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說，六四之前鄧小平暗自和一批黨內的元老，包括鄧穎超、彭真、陳雲私下碰頭以後，決定調動50萬野戰軍包圍北京，不惜以血腥鎮壓來換取共產黨政權的鞏固，這個做法當時是不敢告訴百姓的，甚至是瞞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
鄧小平的計畫是在軍隊進城的當晚5月16號，召開一次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會，通過關於軍隊進城實現戒嚴的命令，形式上背書一下軍隊進城的行動。鄧沒有料到趙紫陽並不贊成這個做法，儘管趙紫陽事前不知道。趙在5月16日時的態度，包括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候對當時學生運動的態度，使鄧小平覺得趙紫陽可能使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實行戒嚴無法按計畫進行。結果5月16號的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沒有敢開，而拖到了5月17號。
這也是後來軍隊進城以後，在1989年5月19日，楊尚昆在接見軍以上幹部講話時泄露的天機。楊尚昆說，軍隊是按照鄧小平下達的軍委作戰命令包圍和進入北京，由於5月16日當晚沒有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以通過戒嚴令，在沒有戒嚴令的情況下，我們當時進城是非常被動的。
程曉農接著說，5月16號軍隊進城是在政治局常委毫不知情，無戒嚴令情況下非法進城。按照黨指揮槍這個原則，鄧擅自調動幾十萬軍隊包圍首都，事先不通知政治局，不通知常委會，這本身是違憲，而且幾乎就是一場軍事政變。所以楊尚昆講話所說的被動實際意思是我們實際上是違反了憲法。 5 月19日鄧小平通過逼趙紫陽辭職，勉強通過了所謂的戒嚴令。這件事情表明是把共產黨調動軍隊包圍首都這個政變合法化了，但是它埋下了很大的伏筆，就是這件事情做過以後，中共的國際形象和國內形象基本被毀，所以中共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補救的辦法，讓他們感到可以採納的辦法就是把趙紫陽誣陷成外國特務。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這場軍事政變的性質就可以被掩蓋起來，說成軍隊是為了挽救外國干涉而採取行動。
程曉農1985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1989年起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在美國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2005年1月29日，趙紫陽葬禮在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沿線大力監控出席的各界人士。
程曉農
大紀元：以趙紫陽對中共的認識，他是否會預料到反對武力鎮壓會有生命危險？
程曉農：如果當時公安部按照李鵬和王震指使不顧一切地編造下去，如果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不做報導，或者George Soros不追究這件事情，向鄧小平說明逼著鄧小平放棄這件事情，趙紫陽就有可能被中共作為外國間諜進一步逮捕，審訊，甚至被判處極刑，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因為在中共和蘇共歷史上，對他們黨的領導人用特務、賣國賊這類罪名整治的已經屢見不鮮。
趙紫陽應該想像得到他反對鄧小平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決定，後果會是非常嚴重的。他不僅僅可能被徹底的剝奪一切，而且可能有生命危險。這一點他想到了，他不會幼稚到認為中共可以對他的反對毫不在意。
大紀元：這樣看來，天平一頭是良知，另一頭是趙紫陽本人和他家族的榮華富貴，甚至加上趙本人的生命。趙選擇了良知，堅守到近16年非法軟禁的最終。這是否可以解讀為在趙紫陽在公開反對武力鎮壓時，他已經告別中共？
程曉農：從現實上講，確實自從他在99年5月17日晚在鄧小平家的會議上反對武力鎮壓並且辭職，事實上他已經與中共的統治階層決裂了。是否趙紫陽明確的宣布和中共劃清界限，現在看來不是很重要，因為他反對的是武力鎮壓，他並不反對他自已在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總書記期間積極推動的經濟體制和倡導的政治改革。
原來共產黨裡面有過一些力量希望通過中共領導下的改革，把中國引向一個和平的穩定的經濟政治體制的轉軌。但是在中共黨的體制內，在大批保守勢力的包圍下，趙紫陽為首的這種力量太弱了，沒有辦法獨立支撐整個局面。這種力量被打壓被驅逐甚至被基本上壓制下去，在中共的這種政治體制和結構下是必然的。
大紀元：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反對武力鎮壓是自然，正常正確的選擇。而在六四中，在高層領導人中只有趙一人公開反對，隨即受到這樣的迫害。這是否說明中共政權是不正常和反人性的？
程曉農：毫無疑問，中共的政治體制用中共自己的語言說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依靠暴力和鎮壓來維持的政權。與蘇聯相比，比赫魯曉夫以後的政權更加暴虐，更加沒有人性。根子是中國這場革命不過是一群農民造反。是李自成，洪秀全造反奪江山後，把自己加上了包裝。多年以來，它們不在乎法制和選舉，他和民主和現代政治是不沾邊的。王震在六四前說，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要拿多少萬人頭來換。他們的權利和利益是最高的。這個政權不是人民政府，不過是一個寡頭政權，與之相對應是法西斯軍政府和獨裁專制政權。
大紀元：如果當年沒有屠殺，而是成功轉型，現在大陸會怎樣？
程曉農：這是一個完全假設的問題。可惜的是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走入它的最後階段，80年代末期共產黨那些早年參加革命，反動造反的這批人仍然還在，他們，包括鄧小平，對軍隊的控制，軍隊對共產黨少數領導人的個人效忠這套制度仍然存在，所以中國政治的落後面導致了中國在80年代末期不可能走上像蘇聯那樣和平轉軌的道路，必然會出現血腥鎮壓。
這個假設最主要的前提，是對中國政治結構做一個與事實不同的改變。比方講中國的老一代共產黨人在 80年代初就完全死完了，他們對軍隊的有效控制已經不存在，在這個情況下，一個文人政府，如果是由趙紫陽這種有改革意願的人來領導的話，中國可能可以在和平的軌道上逐漸逐漸地完成經濟的改革和政治的民主化，其結果可能會比蘇聯的情況更好一些，那樣的話，中國才會在世界上成為一個真正大家尊重的國家，中國老百姓也不至於經受現在這樣兩極分化，社會亂象越來越嚴重的這麼一個令人悲觀的局面。
專訪程曉農：趙紫陽被誣美間諜未遂始末
大構陷前的小構陷 關於趙紫陽說明鄧小平垂簾聽政
程表示，六四當時鄧小平的身份是軍委主席，儘管他實際上有太上皇的實際控制力，但在名分上只不過是軍委主席，而按照中國的黨制和憲法，軍隊必須由黨來領導，換句話講，黨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負責人，至少名義上對外面是這樣的。
程曉農說，當戈爾巴喬夫在1989年5月訪問北京，第一天見了鄧小平，鄧對他說我跟你今天的會見代表了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見，這句話讓戈爾巴喬夫非常不理解，當時表示了一些詫異。這個態度讓鄧小平感覺出來，所以鄧小平的女兒當天晚上給趙紫陽打電話，要趙在第二天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專門說明鄧實際上在中國領導人當中有最高的權威，他的話才是最後有決定權的，以便證實鄧小平不是在說謊。後來鄧的親信與鄧家的子女，把趙紫陽按照他們的授意、要求向戈爾巴喬夫解釋鄧小平垂簾聽政的地位，說成是趙要把六四屠殺市民和學生的責任推卸給鄧小平，這個本身就是構陷。
為使軍事政變合法化 構陷趙是美間諜
程曉農說，六四之前鄧小平暗自和一批黨內的元老，包括鄧穎超、彭真、陳雲私下碰頭以後，決定調動50萬野戰軍包圍北京，不惜以血腥鎮壓來換取共產黨政權的鞏固，這個做法當時是不敢告訴百姓的，甚至是瞞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
鄧小平的計畫是在軍隊進城的當晚5月16號，召開一次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會，通過關於軍隊進城實現戒嚴的命令，形式上背書一下軍隊進城的行動。鄧沒有料到趙紫陽並不贊成這個做法，儘管趙紫陽事前不知道。趙在5月16日時的態度，包括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候對當時學生運動的態度，使鄧小平覺得趙紫陽可能使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實行戒嚴無法按計畫進行。結果5月16號的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沒有敢開，而拖到了5月17號。
這也是後來軍隊進城以後，在1989年5月19日，楊尚昆在接見軍以上幹部講話時泄露的天機。楊尚昆說，軍隊是按照鄧小平下達的軍委作戰命令包圍和進入北京，由於5月16日當晚沒有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以通過戒嚴令，在沒有戒嚴令的情況下，我們當時進城是非常被動的。
程曉農接著說，5月16號軍隊進城是在政治局常委毫不知情，無戒嚴令情況下非法進城。按照黨指揮槍這個原則，鄧擅自調動幾十萬軍隊包圍首都，事先不通知政治局，不通知常委會，這本身是違憲，而且幾乎就是一場軍事政變。所以楊尚昆講話所說的被動實際意思是我們實際上是違反了憲法。
5 月19日鄧小平通過逼趙紫陽辭職，勉強通過了所謂的戒嚴令。這件事情表明是把共產黨調動軍隊包圍首都這個政變合法化了，但是它埋下了很大的伏筆，就是這件事情做過以後，中共的國際形象和國內形象基本被毀，所以中共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補救的辦法，讓他們感到可以採納的辦法就是把趙紫陽誣陷成外國特務。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這場軍事政變的性質就可以被掩蓋起來，說成軍隊是為了挽救外國干涉而採取行動。
構陷趙是美間諜未遂 因為索羅斯要公布真相
程曉農講敘，1989年7月上旬，當時公安部部長王芳在一個傳達到省市負責人的內部高層會議上作了一個講話。基本內容是：據調查趙紫陽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根據是趙紫陽通過我所工作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美國的富商索羅斯(George Soros)在中國開設的「改革開放基金會」聯絡，聯絡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鮑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曾經和「改革開放基金會」有一些合作項目，包括接受「改革開放基金會」的資助到匈牙利和日本考察。王芳說George Soros的基金會本身是中央情報局的機構，因此趙紫陽是通過鮑彤，然後通過我們這個所，通過Soros在中國開設的「改革開放基金會」，與Soros聯絡掛鉤。因為Soros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所以趙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
程曉農說，「當時共產黨並沒有證據，因為本來就是胡扯、瞎編的，但對共產黨而言，這些誣陷是家常便飯，他們也並不在乎。為此我這個所一共有十幾位同仁被逮捕，關在秦城監獄，目的是準備從他們口供當中找到不利於趙紫陽的證詞，然後設法編造構陷趙紫陽的證據。」
這件事情最後被Soros本人給破解了。王芳的這個秘密講話泄露出來以後傳到了海外，89年7月中旬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華裔記者得到了這個消息，進行了查證後，把這條消息在華盛頓郵報上披露出來。
這條消息讓George Soros非常震驚和憤怒，他寫信給鄧小平明確地說明，第一，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是政府部門，從來只有像他這樣的商人、金融家納稅來養活政府機構，他不可能從政府領取薪水來替政府工作，說他是中央情報局的幹員非常荒謬。另外，George Soros說得非常明確，他的「改革開放基金會」設在中國，這個基金會本來就已經被中國安全部所控制，因為這個基金會的負責人之一就是當時中共安全部退休的副部長凌雲。如果說這個基金會是中央情報局的機構，那無疑是說中共的國家安全部是在替中央情報局工作，我可以公布真相。
這封信轉給鄧小平以後，中共發現這個故事實在是荒唐，繼續編下去只會讓共產黨丟更大的臉，後來把這件事情悄悄地摁下去了，趙紫陽也因此擺脫了一場無妄之災。
程曉農總結說，中共在對待黨內高層領導人拒絕服從的情況下，常常會用一種構陷的辦法，栽贓、陷害，殘酷打擊高層領導人，這在共產黨歷史上已經屢見不鮮。所謂黨內的多少次路線鬥爭，每次都是這樣，趙紫陽這次也不例外。
大紀元記者詢問程博士趙紫陽是否會料到他有生命危險，程博士說：「趙紫陽應該想像得到他反對鄧小平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決定，後果會是非常嚴重的。他不僅僅可能被徹底的剝奪一切，而且可能有生命危險。」
他解釋說：「如果當時公安部按照李鵬和王震指使不顧一切地編造下去，如果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不做報導，或者George Soros不追究這件事情，向鄧小平說明逼著鄧小平放棄這件事情，趙紫陽就有可能被中共作為外國間諜進一步逮捕，審訊，甚至被判處極刑，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因為在中共和蘇共歷史上，對他們黨的領導人用特務、賣國賊這類罪名整治的已經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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