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01 06:40:59作者：黃河清
07 年4月6日，任重/鐵流/燕遯符諸右派在北京聚會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與會者首先為死難的右派林昭默哀。已死的右派有幾十萬，餓死的，病死的，折磨死的，自殺死的，還有被槍斃死的。林昭是被槍斃的！這些被槍斃的右派不是因私刑因武鬥因群眾被煽動的狂熱情緒而殺死，而全然是中共黨以法律、公理、正義的名義殺死的；是國家用納稅人的錢豢養的劊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合法地穩妥地殺死的！
被槍斃的右派遠不止一個林昭。筆者最近因編撰《中國右派：1957》一書，閱讀了較多的右派文章，得知有許多右派被槍斃。茲捋以錄之，附以簡況，以見前因後果，以示當今青年，以警當世後人，以吁蒼天殷鑒！
黃宗羲，北大哲學系調干生，中共黨員，1958年被槍斃。
黃宗羲有八年中共黨齡，貧雇農出身，根紅苗正。反右時是北大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因反對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被認為立場不穩，同情右派，讓其在一間屋裡反省。黃因細故與監視者口角繼而動手互毆。黃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右派殺人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黃赴刑場前，法院讓其見了妻兒。黃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黃的這番話被法院作了記錄。
1979年，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查看了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者瞭解情況，證實了他倆確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對黃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給了他的兒子2000元錢。
顧文選，北大西語系學生，1970年3月5日被槍斃。
顧文選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風運動時因親見株連無辜諸殘忍內幕而不平，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1957年鳴放整風時顧文選在北大對此作了披露控訴，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滿留場。1970年3月5日被槍斃，罪名是叛國投敵——逃跑到了北朝鮮後引渡回國。
張錫琨，北大化學系學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槍斃。
張錫琨在1957年鳴放整風時貼出「衛道者邏輯大綱」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團河農場勞動教養；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繼續勞教；1976年，被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槍斃了；遺體由其妹掩埋在當地。張至今未平反。1980年張妹曾要求為兄平反，勞教隊的幹部不答應。張遺有一女，隨母改嫁改姓。
張錫琨為之送命的大字報附下：
衛道者的邏輯大綱
1.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 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 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 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 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 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 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9. 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陸魯山，北京農機學院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陸魯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們在清河農場的一個叫「584」的分場勞動，每到接待親人的日子，總可以看見一個戴紅圍巾的姑娘從遠處走來。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裡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後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勞動教養後，陸魯山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視日，她從北京一早坐車趕到茶澱農場，帶著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有人來看我，我只能站在監舍門口遠遠望著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也就沒有機會看清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麗的。姑娘的故事強烈地感動著我們這些被社會鄙棄的右派份子們的心。」
姚祖彞，外貿部英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姚祖彞：
「在當時的右派隊裡，他算得上是一個衣著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著一雙長統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姚祖彞沉默寡言，同組裡任何人都不交談，廁所打掃完了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有一天上午，風和日麗，大隊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晒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了，靠在牆邊上休息，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有見過面。」
王桐竹，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俄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 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王桐竹：
「王桐竹是我在教養隊裡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誰也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我們在麥田裡鋤草時，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養，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九點，他將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在草叢中果然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把它們吃掉了。這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真從心裏感激他。」
孫本喬，北京工業大學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孫本喬：
「孫本喬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青年，遵守紀律，積極勞動。他寧願忍受飢餓，從不偷吃地裡的農作物，幹活時也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的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中，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捆綁著，身後插著一塊牌子，垂著頭，在短短的幾秒鐘裡，我一下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彞，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毛應星，1955年從西南農學院畢業，分配蘭州農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1年摘帽回蘭州農校教書。1968年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69年被判五年徒刑。1970年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對林彪。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應星被押往靜寧縣城西八里橋畔，槍斃了。臨刑前，毛應星讓人們從她褲筒裡拿出的小本子上記的全是關於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文字，沒有一個字是關於自己的。
劉鳳翔，湖南農民報編委，1957年被劃為右派，送酒泉夾邊溝勞動教養。1970年4月4日以反革命集團罪處死。1985年湖南日報為其平反曰：「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為人忠誠耿直，是一位好幹部，過去強加於他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徹底否定。鑒於劉鳳翔同志1970年4月被處死刑，1984年11月，經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決定‘撤消原判，宣告劉鳳翔無罪’，其善後問題按職工死亡對待。」
瀋元，北大歷史系學生，1957年打成右派，1970年以叛國罪被槍斃。
曾是北大教授的郭羅基如是回憶瀋元：「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臺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又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裡的子彈，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裡了。 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這個人的名字叫瀋元，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曾轟動一時。受刑而死時才三十二歲。
那時，我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敘述瀋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我們雖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屬於北京市的單位。之前不久，農場裡討論過一份北京市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就有瀋元，罪名是「叛國投敵」，判決是死刑。據這個材料說，他化裝成黑人，夾帶機密文件；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企圖請求政治避難。門口的警衛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發現是個假黑人，於是當場逮捕。事實無從核對。討論中，誰都沒有發表意見。農場是軍事編製，我們哲學系和歷史系混編合成第八連。歷史系的不少人知道瀋元，我和他們竊竊私議。聽說，瀋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鬥，一定是處境惡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鋌而走險。在那個年代，即使私下議論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發。我們之間，眼神多於言語，嘆息淹沒論說。有人講：「瀋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講：「可惜呀，可惜！」
瀋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我瞭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 「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裡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劉文輝，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被槍斃。
劉文輝是極少的工人右派。1966年9月年劉文輝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分寄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高校，11月被捕，1967年3月 23日被判死刑公審槍決。劉文輝帶著手銬書寫的遺書曰：「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 「我相信死後，我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朝著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其弟，同案犯劉文忠有書《風雨人生路》敘述乃兄行跡，04年澳門崇適文化公司出版。
周居正，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支隊勞教，1964年被槍斃。
周居正，是中共老黨員，國民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的倖存者，家喻戶曉的革命故事江姐繡紅旗的原型是周居正，1949年在國民黨集體屠殺關押在白公館的中共人士時，周居正虎口餘生逃出前還救了一個四歲孩子。1961年周居正勞教留場後，被誣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判處死刑，留給妻子曾昭英遺言：「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至今未平反。他的兩個兒子因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會壓力而自盡，他的妻子重慶市小龍坎小學退休教師曾昭英，現年七十三歲，孑然一人，形影相吊。
被救四歲孩子的父親郭德賢回憶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機關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到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白公館監獄，獄中看到一個學生模樣比較活躍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軍解放重慶的槍炮聲震撼著「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劊子手急忙向白公館求援，於是喪心病狂的劊子手全部集中到渣滓洞屠殺革命者，白公館未遭殺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帶著兩個孩子仍被關押在樓上，平時獄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員楊欽典和李育生，經羅廣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義一邊，他打開牢房叫大家趕快衝出去，並告訴羅廣斌樓上還有郭德賢和二個孩子時，羅廣斌便派李蔭楓和周居正到樓上幫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著闖出封鎖線的。「
楊應森，解放軍滬州步兵學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槍斃，罪名是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與周居正同案。至今未平反。
朱守忠，194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50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58年在寧夏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認為：「劉少奇是政治家和優秀的共產黨員」，「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九大’黨章，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語錄’，大中學校的基礎課、專業課不可缺少」……。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論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處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寧夏被槍決。
朱希，1938年入黨，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批評林彪，成現行反革命，受盡拷打折磨，秘密判處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未執行。1979年右派平反時，檔案中發現死刑之判，而無任何其他說明糾正文字。
我短短的幾天閱讀，已發現了16人。幾十萬右派中被槍斃的當然不會只有這16人，請有心人補充。
一個社會，如此殺人，絕非單純是執政黨的思想理論方針政策的問題，更根本的原因是制度！這是一個噬人的制度，不顛覆這個制度，無論如何換湯換藥，無論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二忠文化/民運文化/法輪文化……都無法改變這噬人的本質。昨天是王實味，今天是胡風；昨天是林昭，今天是張志新；昨天是遇羅克，今天是王申酉；昨天是地主，今天是資本家；昨天是右派，今天是走資派；昨天是造反派，今天是暴徒；昨天是民運分子，今天是法輪功學員；昨天是你，今天就可能是我！願世人深長思之！
被槍斃的右派遠不止一個林昭。筆者最近因編撰《中國右派：1957》一書，閱讀了較多的右派文章，得知有許多右派被槍斃。茲捋以錄之，附以簡況，以見前因後果，以示當今青年，以警當世後人，以吁蒼天殷鑒！
黃宗羲，北大哲學系調干生，中共黨員，1958年被槍斃。
黃宗羲有八年中共黨齡，貧雇農出身，根紅苗正。反右時是北大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因反對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被認為立場不穩，同情右派，讓其在一間屋裡反省。黃因細故與監視者口角繼而動手互毆。黃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右派殺人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黃赴刑場前，法院讓其見了妻兒。黃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黃的這番話被法院作了記錄。
1979年，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查看了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者瞭解情況，證實了他倆確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對黃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給了他的兒子2000元錢。
顧文選，北大西語系學生，1970年3月5日被槍斃。
顧文選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風運動時因親見株連無辜諸殘忍內幕而不平，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1957年鳴放整風時顧文選在北大對此作了披露控訴，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滿留場。1970年3月5日被槍斃，罪名是叛國投敵——逃跑到了北朝鮮後引渡回國。
張錫琨，北大化學系學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槍斃。
張錫琨在1957年鳴放整風時貼出「衛道者邏輯大綱」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團河農場勞動教養；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繼續勞教；1976年，被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槍斃了；遺體由其妹掩埋在當地。張至今未平反。1980年張妹曾要求為兄平反，勞教隊的幹部不答應。張遺有一女，隨母改嫁改姓。
張錫琨為之送命的大字報附下：
衛道者的邏輯大綱
1.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 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 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 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 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 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 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9. 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陸魯山，北京農機學院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陸魯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們在清河農場的一個叫「584」的分場勞動，每到接待親人的日子，總可以看見一個戴紅圍巾的姑娘從遠處走來。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裡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後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勞動教養後，陸魯山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視日，她從北京一早坐車趕到茶澱農場，帶著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有人來看我，我只能站在監舍門口遠遠望著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也就沒有機會看清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麗的。姑娘的故事強烈地感動著我們這些被社會鄙棄的右派份子們的心。」
姚祖彞，外貿部英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姚祖彞：
「在當時的右派隊裡，他算得上是一個衣著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著一雙長統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姚祖彞沉默寡言，同組裡任何人都不交談，廁所打掃完了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有一天上午，風和日麗，大隊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晒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了，靠在牆邊上休息，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有見過面。」
王桐竹，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俄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 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王桐竹：
「王桐竹是我在教養隊裡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誰也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我們在麥田裡鋤草時，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養，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九點，他將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在草叢中果然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把它們吃掉了。這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真從心裏感激他。」
孫本喬，北京工業大學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
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孫本喬：
「孫本喬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青年，遵守紀律，積極勞動。他寧願忍受飢餓，從不偷吃地裡的農作物，幹活時也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的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中，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捆綁著，身後插著一塊牌子，垂著頭，在短短的幾秒鐘裡，我一下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彞，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毛應星，1955年從西南農學院畢業，分配蘭州農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1年摘帽回蘭州農校教書。1968年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69年被判五年徒刑。1970年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對林彪。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應星被押往靜寧縣城西八里橋畔，槍斃了。臨刑前，毛應星讓人們從她褲筒裡拿出的小本子上記的全是關於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文字，沒有一個字是關於自己的。
劉鳳翔，湖南農民報編委，1957年被劃為右派，送酒泉夾邊溝勞動教養。1970年4月4日以反革命集團罪處死。1985年湖南日報為其平反曰：「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為人忠誠耿直，是一位好幹部，過去強加於他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徹底否定。鑒於劉鳳翔同志1970年4月被處死刑，1984年11月，經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決定‘撤消原判，宣告劉鳳翔無罪’，其善後問題按職工死亡對待。」
瀋元，北大歷史系學生，1957年打成右派，1970年以叛國罪被槍斃。
曾是北大教授的郭羅基如是回憶瀋元：「一九七零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臺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又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裡的子彈，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裡了。 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這個人的名字叫瀋元，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曾轟動一時。受刑而死時才三十二歲。
那時，我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敘述瀋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我們雖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屬於北京市的單位。之前不久，農場裡討論過一份北京市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就有瀋元，罪名是「叛國投敵」，判決是死刑。據這個材料說，他化裝成黑人，夾帶機密文件；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企圖請求政治避難。門口的警衛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發現是個假黑人，於是當場逮捕。事實無從核對。討論中，誰都沒有發表意見。農場是軍事編製，我們哲學系和歷史系混編合成第八連。歷史系的不少人知道瀋元，我和他們竊竊私議。聽說，瀋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鬥，一定是處境惡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鋌而走險。在那個年代，即使私下議論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發。我們之間，眼神多於言語，嘆息淹沒論說。有人講：「瀋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講：「可惜呀，可惜！」
瀋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我瞭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 「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裡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劉文輝，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被槍斃。
劉文輝是極少的工人右派。1966年9月年劉文輝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分寄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高校，11月被捕，1967年3月 23日被判死刑公審槍決。劉文輝帶著手銬書寫的遺書曰：「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 「我相信死後，我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朝著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其弟，同案犯劉文忠有書《風雨人生路》敘述乃兄行跡，04年澳門崇適文化公司出版。
周居正，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支隊勞教，1964年被槍斃。
周居正，是中共老黨員，國民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的倖存者，家喻戶曉的革命故事江姐繡紅旗的原型是周居正，1949年在國民黨集體屠殺關押在白公館的中共人士時，周居正虎口餘生逃出前還救了一個四歲孩子。1961年周居正勞教留場後，被誣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判處死刑，留給妻子曾昭英遺言：「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至今未平反。他的兩個兒子因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會壓力而自盡，他的妻子重慶市小龍坎小學退休教師曾昭英，現年七十三歲，孑然一人，形影相吊。
被救四歲孩子的父親郭德賢回憶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機關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到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白公館監獄，獄中看到一個學生模樣比較活躍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軍解放重慶的槍炮聲震撼著「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劊子手急忙向白公館求援，於是喪心病狂的劊子手全部集中到渣滓洞屠殺革命者，白公館未遭殺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帶著兩個孩子仍被關押在樓上，平時獄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員楊欽典和李育生，經羅廣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義一邊，他打開牢房叫大家趕快衝出去，並告訴羅廣斌樓上還有郭德賢和二個孩子時，羅廣斌便派李蔭楓和周居正到樓上幫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著闖出封鎖線的。「
楊應森，解放軍滬州步兵學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槍斃，罪名是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與周居正同案。至今未平反。
朱守忠，194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50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58年在寧夏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認為：「劉少奇是政治家和優秀的共產黨員」，「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九大’黨章，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語錄’，大中學校的基礎課、專業課不可缺少」……。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論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處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寧夏被槍決。
朱希，1938年入黨，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批評林彪，成現行反革命，受盡拷打折磨，秘密判處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未執行。1979年右派平反時，檔案中發現死刑之判，而無任何其他說明糾正文字。
我短短的幾天閱讀，已發現了16人。幾十萬右派中被槍斃的當然不會只有這16人，請有心人補充。
一個社會，如此殺人，絕非單純是執政黨的思想理論方針政策的問題，更根本的原因是制度！這是一個噬人的制度，不顛覆這個制度，無論如何換湯換藥，無論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二忠文化/民運文化/法輪文化……都無法改變這噬人的本質。昨天是王實味，今天是胡風；昨天是林昭，今天是張志新；昨天是遇羅克，今天是王申酉；昨天是地主，今天是資本家；昨天是右派，今天是走資派；昨天是造反派，今天是暴徒；昨天是民運分子，今天是法輪功學員；昨天是你，今天就可能是我！願世人深長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