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上午，山西省鄉寧縣華靈廟抗日紀念館門前廣場上，一群初中女生扮演的村姑，正踮著腳尖送別將和敵人最後決戰的士兵。
一切都很熟悉，就像任何一臺擁軍晚會的場面。配舞的交響樂版民歌聲響震耳，綠花襖、大辮子的女孩，圍繞纏繃帶的男同學們揮舞手臂，他們被胭脂染得過於紅艷的臉龐，時而微笑時而悲傷。
我們送別的是國軍二十四壯士。」扮演村姑的初三女生劉曉蓉，擠在同學堆裡大聲說。
這是一座特殊的抗戰紀念館，紀念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山西鄉寧地區拋灑熱血的國軍將士。
紀念館所有的陳列品均來自國軍：青天白日銘牌、榮譽勛章、防毒面具、軍刀、機槍，還有閻錫山本人簽名的小象、國軍將士在戰場上過年的聚餐照……在一組由80張國軍將士人像組合而成的照片上，寫著「致敬從血泊中站起並生存下來的人」。
另一件受人關注的藏品，是閻錫山在1945年5月立的「華靈廟二十四壯士殉國紀念碑」。這塊石碑的背面，刻著由他撰寫的千字碑文，記載著第19軍37師3團3營8連，在華靈廟和日軍的一場惡戰。華靈廟，連接鄉寧、新絳、襄汾三縣，位處山脊，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戰爭爆發後，這裡成為為後方軍隊提供補給的重要運糧道。日軍多次嘗試攻打，以切斷糧道。
據鄉寧史料記載，1941年12月4日凌晨，數百名日軍趁雪夜偷襲華靈廟，當時駐守此處的只有60名士兵，雖然8連指導員立即帶著80多人前去支援，但依舊敵眾我寡。黎明前，眼看日軍將勝，軍人們決定殊死一搏。其中24人，每人腰纏10顆手榴彈，自願組成「活炸彈隊」，在連長彭永祥的帶領下衝入日軍。這些人體炸彈導致日軍傷亡近400人，扭轉局面。
碑文中，閻錫山感嘆說：「凡此，皆猛將勇士之所為……不惜捐自身之血肉……以搏國家民族某一事之勝利與成功，使敵堅兵利器胥失功能，戰略戰術均歸無用，此則超軼尋常戰鬥範圍之外。」
中學生家萬言說，他自小就聽長輩講過這個故事。但直到2005年5月，學校第一次排練這個舞蹈，他被選出扮演國軍士兵。
這群孩子擠在一起嚷嚷時，兩位國軍老兵，正扶著枴杖，坐在觀眾席裡。
他們同樣年屆90歲，同樣瘦削硬朗，甚至有著相近的山西口音。但1949年後，他們在台海兩地度過了境遇迥異的半輩子。
留的，是返回山西婁煩老家的郝端溫；去的，是經上海坐船到臺灣的袁廣卿。
轉到紀念館背後，參觀縣政府新修的二十四壯士紀念碑時，被縣長扶到前排的郝端溫，一手拄著枴杖，一手脫開女兒的攙扶，給紀念碑敬了一個國軍軍禮。
圍觀村民的掌聲響起，老人的眼淚一滴滴落了下來。
日軍偷襲華靈廟時，他就是那位帶隊趕來支援的8連連長。24名「壯士」，都是他的戰友。
站在第二排的袁廣卿，雖和郝端溫同為晉綏軍，但在這場惡戰爆發時，他已轉移到了大後方重慶。袁廣卿13歲加入閻錫山辦的「主張公道團」，時常手持紅纓槍為開會的大人們守門。1934年他16歲，村長推薦他去當兵。「能學用槍。也算是一門訣竅」。
袁廣卿是9兄妹中的第二個軍人，大哥曾加入北伐軍。他從山西到湖南、重慶、江浙一路轉來，最後在京滬鐵路上當交警。
1949年，他跟隨大部隊離開大陸。9兄妹中，袁廣卿是惟一去臺灣的人。
那時在臺灣軍人地位不低，但整個臺灣和大陸一樣貧困，軍人的生活也很清苦。袁廣卿在部隊待了10年後轉業，用積蓄開了一家雜貨店養活自己和家人。他娶了朋友的妹妹。「這家雜貨店，養活了我的5個孩子。」
郝端溫的前半生，幾乎就是袁廣卿的翻版。
農家子弟，1937自願參軍。那時他跟父親去太原，正趕上犧牲同盟會在大街上發傳單：日軍佔了我們東邊，又想侵佔華北了。他當時就向父親請求當兵。「四個兒子送一個。」父親回答說。
袁廣卿離開大陸時，郝端溫跟著未來的岳父回了家鄉。在村裡開了學校，當上民辦教師。「文革」中，他被當作特務被人拖出課堂，吊起來打。「我爸爸的右手此後就不能寫字了，一抬手就發抖。」郝端溫的女兒告訴記者。
然而記憶不會因此而磨滅。2005年10月，抗戰勝利60週年之際，88歲高齡的郝端溫在《山西廣播電視報》發表了《華靈廟戰役回憶》一文，記敘了昔日國軍在鄉寧浴血奮戰的往事。
来源:搜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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