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精華的例子是《洛杉磯時報》前駐北京辦公室主任孟捷慕（James Mann）的《中國幻覺（The China Fantasy）》，以及英國記者赫頓（Will Hutton）的《凶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這兩部著作都是表面上說中國，但目的在於影響西方的政策。它們的副標題更清楚體現這點：孟捷慕的是「我們的領袖如何解釋中國的鎮壓」，而赫頓的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把中國當成夥伴來擁抱或把它當作敵人來面對」。
相似之初到此為止。孟捷慕的篇幅不長，是一篇長散文，串起他心中認為的美國政治家與中國打交道時的偽善。孟捷慕認為，為了維持良好的貿易關係，美國領袖無視一個不便的事實：執掌中國的是一個鎮壓性的、有時殘暴的政權，反對他們聲稱要珍惜的一切：民主、人權和自由。他們用孟捷慕所說的「平穩版本（soothing scenario）為這種行為找藉口，基於民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的猜想，認為中國終將覺醒分享他們的價值，」。孟捷慕把這稱之為「星巴克謬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認為當人們的咖啡選擇多於領袖選擇，政治變革不可避免。但孟捷慕看到第三條路，這條路在民主降臨和陷入混亂的崩潰之間。他認為從現在開始二十年候，中國仍然像如今一樣的專制。中國新近富裕起來的城市精英有著維持現狀的既定利益，不會成為民主的先驅，而是讓中國農村大眾繼續被無限期地剝奪公民權。孟捷慕認為美國在和北京打交道時需要記住這種版本，而不要僅僅假定一切最終水到渠成。
赫頓的著作規模更為宏大，特別是對於那些不是中國專家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在四百頁密集的事實和註腳中（他的參考數目就有二十七頁），赫頓詳細分析中國的崛起以及西方國家必須做什麼來維護領袖角色。他的主張相當簡單，而且很多跟孟捷慕的直接相反。他在前言中寫道，「如果下個世紀是中國人的，那將僅僅是因為中國奉行了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多元化。」北京面臨一大堆問題，從普遍存在的腐敗到殘廢的銀行體系到半吊子資本主義與一黨專政結合中的固有矛盾。不採取法治、代議制和媒體自由等民主原則和制度，中國目前的道路是不可持續的——換言之，要麼民主，要麼破產。赫頓認為，鼓勵中國承認這個事實並重申自己對這些理想的承諾符合西方的利益。
《中國幻覺》和《凶兆》的作者對他們的題目都顯然充滿熱情。孟捷慕的書是多年觀察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互動的升華。另一方面，雖然赫頓的研究驚人，但他似乎以一套成見起筆，他承認他儘管對中國所知甚少，但在代理人的敦促下拿起這個項目。我傾向於同意孟捷慕關於中國短期內民主演變可能性的看法：只要經濟繁榮繼續提高生活水平，許多中國人將傾向於聽任現有制度。當然，世界上有容納赫頓那樣的誘導推理和非專家提出新意見的地方。但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同意一位湖南詩人和政治家的提法，最好就是「實事求是」。(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美國《時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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