戲讓人想起冷戰，它把國際通行的自由約束政策推到了一邊去。這是發出一個沒有細微感覺的信號：中國要追趕美國在太空的軍事能力。」而曼海姆晨報則認為中國喚醒了里根(Ronald Reagan)的舊夢，「中國現在在為星際大戰武裝起來嗎？不管怎麼說，這個驚人的擊毀衛星行動把美國人給搖醒了。毫不奇怪，北京以此令人吃驚的成就將使里根的星際大戰舊夢復活。」它是指中國欲效法勃列日涅夫向里根挑釁的「星球大戰」計畫。明顯是一個預謀的挑釁，中國要以此迫使加速禁止包括美國防導彈系統在內的一切空間武器的協定的簽署。
這樣，在北京燦爛地張開其孔雀之屏向全球示好之時，卻不小心露出了屏後那並不燦爛的臀部。於是，笑容可掬信誓旦旦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云云，由於美麗背後的醜陋陰影，在各國人士心上，罩上了一層「中國威脅論」的厚厚疑雲。
三、 外交喧嘩的背景
不過應當說，北京去年外交與前幾年相比，總的來說是較為順暢的。其所以得意張揚，客觀而言，在國內方面，首先是炫人眼目的經濟增長：超過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滬深兩股市強勢走高，中國看來已順利完成入世過渡期……中國的經濟表現在世界上的搶眼表現，使北京增加了外交籌碼和信心。
其次，是國際環境相對有利：美國深陷於伊拉克戰爭而無暇他顧，同時在北韓問題上尚需中國合作；美俄關係進一步冷淡，有利於北京打進橛子；日本經濟尚無振衰起弊跡象，對華尚未構成足夠壓力；歐洲的德法兩國雖然開始降低其反美姿態，但在市場上仍對中國多有所求；而世界上的反全球化傾向有上揚之勢……。諸事諸情種種，給中國的外交騰出了縫隙，挪出了縱橫捭闔的空間，使北京得以乘虛而入。
四、外交技巧與「合法性焦慮」
然而，這一景象只是一種特殊時期的暫時現象，而不是具有牢固根基的能垂之久遠的國際態勢。一旦上述的暫時性因素逐步化解，譬如，伊拉克戰事得以大體解決，恐怖主義力量漸成強弩之末，屆時，當國際主流社會騰出手來之後，國際關注焦點就會轉移了，更根本的不協調因素就會凸現出來：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制度形態與國際主流的衝突，中國內政與外交的衝突，在在撕裂著這個國家。因此，從長遠看，北京實質上的外交形勢是相當嚴峻的。
問題之源蓋出於根深蒂固的北京政權的合法性焦慮。否則，以一個堂堂的「崛起大國」之尊，何以虛弱到對八本文藝性的書籍痛下殺手，對一位心懷愛心的盲人維權人士，對幾位手無縛鶏之力的維權律師、異議作家，對「冰點」的幾篇議論歷史和介紹臺灣的文章，如臨大敵，封殺抓捕？除了「合法性焦慮」，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上述政府行為？
而這種焦慮，依靠外交技巧是無法解決的。
其實，自從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各主政當局並非缺乏現代外交技巧和傳統。在同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以均勢原則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原則實際上早就深刻影響了中國各政權的外交方針。早在19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官僚已懂得外交上的均勢原則。當時曾紀澤就建議清政府對藩屬安南(越南)採取對西方門戶開放的均勢政策，他形容此政策為「投一羊以斗眾虎」，由於沒有一隻老虎有能力奪得該羊，因此該羊遂得倖存。這一均勢策略的平衡技巧後來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已被運用得十分嫻熟，得心應手了，北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聯美抗蘇就是其著名範例。
我們看到，中國外交界近年來也出現了一批年輕的新人，他們教育背景完整，不少人還在海外獲得學位，精明能幹，專業熟悉，對世界瞭解，可堪造就，在外交技巧方面不輸於任何國家的外交官。
然而關鍵問題是，這樣一批經過訓練的外交水手是服務於一條什麼樣的大船上？這條大船正在駛向何方？如果偏離了主流航道，水手技巧再高，也難免船毀人亡。
外交技巧面對政權「合法性」問題時是無濟於事的。玩弄均勢政策的清政府灰飛煙滅了，極具外交經驗的前蘇聯解體了，中共就能靠外交技巧穩坐釣魚臺？
人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提出了「和諧社會」口號，以化解國內的緊張態勢；後來，在2005年聯合國講話中又提出構建「和諧世界」，2006年6月又在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提出建立「和諧地區」，以化解國際社會的「中國威脅論」。用心良苦，可予表揚。
人們還注意到，正是鑒於其「合法性焦慮」，胡錦濤曾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企圖解決這一焦慮。但是，他漏掉了最核心的一條：「權為民所授」，也就是漏掉了當今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國家定位問題。長期的國家走向問題。中國對國際主流秩序和普世價值是歡迎還是排拒的問題。
中國倘若不利用目前國際環境相對有利時痛下決心，解決國家定位問題，國家制度方向問題，待到將來國際壓力驟然增大，就恐怕沒有如此從容的時間和空間來解決上述轉型問題了。屆時，恐怕將如杜牧所哀嘆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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