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後，幸災樂禍的有兩類群體，一類是生活在貧困國家的原教旨主義者，另一類是生活在專制國家的無神論者。前者主要是阿拉伯人，後者主要是中國大陸人、朝鮮人和古巴人。如果說，前者因極端信仰和身在其中而仇視美國，還有一點似是而非的道義色彩的話，那麼，後者只是隔岸觀火的旁觀者，他們對美國的仇恨就完全是極為世俗的劣根性所致：誰讓你那麼富足強大、不可一世，總對別國指手畫腳？誰讓你喜歡當國際警察且執法不公？誰讓我們貧困軟弱、始終抬不起頭？誰讓我們即便滿腔仇恨也不能把你怎麼樣？中國人似乎受盡了美國的傲慢霸權的欺負和剝奪，羅列出種種歷史上的恩怨來支持自己的幸災樂禍。因此，中國人對恐怖份子的讚美和對阿拉伯人的支持，絕非他們發自內心的感情，而是藉此了宣泄自己對美國的仇恨。
如果僅以弱小民族在歷史上的受迫害為由替恐怖主義進行道義辯護，那麼在人類歷史上，最應該進行恐怖主義復仇的民族應該是猶太人，他們從「出埃及」失去家園之後，一直是受迫害的無家可歸的流浪民族，猶太聖城耶路撒冷數次被毀，到二戰期間達到種族滅絕的高潮。如果把怨婦情結的發泄和復仇作為正義，那麼猶太人完全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整個世界欠猶太民族的血債太多了。而伊斯蘭教的命運只是在近代才開始衰落，當年的古波斯帝國，曾經代替羅馬帝國的奧斯曼帝國，都有過不可一世的稱霸歷史。到了現代，自從世界離不開石油之後，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富得流油，只不過那些天賜的財富沒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數王公貴族所壟斷，大把的金錢用於戰爭、揮霍、教派紛爭和恐怖活動，卻很少投入到改善國計民生的有效率產業之中。
所有現代落伍的民族國家，大多是專制政權，都有種解不開的「怨婦情結」。越是落後的專制國家，就越要尋找和塑造一個外來的敵人，越不厭其煩地通過壟斷輿論的權力，向國民灌輸被歪曲的歷史和現實，把國際關係中的西方國家塑造成忘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婦情結和仇恨意識成為國民素質的基本要素，以此轉嫁國內危機和民眾對內政的不滿。
美國之所以成為這些國家怨恨的主要目標，一是因為美國在世界上，是自由制度的象徵、推廣民主的中堅和維護人權的先鋒，因而必然是所有踐踏人權的專制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些國家的統治者當然對此非常不滿，便通過把制度之爭轉變為民族之爭，竭盡全力對美國進行妖魔化；二是美國的富足和強大，對於貧困落伍者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壓抑，人性本身的嫉恨弱點，又為獨裁者播種仇恨的種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因為民眾在長期的奴役中，既積累了太多的冤屈又養成馴順的奴性，既對獨裁政權不滿又相信官方的宣傳（因為他們的知情權被剝奪）。
中國人對美國的仇恨，還有一層傳統的天下意識的狂妄自負，因近代的落伍挨打而變為畸形的民族虛榮和自卑自傲，變成魯迅所說的「合群的自大」，動不動就用「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來貶低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說美國淺薄得「沒有歷史、沒有文化」；動不動就拿「漢唐盛世」和「大清國版圖」來證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天下第一，把任何華人個人在國際上取得的成就，皆要放大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徵兆，甚至海外華人的個人成就也要尋根到民族歷史的源頭。
所以，一遇到國際衝突，民眾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婦訴苦和潑婦罵街的方式對外發泄，似乎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對得起他們，特別是那些自由富足的國家。他們很少提及美國幫助中國保住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基本不提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美國為了避免中國的內戰全力週旋於國共兩黨之間；不提中國與前蘇聯對抗之時，也是中國在外交上處於最孤立的60年代，美國堅決反對前蘇聯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並在70年代初主動向中國伸出和解的雙手。美國這樣做的主要動力，固然基於聯中抗蘇的國家利益，但在客觀上幫助中國擺脫了國際孤立，並為後來的開放奠定了外交基礎；不提在中國走上改革之路以後，美國對中國的每一個進步的支持（資金、技術、思想文化、新聞輿論等等），一直鼓勵和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六四之後，美國盡力幫助獨裁下的大陸人爭取人權，敦促中共善待自己的人民，成為遏制中共獨裁政權的最重要的外部壓力。
就是這樣的美國，居然成了很多自稱愛國的大陸人發泄怨恨的主要目標：中國貧困落後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罪惡造成的，申奧不成功是美國人在搗亂，得不到諾貝爾獎是西方文化霸權，關注中國人權是居心不良，保護臺灣免受中國武力攻擊、支持西藏的自治要求是要分裂中國，還有國共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誤炸使館、撞機……從現實到歷史，從歷史到現實，喋喋不休的訴苦、抱怨和控訴是他們所向無敵的法寶。而怨婦，一被調撥，最容易轉化為潑婦，滿肚子的怨恨似乎就是她們撒潑耍混、破口大罵的充足理由，而如今的網路又使怨婦們可以變成蒙面的言論恐怖份子，怯懦而不負責任地讓詞語炸彈遍地開花。而這怨和罵的內在動力，無非是在對外宣泄仇恨的同時，以要挾和敲詐的方式祈求一點可憐的恩賜：「你們讓我們吃那麼多苦，總該讓我們罵罵街宣泄一下，總該拿出點實惠補償一下吧。」
更危險的是，潑婦們在以愛國鬥士的姿態向本國的統治者獻媚的同時，一旦有了機遇就自動變成暴民。正如毛澤東時代，對一切被欽定的敵人進行鬥爭的訴苦大會和批鬥大會一樣。訴苦大會是怨婦訴苦，不惜編造和歪曲；批鬥大會是潑婦罵街，決不吝惜惡毒和仇恨；最後必然發展為暴力。而當發財致富代替階級鬥爭，實用主義的利益至上代替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理想，犬儒化的精確計算代替了愚昧者的盲目戰鬥……之時，美國也由帝國主義變成了霸權主義，對美國的仇恨也由發誓消滅帝國主義變成了對財富和強大的既羨慕又嫉恨，變成了一邊大罵美國，鼓吹超限戰對付美國，一邊想去美國鍍金，挖空心思搞綠卡弄護照，利用國際大資本發財並把財產轉移到西方。
「怨婦」們得內心裏層層淤積起仇恨，塑造出一種變態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於正義而是基於個人的恩怨，不是來自愛而是來自恨，不是尋求平等對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憑自己的能力加入競爭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不是敢於反抗每天發生身邊的邪惡而是對遙遠的國家進行瘋狂的詛咒。如今，這類怨婦和潑婦在利益至上的毒化下，不再具有毛時代的愚忠式的樸素和發自內心的仇恨，而是逐利時代的小人式的狡猾和作秀式的撒潑耍賴。
中共執政後很少有善待自己人民的時候，遭受獨裁政權的野蠻壓迫的民眾，選擇擺脫貧困和弱小的首要出路，不是甘願接受獨裁者和恐怖梟雄的妖魔化灌輸，把一切責任歸罪於虛構的外部敵人，把仇恨發泄到別人頭上，而是奮起推翻本國的獨裁者。而當民眾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原因而認同和服從獨裁者時，那麼，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無家可歸的悲慘處境，被殺戮、被奴役、被歧視、被剝奪的非人生活，便永遠沒有盡頭。主要的罪責固然要由獨裁暴君來負，但民眾的愚忠、軟弱和無奈的馴順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
2001年10月1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