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先生回國探親時，在他的家鄉無錫住了十天，期間他特別帶著女兒去游了太湖。從無錫回來，他痛心地告訴我，太湖水已經發臭到近前不得的程度了。想到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九年，我和先生回他的家鄉時，還在太湖游過泳，十五年後，太湖竟已臭不可聞。我們當時憂心地感到，再過十五年，太湖污染狀況會更不堪設想。果不其然，二00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長期污染髮臭的太湖水終於導致中國最早發起城市改革，鄉鎮企業發展令世界矚目的無錫市的自來水也臭不可聞了。
中國目前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 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 中國75%的湖泊已經魚蝦不存。如此下去，城市飲用水的嚴重污染無異於給本來就呼吸不到乾淨空氣的城市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時此刻，看到中國有限資源如此向世界開放瘋狂地消耗，中國美麗河山如此不管不顧地肆意地破壞，曾被官方單向宣傳誤導而一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欣喜若狂的人們不得不開始思考發問，「中國的經濟發展是 像官方一直片面宣傳的那樣，具有可持續發展性、是穩定、協調、平衡的嗎？」 「這種極端消耗毀國賣國式的經濟發展到底能持續多久？」
自一九七八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自發掀起「包產到戶」的創舉至今，已經近三十年過去了。三十年後，中國走到今天國在山河破這一步，稍有點經濟頭腦的人已看出中共政府治下「經濟改革」的端倪，中共當局大力鼓吹的這個所謂的經濟改革是以犧牲國家環境和資源，犧牲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實實在在的經濟掠奪。它比大躍進時期的「人有多大膽兒，地有多大產」更具有欺騙性和破壞性。
有良知的中國經濟學家早就清楚地指出，自一九八九年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已走上了獨具中共好大喜功特色的，只圖城市表面輝煌，不惜犧牲環境，犧牲絕大多數人民利益和福祉的歧途。此外，中共層層政府的貪官污吏對百姓近二十年的橫徵暴斂、巧取豪奪導致大部分社會財富最終終於集中在了利益集團少數人的私人手中。在這個社會財富轉移的過程中，中國政府「與時俱進」地推卸了自己應盡的教育和醫療兩大責任，進一步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喝不到乾淨水的中國國民今天終於找到了答案。可是，這個最終答案所付出的代價卻如此沈重不堪，不堪到脆弱的生命難以承受之重。
更嚴重的是，為了支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政績，為了大建特建中共政府的面子工程，六千萬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三百七十多萬城市居民被強行剝奪了房屋私產。
二000 年到二00四年政府財政收入翻了一番，從1.3萬億元上升到2.6萬億元。可是工資佔GDP的比例，從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城市越來越輝煌的同時底層民眾卻越來越貧困，政府越來越有錢的同時伴隨著政府越來越腐敗，這個腐敗透頂的中共政府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卻趨於零。二00六年的政府財政總收入上升到四萬億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與人民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教育、衛生和文化事業的開銷卻只有政府財政總收入四萬億元的2%。(數據來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會議溫家寶總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財政報告)。同年，全國黨政官員公款吃喝、出國培訓旅遊、招待送禮卻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財政總收入的一半的兩萬億元(數據來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紀委、國務院研究室和監察部的聯合報告)。
GDP 年年不斷增長，失業率卻連年攀高不下。只要僅僅看看大學生的就業情況就不難看到中國經濟是何等地畸形發展。
二零零一年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為百分之三十，二零零二年升高到百分之三十七，二零零三年達到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上升為百分之六十，二零零五年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六十六點三(中國青聯和社會勞動保障部調查數據)。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海東方衛視的報導令所有家長欲哭無淚。報導稱，北京某洗浴中心公開招聘搓澡工，引來五千多名大學生爭相報名。
GDP 連年不斷增長，失業率卻越來越高，消費率則越來越低。近十年來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佔GDP的比率從八十年代初的67.5%下降到現在的38%。而世界上一般水平國家的消費率均佔GDP的70%至80%左右。二00六年十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日本學者卻說，中國越來越窮。
這一切一切的不平衡、不協調的反常現象使人們漸漸地從這場經濟掠奪的瘋狂浪潮中醒悟過來，悟出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即，GDP也好，外匯儲備也好，這些經濟參考數據絲毫不能反應社會福利保障、環境空氣優劣、人民文化教育等一系列與人民真正生活有直接關係的重要幸福因素。人民的工作權利、人民福利、人民賴以生存的環境、人民的天賦權利得不到保障，GDP這個表現經濟活力的數據則只是政府用來掩人耳目的騙術。
被審查的上海市長陳良宇最近交代了他們五年來經濟炒作的作法，他的交代清楚地說明瞭中國GDP的黑幕，同時也說明瞭一個沒有人民監督、沒有權力制衡的政府中的個人能夠怎樣地輕而易舉、理所當然地竊取著人民的血汗財產。
陳良宇交代這五年來上海幫採用了三個經濟策略，這三個策略確實值得我們深思。第一個策略是，二00二年底，黃菊調中央後，他便指揮上海幫故意花大錢大搞巨額投資項目，極力使經濟過熱，使GDP 攀高不下，為的是使經濟局面混亂，最後把經濟搞垮，然後歸咎於溫家寶治國能力差，迫他下臺。第二個策略是，上有黃菊，下有陳良宇大力支持並授權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全權在上海免費圈地，為大搞基礎建設開路，竭力把經濟推得熱上加熱，全然不顧大量流離失所的失地農民。第三個策略是，陳良宇授權江綿恆以搞巨額投資項目為名從銀行巨額貸款。照陳良宇的話說，錢一到江綿恆手裡，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復返了。香港「爭鳴雜誌」評論說，為了把對方打垮，為了爭權奪利，他們不惜用毀國賣國的手段來搞權力鬥爭。
這種策略下的GDP不過是這些黨徒代表們爭權奪利、侵吞國家財產、圈錢圈地、危害百姓的招牌，他們如此熱心於大力建設如北京國家大劇院那種極端奢華的與人民生活毫不相干的建築，不過是為利益集團少數人圈錢做幌子，更是為這個極權政府撐面子。
溫家寶在二00七年三月中旬接見美國第一大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 時說，「中國的經濟是無可持續發展性、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的」。溫家寶的這「一無，三不」之說給包括史蒂芬.羅奇在內的，國內外主流馬屁經濟學家們和被這些喪失良知的馬屁經濟學家誤導而跟著為中國虛假繁榮叫好的國人來了個大歪脖。
儘管溫家寶去年五次為這個「一無，三不」的中國經濟鳴警鐘，現在又具體地指出中國經濟實情，是不是這個善於演親民戲的「眼淚總理」，真的在憂國憂民了呢？不是。
溫家寶對中國經濟的這番講話空洞無物、毫無新意。他絲毫不敢提及造成中國經濟混亂的根本原因是極端權力導致極端腐敗的國家制度。他也不敢表示接受和贊同能限制腐敗的唯一良招--新聞自由。這不禁令人發問，在中國經濟糟糕到已無法掩蓋的情況下，溫家寶避其要害的警鐘，是不是 像中共政府處理薩斯病情一樣，是掩蓋不住後的招架之舉？這還使人們想到，溫家寶對經濟的擔憂之辭也是他推脫自己責任的辯解之辭，他最想告訴民眾的是，這個經濟爛攤子不是現任我的責任，而是前任江家幫的責任。
二00七年六月十一日中國國務院在江蘇省無錫市召開「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談會。溫家寶再次提到「警鐘」，他說，「太湖水污染事件敲響了警鐘，必須引起高度重視」。新華社報導引述了溫家寶的講話，「要認真調查分析水污染的原因，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加大綜合治理的力度，研究提出具體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只有依靠新聞自由，人民監督，才能有效限制人為災難。不敢給人民私人辦報、辦媒體監督政府的權利，當官兒的說得多麼冠冕堂皇也是空話。溫家寶的這一通空話、大話、官話像所有的中共官員到受災現場講話一樣，到火災現場說「要救火」，到水災現場說「要抗洪」，不過是作秀而已。溫家寶說這些大話、空話的同時，卻全然不知身邊正在發生著他最應該馬上處理的情況，幾年前就為太湖嚴重污染到處奔走上書的太湖衛士吳立紅仍被關在監獄，並在無錫自來水變臭的第三天受到司法審判。
為此，我們不禁要發問，所謂的「胡溫新政」統治與江家幫統治有任何區別嗎？胡溫執政五年，時間不算短了，看看五年來他們的作為，我們應該可以做出判斷。
自胡錦濤、溫家寶上臺五年來，除了胡錦濤上臺伊始發表的「在意識形態上要學習古巴和北朝鮮」的講話令人跌破眼鏡外，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裏，「胡溫新政」既無政績，也無新意。相反，胡溫當政期間抓捕記者的數量比前任更多，胡溫政府對新聞媒體的控制更加嚴密，對法輪功信仰團體群體迫害和屠殺更加滅絕人性，人民被強行剝奪房屋財產等冤情更普遍。「胡溫新政」 比江澤民時代更有「新」者的是，他們還對為人民維權的律師大肆抓捕、殘酷迫害，對為法輪功維權辦案的律師更置於死地。這一切壓制人民的倒行逆施清楚表明，反腐敗只是胡溫用來打倒對手、保護自己手中權力的一個有力的權力鬥爭工具。在維護極權統治，維護權力集團即得利益這一點上，胡溫政府和江家幫一樣都是共產黨，他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所以，我們百姓絕不能因為胡溫打著反腐敗的旗號就糊塗地認為勝利的一方是正義一方。我們應清楚這一點，江胡之鬥也好，胡曾之鬥也好，都是狗咬狗一嘴毛，咬贏的一方在掌有沒有人民監督、權力制衡的獨裁權力後會一樣腐敗，而且咬贏的一方會隨著極端權力的逐步鞏固而腐敗得更猖狂，更肆無忌憚。
胡溫政府五年來的作為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們不會放棄獨裁專制統治，因此，胡溫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收十這個腐敗制度造成的經濟爛攤子。這個沒落的極權政府只能在腐敗、「反腐敗」權力鬥爭的惡性循環中腐爛消耗直至倒臺。
中共政府深知，它已經掩蓋不住它治下的這一切惡果，質量惡劣的生活環境、道德淪喪的社會風氣，黑天昏地的司法機構，貪婪無度的教育和醫療，畸形發展的經濟建設，對這一切掩飾不住的惡果，它只能靠散佈一些混淆人們思維的套話說辭來為這個濫攤子辯解。有不少百姓也糊塗地跟著官方政府、利益集團散佈的套話說辭官雲亦云，有人說「中國的事情很難辦，尤其是經濟。誰上臺也不行。」 有人說，「中國人口多，國家大，所以事情難辦。」換句話說就是，現在這種腐敗橫行，怨聲載道，國在山河破的狀況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多，國家大，事情難辦，而不是因為這個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極權腐敗制度。
說這種話的人對中國的「事情」，對經濟的自然運轉規律可謂一無所知。實際上，不但各國經濟發展經驗不斷反覆地證明，就連中共極權統治的經濟發展歷史也不斷反覆地證明，使一個國家經濟改觀根本不是什麼難事兒，只要政府放手不干涉百姓正常的經濟活動，經濟發展就可輕而易舉地做到。經濟學家Adam Smith 早在他的著作「致富論」中說得很清楚，市場經濟是一隻無形的手，無時不在地做著自我調節。
我們不需要費時回顧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只要回頭看看我們中國人民自己經歷的現實，我們就可以看出，政府只要給勤勞隱忍的中國百姓一絲鬆動，經濟改觀不但易如反掌，而且利馬見效。
中國歷史屢見不鮮地反覆證明著經濟運轉自我調節的自然性和簡單性。並且也證明人口多根本不是經濟改觀的障礙。以下舉三個離我們並不遙遠也不陌生的例子。
例一：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成功地統一中國後，國民政府不但在四年內使長期軍閥混戰下民不聊生的中國經濟得到改觀，而且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並佔領東北三省的極為困苦危難時期，仍繼續堅持發展經濟，創造了歷史學家公認的中國經濟發展特定歷史時期的1927年-1937年的「黃金十年」。在日本已侵入中國，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的1931年到1936年，中國工業年增長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間興建了八千公里鐵路，超過以前幾十年的兩倍，現代工業與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比二十年代翻了一番。如果不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中國，中共因此乘機得勢，中國經濟持續發展至今，其成績絕不會比經濟大國美國差。
例二：一九六一年，由於中共政府荒謬絕倫的「大躍進」政策，造成幾千萬人餓死，因此造成這個巨大人禍的毛澤東不得不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位居一線治理國家。劉少奇、鄧小平採取給農民鬆綁的經濟政策，允許農民自己養雞、養豬和經營自留地，一年後，中國經濟就從物質極大貧瘠變成極大豐富。一九六二年暑假，我清楚記得當時大車大車的牛奶雞蛋拉到我居住的宿舍大院，我們這些孩子拿著鍋、筐去「買」那些幾乎不要錢的新鮮牛奶、雞蛋，感到沒肉沒蛋吃不飽飯的日子恍惚還在眼前。
劉少奇當時說了一句實誠話「政府一抓(經濟)就死，一放(經濟)就活」。
例三： 一九七八年中國農民發起的農村經濟改革再一次證明經濟運轉自我調節的自然性和簡單性。
我們不妨先簡單回憶一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農民如何不堪疾苦拚死走上改革之路，並使自己家鄉的經濟在一年內大改觀的經歷和歷史背景。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在陝西茂陵地區工作，四年中，年年月月，我都不斷看到大批破衣濫衫的逃荒農民堆集在茂陵火車站，風餐露宿，慘不忍睹。而當時的中共中央正忙於荒謬的權力之爭根本無瑕顧及人民的死活。下面這段官方口氣的對當時鄧小平家鄉人民生活的描寫清楚表明經濟改革發起的歷史背景。
「一九七五年冬，全國的建設事業更加混亂，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小平家鄉廣安縣，更是災難深重。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國家經濟政策造成人們缺衣少吃，飢餓難熬，將能吃的樹皮都吃光了。最後農民們來到縣委門口，將門口的五棵梧桐樹的樹皮也剝回家吃了。全縣每天都有一千多人扒火車，流浪他鄉乞討。」
那幾年不要說農村，就是城市也是一片蕭條，不要說蛋肉，連花椒、大料、衛生紙也是極少量地定量供應。
在這生死之際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經受了多年逃荒要飯的小崗村農民已經無力逃荒要飯了，在全村飢餓浮腫等死的情況下，為拚活路，村中十八個農民寫下血書，立下「生死狀」，發起了「包產到戶」的壯舉，拚死走上了農村經濟改革之路。
當時，對經濟崩潰無計可施、對大批飢餓等死的農民無所適從的中共政府無奈地看到，如果再對農民橫加干涉，中國就是死路一條。這時的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靜觀不管的策略，趙紫陽和萬里對農民「包產到戶」行動的認可客觀上起到給中國人民稍微鬆鬆綁的效果。
發起「包產到戶」不到一年的時間，小崗村農民的生活就大為改觀，而且在第二年的一九七九年，小崗村經驗就迅速傳遍整個安徽省，一年後的一九八0年，安徽這個全國有名的貧困省就跨過了貧困門坎，奔小康了。
綜上所述，歷史事實不斷證明經濟自我調節的自然性和簡單性。關鍵是政府不但不能對百姓的經濟活動濫加干涉，還要在經濟策略上盡政府應盡的職責幫助民間發展經濟。除了宏觀調控外，政府要制訂並施行各種有利措施資助農民的農業發展，扶助民間中小企業的成立和發展。只有這樣，國家才能有可持續、平衡、協調、穩定的經濟發展，人民才能普遍生活富裕，靠稅收生存的政府才能有蛋可取。
許多人認為專制制度可以更有效、更快捷地發展經濟，因為它可以快速調集國家大量財力和人力完成一件工程或研究項目，像蘇聯成功地建設大型工業、大型水壩，領先使衛星上天，而民主國家做不到那麼快。然而，蘇聯近九十年的經濟發展結果，東歐諸國經濟發展結果，如今中共專制制度的經濟發展結果都沒有最終給人民帶來幸福，也沒有最終給國家帶來富強。為什麼專制制度下的經濟發展總是淪為畸形發展，為什麼專制制度總是給底層人民帶來貧困和災難？
原因非常簡單，專制政府搞經濟完全不顧及百姓的基本權利，根本不為民著想。中共政府這二十年的胡來是專制制度下非人本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好例證。下面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發起農村改革大潮的功臣是農民，而中共政府是剝奪改革成果的罪人和強盜。
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發起「包產到戶」的壯舉時，中共中央還處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無心他顧。看看當時中共權力爭奪的年譜就會對那段歷史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一九七六年十月，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他權力大握後仍堅持毛的路線。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復出，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穎超、胡耀邦、王震進入政治局後，鄧小平的勢力才開始稍佔上風。到一九七九年九月，趙紫陽、彭真入政治局後，鄧小平多了這關鍵的兩個子兒，才開始成功地壓縮了華國鋒的優勢。到一九八０年二月，胡耀邦、趙紫陽進入常委，重新設立書記處，胡為總書記後，鄧小平開始清君側，迫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職，這時華國鋒才敗局已定。一九八０年八月，華國鋒被迫讓出總理職位。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華國鋒下臺，但仍然保留主席身份。一九八一年六月，華國鋒正式辭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職務，權力之爭至此結束。從鄧小平正式復出，到決定華國鋒下臺，前後三年零四個月。
一九八０年時，農民發起的經濟改革大潮已蓬勃展開不可阻擋，這時，雖然鄧小平對「包產到戶」仍有微詞，表示反對(見鄧小平文選)，但是農村改革大潮的凶猛推著他不得不認可「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同意解體人民公社。當時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清楚地表明瞭鄧小平對這種自下而上、民間自發的承包方式認識不清的無奈之情。更表明他這個後來被荒謬地譽為‘總設計師’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的方向。
一九八一年鄧小平坐穩權力時，經歷了兩年多的農民自發的農村經濟改革已經大見成效。隨著農民對農村改革貢獻的日益顯著，鄧小平的態度也日益明朗，但是使他下決心走經濟改革之路的真正動力是一九八九年對「六四民主運動」的鎮壓屠殺。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有干政大權的元老們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薄一波、宋任窮、姚依林等在鄧小平家開會，討論如何換掉趙紫陽，如何對付「六四民主運動」，鄧小平當時的講話清楚地表明瞭他要利用經濟改革鎮壓學生確保獨裁統治權力的心態。他說，「趙紫陽慫恿動亂，難辭其咎。沒有不換的理由啊，黨內也說不過去，只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定的這個那個都不變，我想不會有大亂子。過去定的不變，這一點我們都要清醒，不是又要走回去。只要改革開放還搞，人家會理解。」
這時，不惜走鎮壓殺人之路的實用主義的鄧小平清楚地看到經濟改革是保障中共私家政權合法性的唯一路。因為只有繼續經濟改革才能使人家理解他殺戮鎮壓人民的「道理」，使殺人合理化，才能掩蓋他殺人的邪惡，才能使糊塗的奴性百姓過後接受官方這類滅絕人性的套話說辭「沒有當初的鎮壓，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發展」。
趙紫陽的失勢，使一直極盡能事巴結陳雲、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江澤民得到陳雲、李先念等中共元老在鄧小平面前的竭力推舉而上臺。
江澤民上臺後，這個姦佞小人感到自己的「兒皇位」不穩，自然傾向舉薦人陳雲、李先念等中共左派們。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鄧小平正式退休後，江澤民則完全倒向陳雲、李先念，開始對改革發起反攻。他說出「改革開放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要「分清兩種改革觀」，要「把個體戶整得傾家蕩產」等反對改革的話。
就像現在人們人云亦云地說著許多官方散佈的反對政治改革、民主制度的套話說辭一樣，當時從上層散佈到社會上的反對改革的套話說辭也瀰漫全國。於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有人在《解放日報》開始以「皇甫平」(扶助鄧小平之意)為筆名前後發表四篇文章支持經濟改革。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南巡，向江澤民、陳雲、李先念等中共左派們施加壓力，並說出「誰不改革誰下臺」的狠話。江澤民見勢不妙立刻轉向，對改革開放由反對轉為支持。
鄧小平接受了江澤民的轉向，並在一九九二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幫助江澤民清除了江的最大障礙 ─ 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至此，江澤民從兒皇帝成為真皇帝。
可以說，一九八九年後，鄧小平出於「改革可以使人們理解六四鎮壓」的心態堅持了改革，並堅決抵制了以江澤民出頭反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勢力。但是，這個沒有一點兒人民情懷的獨裁者走的是放棄政治改革，堅持獨裁製度下的經濟改革之路，這就勢必使中國的經濟改革在後任的獨裁統治下走上一條毀國毀民的歧路。
眾多事實不斷地證明，沒有新聞監督、權力制衡的專制政府確實如旅德水力專家王維洛所言，他們是一群依靠專制獨裁生存的「傻子和瘋子」。
九十年代初，大炮總理朱鎔基喊出投資三千萬元人民幣在三年內使國營企業改觀的諾言，結果卻適得其反。他用「債轉股」的捷徑使國營企業欠銀行的巨額貸款(即由國家撥款轉化成為的債務)變成不值錢的股票，使效益不佳的國營企業更迅速地破產了，。國有企業的爛帳轉嫁給了銀行，最終轉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頭上，股市大跌也使百姓股民們承擔了企業破產的代價。幾年下來，在政府、工廠、股票市場的各種交易中，權勢官員從中大撈好處，大批工廠官員明目張膽地低價或無價私分企業，層層官員的腐敗貪婪從此一發不可收十。官員發財，工人遭難，僅一九九七年一年，中國就出現一千多萬下崗工人。最終，朱鎔基「三年脫困」的把戲不但消耗掉國家幾萬億元的「製作費」，造就了五千萬工人失業，他還落下個「欺世盜名總理」的惡名(見中國勞工通訊)。
隨著朱總理的把戲，國有企業的盈利大戶也紛紛下馬。官方透露說，從一九九五年國企改革開始，到一九九六年，煤炭，冶金，石油等昔日盈利大戶統統出現大幅虧損，三萬四千家國有企業的淨銷售利潤率下降了55%，每賣一元錢的商品，純賺的利潤不到一分。隨著國企改革愈深入，下崗情況愈加劇，腐敗暴露愈嚴重(見中國勞工通訊)。朱鎔基的「國企改革」不但使國家企業紛紛下馬，還使腐敗如洪水猛獸一般飛速漫延。
此時，剛剛從農村經濟改革中抬頭的農民兄弟，也遭到政府層層官員的殘酷盤剝壓榨，一頭豬要交幾十種稅費的荒謬事情普遍發生。政府官員明征暗搶，給農民開的各種白條滿天飛。農民拚命掙得的改革成果就在層層官員的巧取豪奪、橫徵暴斂中剝奪殆盡。
「中國農民報告」一書的作者張桂棣於二OO一年十月的一段描述使我們看到農民被政府官員胡派的苛捐雜稅壓榨得有多苦，他寫到「為了瞭解淮河污染的事，我們曾路過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裡的許多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農民一年到頭，平均年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一天24美分 - 三妹注)；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佔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困人口也佔到一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困的鄉鎮，因為鄉村幹部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農民透不過氣，農民們含著淚說：‘包產到戶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被掏光了！’」
當地人說，當初發起農村改革的功臣小崗村的農民也是「一年跨過溫飽線，二十多年沒過富裕坎」。
在城市高樓大廈輝煌的迷惑下，人們容易迷失價值判斷標準，弄不清生活幸福的根本判斷標準是什麼。
以人為本的人權標準才是判斷人民生活幸福的價值判斷標準。只有崇尚人權自由，崇尚生命的經濟發展，才能使經濟穩定、協調、平衡地發展，才能使人民幸福、有尊嚴地生活。
有人說，「中國還是進步了，像六零年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但願那種在三年內一下死幾千萬人的事不會再發生，但是中國死人的方式也「與時俱進」地進步了。現在人們死的方式不同了，假酒、假藥、污染空氣受毒致死，昏天黑地、司法不公含冤致死，強迫拆遷、趕出家門凍餓致死，在黑磚窯、黑煤窯裡折磨、勞累、暴打致死，種種這類死法天天、時時在發生。
一九九八年，集中著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連降暴雨，長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數十處決口。隨後，朱鎔基找到當時報喜不報憂的九江市副市長問道：「 到底大堤內有沒有放鋼筋？」對方沮喪地坦白說，「本來是應該放鋼筋的，可是不知怎麼被偷工減料換成了竹條。」 中國特色的長江竹條大壩擋不住的水災淹死了多少老百姓？
還有，人們都在擔心地說，現在偷工減料瘋狂蓋大樓，那些從中圈錢的官員是撈夠了，將來你就看著這些大樓一個個的塌吧，挨砸的都是老百姓。
據英國金融時報二00七年七月三日報導，世界銀行與中國合作對中國近年來環境污染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每年因污染而早逝的人口高達七十五萬人，並繪製了相關的死亡人口分布圖，因數據太駭人，中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與衛生部出面要求世行在書面報告中刪去約佔1/3 的敏感內容，理由是「會引起社會動盪」。
「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一書的作者鄭義當天接受記者訪問時認為，中國環境污染的劇烈程度遠遠超出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他說：「實際情況比它這個要嚴重得許多倍，根本就不是一個數量級！從各地得癌症的情況、包括呼吸道疾病的情況來看，污染的情況早已超過國外的觀察和估計。每年像淮河污染嚴重的地區，得癌症人數要超出世界衛生組織的幾千倍。這不是搞錯了數量級，情況真的超出你的想像！你放大了你的想像，都不能概括中國的環境污染！現在污染導致的死亡成倍、數量級的增加！」
有人為中共政府辯護說，當初日本、英國那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也伴隨著對環境的破壞。
當初人們對保護環境一無所知，屬於無知。而現在環境保護亦屬常識，那些國家的慘痛教訓使許多國家警醒，可是中共政府卻明知故犯、重蹈覆轍、不管不顧，而且對環境的破壞的瘋狂程度遠遠超過當初的日本、英國，這豈不是傻子、瘋子行為？最表現政府瘋傻行為的莫過於三峽大壩，當別的國家都因為造大壩會嚴重導致周圍良田沙漠化和水土破壞而怯而止步時，中共政府卻氣吞山河地造了三峽大壩這個龐然大山死死地橫在三峽兩山之間，攔在長江大河之上，把四川這片富庶濕潤的盆地堵了個風吹不進，水泄不通。
比較俄國、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中共這種依賴出口，依賴外資，依賴低技術製造業的經濟發展模式最終不但走向不平衡、不協調、不穩定、無可持續發展的死路，也最終不能造福於人民。
俄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不但得利於以人為本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也得利於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國內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術的製造業。專家指出，俄國、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於民眾。
中共政府的一些御用文人用「中國是世界製造大國」這個所謂的桂冠來誤導百姓。殊不知，中國是個消耗、浪費和破壞大於發展的製造大國，中國這種依靠外資、依靠低技術製造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貨幣和資源投入驅動’型，而不是‘生產力提高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後果是嚴重地消耗和破壞我們百姓賴以生存的有限資源、飲水和空氣。根據二○○三年的統計數據，中國每創造一美元的產品所消耗的資源，是印度的2倍，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 11.5倍。
更悲慘的是，中國還是殘酷壓榨、剝削本國勞工的製造大國。有人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殺貧濟富式的經濟發展，中國壓榨本國廉價勞工向西方富裕國家出口廉價產品，殺的是本國已經貧苦不堪的勞工，濟的是西方國家已經富裕的百姓。批評中國殺貧濟富式經濟發展的人並不是不要中國出口商品，而是指出中國這種極端依賴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所在。
黑磚窯童奴工事件說明這種壓榨已經多麼殘酷和瘋狂，它只僅僅展現出黑暗專制制度導致的黑暗社會的冰山一角。對此，人們應該有所震動和思索：推動這個邪惡、黑暗「經濟改革」的中共政府在這條歧路上到底還要走多遠？
人們會愈來愈清楚地看到，中共政府治下的無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濫攤子導致的環境濫攤子局面的不可收十。對於這樣一個不受新聞監督，不受權力制衡，只會不斷內鬥，毫無執政能力的腐敗政府，人們還能忍受多久？把國家破壞到如此地步，這樣一個靠暴力和謊言維持的沒落極權政府還能欺騙多久？愚昧的人們還能被它的套話說辭愚弄多久？
二00七年七月一日「自由聖火」網站首發
二00七年七月四日增補修改後再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