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25 22:03:31作者：綦彥臣
日本共同社報導的溫家寶無意繼任下屆總理（或轉任人大委員長）「傳言」，引起了中國官方的嚴重關注，以致於外交部官員出面約談該社駐京負責人。這個發生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三四個月的新聞事件，可稱之為「溫休傳言」。
與「溫休傳言」相對應，網路上熱傳的曾慶紅致信中共中央聲明十七大全退，則沒多少人關注，更不用說官方媒體出來反駁「敵對勢力造謠」了。發生在「溫休傳言」之前的這個「說法」，可稱為「曾退傳聞」，而兩者合起來可稱為「溫休曾退」。
一般觀察家認為中共十七大前權力布局會波詭雲譎，而實際上呢，「曾退溫休」不管是將發生的事實還是僅限於「傳言」，都突顯出中共十七大（屆）面臨著中共執政以來最嚴峻的問題，換言之，如果無法解決改革開放尤其江澤民時期留下的政治負資產，中共將完全失去本來就已脆弱的合法性。
此非故弄玄虛，從大的方面看：中共黨內高級理論人士，一方面借前蘇聯亡黨教訓（即腐敗是根深蒂固的特權）將反腐敗政治化，即將反腐敗政治化應當作為黨存在的理由來論述，但其代價是司法義理被進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對黨內的社會利益集團「分派代表」問題不敢正視，形成了有限政改的司芬克斯之謎。
而僅從技術性存在方面來論，或曰從政治的短期均衡看，十六大治下的中共權力穩固基礎，實際上是：（一）依托於胡錦濤的黨內無爭議法統即鄧指定接班人帶來的權威；（二）溫家寶對經濟事務的熟諳即必然有一個保證鄧意識形態「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工作班子；（三）曾慶紅的協調能力即保證江系安全著陸並在黨務工作中發揮「黨鞭」作用。這樣，十七大的基本技術性結構好壞就取決這三方交集的大小。
遞進而言，溫家寶事務工作班底的積極配合態度則成為「不破局」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無論黨內還是社會都要看溫家寶的臉色。至於溫家寶小范圍言退而被黨內勸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相反，斷然不會出現政敵藉機造謠的可能，因為那樣是「同歸於盡」而無任何好處。在一個以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純潔程度為導向的聯盟性政治集團中，沒有任何一個派系想幹（或敢干）損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確知崩盤即將發生。
表面看來，溫家寶並未「言休」的理由不少，比方說在2003年當選總理時，他引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來表明自己有獻身精神；又比方說2004年，引用毛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以及屈原求索之句，亦表現出了強勢與韌性。然而，林則徐之詩的背景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林當了道光皇帝的替罪羊之後而作的，詩名為《赴戍登程口佔示家人》即服從被發配伊犁戍邊政治裁決時的情緒反應。
並非牽強會，溫家寶引用林詩的時代背景恰好給出了一個比較社會學（非中外比較而是歷史比較）的圖式：中國社會目前實際上陷入了「晚清狀況」，除了國家財政實力尚可之外，無論吏治、士風、政能、社會情緒、文化氛圍概莫能外。多說一句的是，由於現代教科書過分誇大了百日維新那場政治鬧劇的意義，國人中絕大多數人文知識份子忽略了1860年至1889這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失敗的歷史。而恰恰是這三十年改革的「體用之學」的害處，最終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最後一點希望。因此，也就出了李鴻章把大清江山交給袁世凱的高超操作（——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袁世凱不斷犯錯誤而李鴻章還一力提拔他，並在臨終時向政治秘書於枚式口授遺囑，稱「人才無出於袁世凱之右者」而向清廷保舉袁接任直督）。
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執行及延續亦近三十年，從比較政治學（亦為歷史比較）的角度講，它又面臨了一次「體用之學」的終極考驗，即：改革政治體制與否？是否願意通過這種改革提供文化自覺的社會共識？
公平而論，和諧社會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來自現實政治問題（即如銀行壞帳般的政治負資產）及「晚清狀況」遺留的文化悖論（即體用之學導致三十年改革破局）的雙重壓力。但是呢，問題不可能長期拖下去，因此中共內部的高級理論人士有相當一部分（如何增科）都認為：中國目前的狀況是改革和革命都在與時間賽跑﹝見《南風窗》，2007年6月1日，P43﹞。如此看來，溫家寶「請休」乃至於曾慶紅「請退」都是可能的。因為從政治家個人效用最大化角度來論，如果一場新改革的後果而不是所謂預期收益，誰也拿不準或沒信心作出積極判斷的話，那麼，誰也不願去冒險「當傻種」甚至「意識形態罪人」。
從比較政治學與比較文化學的角度講：俄羅斯能出葉利欽那樣的「傻種」（敢冒險），那麼晚清中國李鴻章那種「壞蛋」（採取精明的手腕）也就有了出現的可能。當然，究竟誰將是中國版的葉利欽與現代版的袁世凱，那時未來的事情，不在本文探討（觀察之列）。
回到純技術分析角度講，我認為「曾退溫休」的傳言均非空穴來風，尤其是溫家寶不久前曾稱言「不反腐敗，就自動下臺」，反映出了他所面臨的困局。一個政府（工作班子）的首腦「越權」到反腐敗政治化的場合中去說話，這是不正常的，儘管溫有政治常委之黨內資格，也儘管引起此話的因由即治理商業賄賂是政府首腦的份內事。
臨困而退，既是普通人士的心理，同樣也是精明的政治家的心理。
在「曾退溫休」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基礎上，我們不難預見中共十七大之後將面臨如下基本問題(元問題)：
（一）意識形態進一步蕪雜而不是有序的多元化即道德說服力進一步下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乎社會安全的事情，並且現在就呈現出了巨大悖論：1，中共官僚已有相當部分成為風與勘輿之學的信徒，但限於利益及政治風險，又沒人敢非情緒化地退出（——宗教系統主張的「退黨」不在本文分析之列）；2，國家公祭與地方自主性祭祀出現不自洽性狀態，如國務院宣布將在甘肅公祭伏羲，而山西一個部門祭祀糧神卻成為違法事件。
（二）傳統的文化安全維護能力進一步下降。
這是與如國家公祭之類意識形態退守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悖論問題同時存在：1，國家推行的文化安全政策只是膚淺地與意識形態退求（尋找安全性與新合法性）聯繫起來，而未考慮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為民主（哪怕中共自己主張的「特色民主」）提供「在傳統的邊際上創新」所需的絕大部分資源。最近，易中天公開聲言」我不在你這個雞場下蛋了」及「中國必須（政治）現代化」的高調言論﹝見《經濟觀察報》，2007年6月4日，第33至34版﹞，等於說出了這個「衍生悖論」；2，一批急功近利的體制學者匆忙「復興儒學」，實際上堵死了尋找「在傳統邊際上創新」的道路，即再次將儒學放大為傳統的全部。這種草率的作法進一步強化了體制知識精英的對抗程度，也強化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知識精英的對抗程度。
按比較政治學的觀點來論，一個社會的最後付諸形式的大分裂就是精英群體的大分裂。正如一些農產品的過度商品化導致產地消費量銳減一樣，精英的分裂也必然表現為社會的過度分裂，公民將失去「消費優質思想」的人權！
（三）高層政治的短期衡與中下層政治長期均衡的衝突，將日趨熾烈化。
高層政治在形式上是被民主形式所主導，「胡溫曾三角函數政治」可以肯定地說比江澤民時代的「獨角戲」要好得多，但它不可能再繼續十年（況且改革三十年敗局基本已定）；相反，在中下層政治中，謀求利益的衝動會長期續存，所帶來的結果是：1，腐敗越反越多，進而導致更進一步的反腐政治化，結果是司法義理更進一步地被削弱。紀委腐敗問題突出說明這一點，具體案例有湖南郴州的曾錦春案以及湖北監利縣紀委罰沒收入（300萬）被揮霍案。2，中下層共產黨組織向「收費黨」蛻變的趨勢已經無法阻擋，因為作為一個個意識形態小集團，他們首先是一個個「生活存在集團」並地方特權集團。更有之，收費（一如紀委可以罰款一樣）這種合法的腐敗比個人冒險的腐敗更安全。「共產黨（分支）變成收費黨」的基本雛型也有兩項積久而來的事實支持：
A．2005年，各項收費（只是合法統計部分）規模突破6000億，實際規模達到了一萬億，佔到GDP的10％以上，而按中共高級理論人士（如周天勇）的估計，只有50％的收費進入了預算外收入控制系統，也就是說收費規模已經達到GDP的20％以上。大部分收費被收費黨貼現為權力收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必將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所以何增科說「改革和革命都在與時間賽跑」，絕非誇大而是一種悲情的呼籲。
B．瘋狂的收費破壞了稅收的合法性基礎，中共高級理論人士（如宋蘭）承認「中國GDP的實際稅負已經在33％左右」。中國歷史上政治清明時期，一般是十五稅一（6.7％）乃至於三十稅—（3.3％），若加上非統計性收費，以二項數據可為13.3％至6.7％。比較而言，以稅收合法性為基礎的中共吏治遠不如比較開明的封建統治時期，應當說是正如余傑所批判的那種「最壞的資本主義與最壞的封建主義結合」之狀。
與「溫休傳言」相對應，網路上熱傳的曾慶紅致信中共中央聲明十七大全退，則沒多少人關注，更不用說官方媒體出來反駁「敵對勢力造謠」了。發生在「溫休傳言」之前的這個「說法」，可稱為「曾退傳聞」，而兩者合起來可稱為「溫休曾退」。
一般觀察家認為中共十七大前權力布局會波詭雲譎，而實際上呢，「曾退溫休」不管是將發生的事實還是僅限於「傳言」，都突顯出中共十七大（屆）面臨著中共執政以來最嚴峻的問題，換言之，如果無法解決改革開放尤其江澤民時期留下的政治負資產，中共將完全失去本來就已脆弱的合法性。
此非故弄玄虛，從大的方面看：中共黨內高級理論人士，一方面借前蘇聯亡黨教訓（即腐敗是根深蒂固的特權）將反腐敗政治化，即將反腐敗政治化應當作為黨存在的理由來論述，但其代價是司法義理被進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對黨內的社會利益集團「分派代表」問題不敢正視，形成了有限政改的司芬克斯之謎。
而僅從技術性存在方面來論，或曰從政治的短期均衡看，十六大治下的中共權力穩固基礎，實際上是：（一）依托於胡錦濤的黨內無爭議法統即鄧指定接班人帶來的權威；（二）溫家寶對經濟事務的熟諳即必然有一個保證鄧意識形態「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工作班子；（三）曾慶紅的協調能力即保證江系安全著陸並在黨務工作中發揮「黨鞭」作用。這樣，十七大的基本技術性結構好壞就取決這三方交集的大小。
遞進而言，溫家寶事務工作班底的積極配合態度則成為「不破局」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無論黨內還是社會都要看溫家寶的臉色。至於溫家寶小范圍言退而被黨內勸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相反，斷然不會出現政敵藉機造謠的可能，因為那樣是「同歸於盡」而無任何好處。在一個以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純潔程度為導向的聯盟性政治集團中，沒有任何一個派系想幹（或敢干）損人不利己的事情，除非確知崩盤即將發生。
表面看來，溫家寶並未「言休」的理由不少，比方說在2003年當選總理時，他引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來表明自己有獻身精神；又比方說2004年，引用毛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以及屈原求索之句，亦表現出了強勢與韌性。然而，林則徐之詩的背景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林當了道光皇帝的替罪羊之後而作的，詩名為《赴戍登程口佔示家人》即服從被發配伊犁戍邊政治裁決時的情緒反應。
並非牽強會，溫家寶引用林詩的時代背景恰好給出了一個比較社會學（非中外比較而是歷史比較）的圖式：中國社會目前實際上陷入了「晚清狀況」，除了國家財政實力尚可之外，無論吏治、士風、政能、社會情緒、文化氛圍概莫能外。多說一句的是，由於現代教科書過分誇大了百日維新那場政治鬧劇的意義，國人中絕大多數人文知識份子忽略了1860年至1889這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失敗的歷史。而恰恰是這三十年改革的「體用之學」的害處，最終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最後一點希望。因此，也就出了李鴻章把大清江山交給袁世凱的高超操作（——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麼袁世凱不斷犯錯誤而李鴻章還一力提拔他，並在臨終時向政治秘書於枚式口授遺囑，稱「人才無出於袁世凱之右者」而向清廷保舉袁接任直督）。
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執行及延續亦近三十年，從比較政治學（亦為歷史比較）的角度講，它又面臨了一次「體用之學」的終極考驗，即：改革政治體制與否？是否願意通過這種改革提供文化自覺的社會共識？
公平而論，和諧社會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來自現實政治問題（即如銀行壞帳般的政治負資產）及「晚清狀況」遺留的文化悖論（即體用之學導致三十年改革破局）的雙重壓力。但是呢，問題不可能長期拖下去，因此中共內部的高級理論人士有相當一部分（如何增科）都認為：中國目前的狀況是改革和革命都在與時間賽跑﹝見《南風窗》，2007年6月1日，P43﹞。如此看來，溫家寶「請休」乃至於曾慶紅「請退」都是可能的。因為從政治家個人效用最大化角度來論，如果一場新改革的後果而不是所謂預期收益，誰也拿不準或沒信心作出積極判斷的話，那麼，誰也不願去冒險「當傻種」甚至「意識形態罪人」。
從比較政治學與比較文化學的角度講：俄羅斯能出葉利欽那樣的「傻種」（敢冒險），那麼晚清中國李鴻章那種「壞蛋」（採取精明的手腕）也就有了出現的可能。當然，究竟誰將是中國版的葉利欽與現代版的袁世凱，那時未來的事情，不在本文探討（觀察之列）。
回到純技術分析角度講，我認為「曾退溫休」的傳言均非空穴來風，尤其是溫家寶不久前曾稱言「不反腐敗，就自動下臺」，反映出了他所面臨的困局。一個政府（工作班子）的首腦「越權」到反腐敗政治化的場合中去說話，這是不正常的，儘管溫有政治常委之黨內資格，也儘管引起此話的因由即治理商業賄賂是政府首腦的份內事。
臨困而退，既是普通人士的心理，同樣也是精明的政治家的心理。
在「曾退溫休」存在一定合理性的基礎上，我們不難預見中共十七大之後將面臨如下基本問題(元問題)：
（一）意識形態進一步蕪雜而不是有序的多元化即道德說服力進一步下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乎社會安全的事情，並且現在就呈現出了巨大悖論：1，中共官僚已有相當部分成為風與勘輿之學的信徒，但限於利益及政治風險，又沒人敢非情緒化地退出（——宗教系統主張的「退黨」不在本文分析之列）；2，國家公祭與地方自主性祭祀出現不自洽性狀態，如國務院宣布將在甘肅公祭伏羲，而山西一個部門祭祀糧神卻成為違法事件。
（二）傳統的文化安全維護能力進一步下降。
這是與如國家公祭之類意識形態退守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悖論問題同時存在：1，國家推行的文化安全政策只是膚淺地與意識形態退求（尋找安全性與新合法性）聯繫起來，而未考慮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為民主（哪怕中共自己主張的「特色民主」）提供「在傳統的邊際上創新」所需的絕大部分資源。最近，易中天公開聲言」我不在你這個雞場下蛋了」及「中國必須（政治）現代化」的高調言論﹝見《經濟觀察報》，2007年6月4日，第33至34版﹞，等於說出了這個「衍生悖論」；2，一批急功近利的體制學者匆忙「復興儒學」，實際上堵死了尋找「在傳統邊際上創新」的道路，即再次將儒學放大為傳統的全部。這種草率的作法進一步強化了體制知識精英的對抗程度，也強化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知識精英的對抗程度。
按比較政治學的觀點來論，一個社會的最後付諸形式的大分裂就是精英群體的大分裂。正如一些農產品的過度商品化導致產地消費量銳減一樣，精英的分裂也必然表現為社會的過度分裂，公民將失去「消費優質思想」的人權！
（三）高層政治的短期衡與中下層政治長期均衡的衝突，將日趨熾烈化。
高層政治在形式上是被民主形式所主導，「胡溫曾三角函數政治」可以肯定地說比江澤民時代的「獨角戲」要好得多，但它不可能再繼續十年（況且改革三十年敗局基本已定）；相反，在中下層政治中，謀求利益的衝動會長期續存，所帶來的結果是：1，腐敗越反越多，進而導致更進一步的反腐政治化，結果是司法義理更進一步地被削弱。紀委腐敗問題突出說明這一點，具體案例有湖南郴州的曾錦春案以及湖北監利縣紀委罰沒收入（300萬）被揮霍案。2，中下層共產黨組織向「收費黨」蛻變的趨勢已經無法阻擋，因為作為一個個意識形態小集團，他們首先是一個個「生活存在集團」並地方特權集團。更有之，收費（一如紀委可以罰款一樣）這種合法的腐敗比個人冒險的腐敗更安全。「共產黨（分支）變成收費黨」的基本雛型也有兩項積久而來的事實支持：
A．2005年，各項收費（只是合法統計部分）規模突破6000億，實際規模達到了一萬億，佔到GDP的10％以上，而按中共高級理論人士（如周天勇）的估計，只有50％的收費進入了預算外收入控制系統，也就是說收費規模已經達到GDP的20％以上。大部分收費被收費黨貼現為權力收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必將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所以何增科說「改革和革命都在與時間賽跑」，絕非誇大而是一種悲情的呼籲。
B．瘋狂的收費破壞了稅收的合法性基礎，中共高級理論人士（如宋蘭）承認「中國GDP的實際稅負已經在33％左右」。中國歷史上政治清明時期，一般是十五稅一（6.7％）乃至於三十稅—（3.3％），若加上非統計性收費，以二項數據可為13.3％至6.7％。比較而言，以稅收合法性為基礎的中共吏治遠不如比較開明的封建統治時期，應當說是正如余傑所批判的那種「最壞的資本主義與最壞的封建主義結合」之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