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噩耗傳來 晴天霹靂 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1】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說：「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下落不明。」 聞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靂。 當時上海與西安的有線電報、無線電報以及陸地、空中交通，皆告斷絕，過了好幾個小時，仍不能得準確消息。而各種流言已傳播全球，英文報紙，竟根據流言作了頭版的大字標題。 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長及端納【2】倉促趕往南京。無奈，南京雖為首都，同樣沒有確切消息。（國民黨）中常會已於12日深夜開會，決定：免去叛變首領張學良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 這天早晨，南京還接到了西安方面發來的「全國通電」，署名的人除了張學良、楊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將領外，還有陪同委員長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電稱：彼等曾「涕泣諍諫，屢遭（蔣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對介公（蔣介石）做最後之諍諫」。通電中，他們還提出了 「救國主張」的八項要求，希望南京當局「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將來開一線之生機。」
這八項要求是：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停止剿共；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國聯合會分子七人；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論、出版、集會自由；開放民眾抗日愛國運動；實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集全國救國會議。 張、楊的電文也指出：他們將確保我丈夫的安全。 兵變發生，我心中的第一個念頭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變，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討。所以，我必須抑制個人的感情，從全局考量對策。看了張學良、楊虎城的通電，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如果處理得好，這次兵潯嗇艿玫膠蝦醭＠淼慕餼觥?於是，當天晨八時，我即給張學良發去專電，告訴他：我們共同的朋友端納，準備立即飛往西安。端納也給張學良發了電報，盼其立即復電，看西安是否願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納 直飛洛陽 西安來電所提「八項要求」，我一開始並沒有給予重視。當時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測張學良發動兵變的原因時，亦大多認為，西北地瘠民貧，張學良率部駐軍西北，或許早有不滿，因此推斷：張學良這樣做，實際只是為了要求將東北軍調防到豐腴省份的一種「藉口」。不過，南京主張討伐張學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張：對此種不聽中央號令者，必須予以嚴懲，否則就是開了壞的先例。 我則推測說：「張學良、楊虎城等人，或許確實有不平之情緒，而且他們也認為自己具有相當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國人真的對中央懷抱不平，那麼中央就應該虛懷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並盡力糾正之。同為中國人【3】，假如有其他途徑可以解決此次兵變，又何必一定要用軍事方法呢？」
十三日上午，接到了張學良的兩封電報：一致孔祥熙部長，一是給我的。為節省時間，我和端納決定：煩請端納於13日午後，先直飛洛陽【4】。另外，我請端納攜兩函，一函致委員長，一函給張學良。 在給張學良的長函中，我告訴他：他的這一舉動，將使國家前途受到嚴重打擊。我並表示，他的舉動雖然十分鹵莽，但我敢斷定，他發動兵變的本意，並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的惡意，因此，他必須及時自拔，切勿貽誤時機，以致後悔不及。
端納乘坐的飛機，13日下去起飛。還好，到了晚上，端納就從洛陽打來長途電話，稱他已於傍晚抵達洛陽。端納告我：13日白天，中央軍的30多架飛機，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飛行，目的就是要告訴西北叛軍，洛陽飛機場仍在中央軍之手。 端納在電話中還說：他不管張學良是否有回電，定於明晨直飛西安。幸好，當天夜裡，我忽然接到張學良致端納的電報，說他歡迎端納入陝。於是我放心了：端納所乘飛機，應該不會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擊落。
14日上午：中常會上 舌戰高官 南京政府當時已經決定：委員長回京之前，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指揮、調遣全國軍隊，空軍亦歸其統轄。而委員長已經遇難的消息，也忽然流傳開來了。 局勢雖然黑暗且危險，但我仍然有個直覺：事變可以穩妥解決。於是，這一天的我，就是要讓國民黨中央的諸位高官們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會絕望；其二，在軍事討伐西安之前，務必先盡力解救委員長脫離險境。因為攻打西安的戰事一旦開始，委員長即使不被南京陸軍、空軍的轟炸所誤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軍所殺害。 誰知道，中常會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戰派的重重包圍之中。
中央常委會上，有人說：「為維持國民政府的威信，應當立即進兵，剿滅西安叛兵。」 我當即反駁說：「今日之中國，假如沒有委員長，就不會有任何統一的政府。今天我們舍棄委員長，不去救他，請問：還有哪個人能夠立即擔負起領導全國的重任？」 我剛剛說到這裡，會場裡立即群情激昂，主張紛雜：有人說，委員長或許已經遇難；有人說，國家利益，應當重於委員長的個人生命；更有人詞色之間似乎在說「彼一婦人耳，僅知營救其丈夫而已。」 我立即大聲說：「我雖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發言，絕非僅僅為營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員長一死，真的能夠為國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勸其犧牲。但處理西安叛變，如立即撻伐，直接轟炸，不但使領袖生命陷於險境，而且必然使陝西數千萬無辜民眾，立即陷入兵燹之災……不僅如此，還將使我們為抵禦日本入侵所做的諸多努力，白白浪費。因此，為了救中國，我不得不籲請諸位，妥善尋找和平解決的途徑。」 看到各位都在傾聽，我接著說：「希望各位相信，我決非每天早晚惦記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這裡發言，是以公民資格，要求以最少的犧牲，為國家和民眾，解決這一嚴重問題。因為委員長今天的安危，是和國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們主張向西安方向增派軍力，我贊成，但請一定下達命令，囑其切勿隨意開槍，更不能立即轟炸西安、發起挑釁。因為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盡力營救委員長出險。如果和平絕望，到了那時再開戰，應該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雖然與我的觀點有分歧，但我們的誠摯態度、希望國家好、希望委員長好--應該是相同的；我堅信自己的主張不錯，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確保我的建議能夠得到實現。」
聽我一口氣鎮定地說完這些，會場裡很安靜。於是我又說出了自己的一個決定：「我決定明天親自飛往西安。」此言既出，會場嘩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 眾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為當時盛傳謠言，說：血與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內，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對局勢悲觀者，更以為委員長就算今天沒死，日後也難免一死。大家對我的勸說，歸納起來就是：此時我赴西安，等於給叛變者又送去一個要挾我丈夫的憑藉，因為我是自投落網去給叛軍作人質的……悲慼、失望、無奈，繞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難，欲堅持我原來的信仰，更難！ 至散會，中央的諸位高官終於同意「暫緩攻打西安」，但我飛西安的設想，仍遭到極力反對。晚上回家，不禁黯淡淒愴。只有暗自禱告，堅持我對上帝及全人類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黃埔學生 手足親情 從中常會出來，各機關首腦也紛紛打電話給我，向我詢問：目前情況下，應當如何應對。這中間，尤以黃埔同學的電話，最為迫切，他們要求我「立即發表講話」。 我知道，黃埔軍校畢業生，都是我丈夫昔日親自教育、培養的軍隊骨幹，現在又擔任著各部隊的重要指揮員。既然他們堅持要我講話，我就不能推卻，於是，我索性召集他們開會，向他們做了公開的演講【5】。 我除了轉述自己在中常會上的觀點，同時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變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學切勿妄加斷定。遇事一定要鎮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員長平常對待各位同學，一如對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變，正是各位謹遵師訓，報答校長的時候。 我也說明，西安叛變者，已經有電報給我，我也回了電報給他們。委員長和張學良的共同朋友--端納，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這些叛變者看到全國民眾的反應，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們有悔悟之意，我們就應該打開談判的大門；假如他們有悔罪的誠意，黃埔學生就應該以寬大為懷，歡迎他們改正錯誤，既往不究。 當我精神和肉體遭受雙重壓迫之時，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藹齡）、我的二姐姐孫夫人（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以及我的其他親戚、朋友，也都過來全力慰藉我，他們的愛護之情，讓我永遠銘記在心。還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長，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長」之職，雖然他當時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但他始終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張。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西安事變終於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縷曙光，並且確切地證明了我此前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端納從西安發來電報，報告了委員長的平安，而且說，委員長現在的住處，十分舒適，他正在旁邊照顧呢！ 這封電報同時表示：張學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長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過了不久，我又接到張學良直接發給我的電報，電文中不僅對我發出邀請，而且首次做出保證，說他雖然發動兵變，但絕對沒有危害委員長的意思……可惜，對這份電報，南京有些人認為：不可信！ 這些人認為：叛變部隊的計畫，往往異常險惡。端納的電報，很可能是叛軍故意假借端納的名義發出，實際是為了誘使孔部長和我，一起進入陝西，以便他們能夠再多扣押幾名重要人質，增加其日後的談判籌碼。 對於此種推測，我表示「根本不信」。因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於兵變，避免內戰大規模發生，避免其他不懷好意的鄰國看笑話，我就必須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決。所幸者，孔部長與我的兩位姐姐，全都表示：願意陪同我一起飛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態度，真的讓我很感動。
15日：漢卿來電 邀我入陝 十五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納從洛陽打來第二通長途電話，這個電話，實在令我喜出望外。原來，十五日早晨，端納冒著惡劣的天氣，從西安乘飛機返回洛陽，就是為了從洛陽機場，直接打電話告訴我--他去西安的真相。 他用簡短的英語，概述了全局。他說，委員長並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納到達西安後，委員長已被允許遷入較舒適的房屋。委員長也開始與張學良直接談話，只是他的怒氣仍未平息。不過，張學良已經當著端納的面，鄭重表示：他決心隨同委員長一起回南京，因為他已經認識到，發動兵變的動機雖然絕對純潔，但這一兵變，確有錯誤。 與此同時，端納也告訴我：張學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為他和他的部下，對我非常推崇云云。當然，端納也坦率告我：委員長囑咐說，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說法差不多。 當晚，我和大姐夫聯繫，不料，孔部長的醫生說，他的身體不好，不能飛陝；而且孔部長兼任代理行政院長，此時此刻，勢必難以離開南京。於是我立即打電話告訴端納，請他轉告張學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和平解決 露出光芒 十八日，和平解決事變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當晚，端納又來電，說他已經二次進入西安，向委員長以及張學良，轉達了我此前在電話中表達的意見，現在，西安的將領們表示：歡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 得到好消息後，仍需焦慮奔忙。因為南京政府雖然同意暫緩攻打西安，但他們已經命令中央軍向潼關以西的軍事陣地，攻擊前進，致使沿途百姓，死傷慘重。 所幸者，兩日後，陪同委員長赴西安的中央黨部主任蔣鼎文先生，從西安飛抵南京。蔣主任不僅帶來了委員長的親筆信，而且懇切勸告南京高官：千萬不可聽任南京、西安間的裂痕，日見加深。蔣主任還要求：南京無線電廣播及報紙上惡意謾罵西安的文章，必須停止。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委員長被禁已經整整一個星期了。這一天，宋子文力排眾議，終於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說明，南京政府此時仍然堅決不同意任何官員與叛變者直接談判，說是要避免政府自貶威信。
十二月二十日，是南京政府給叛軍規定的釋放委員長的最後期限，我努力勸說，懇請中央再給予三日寬限。我並決定：偕子文同機入陝。無奈，出發前的最後一刻，南京高級官員一起來到我家，堅決不讓我去機場。有人甚至這樣說：夫人如果留在南京，還能勸阻中央軍對西安的進攻；夫人如果走了，誰能制止內戰大規模爆發？ 為了這句話，我只得暫且留下。只能拜託子文直飛西安。 這一天，還接到張學良電報，他說：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軍的進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陝西，因為戰爭一旦爆發，他也沒有力量保護前往西安的我！ 二十一日晨，得子文兩封電報：一則報告委員長平安，一則告訴我，當天回京。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端納、子文先後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會敘述了他們在西安的見聞，我聽了介紹，開始想像如果我親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張學良對話，他的心理會發生何種變化？ 一句話，我聽了子文、端納的介紹，更加充滿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夠與張學良當面協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我當時對西安事變已經產生一種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納給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給房子樹起了立柱，現在，只剩下上樑這最後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讓房子最後竣工，就必須由我親赴西安，面見張學良。
23日：搭救我夫 親赴西安 二十三日，我和子文、端納、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飛機。登機之時，到機場送行的許多官員讚揚我的勇敢，而我也確實神志清醒，意志鎮定，絕無怯意。因為我知道，自己敢於冒險進入叛軍統治之區域，是因為我深刻瞭解西安兵變，必須和平解決。 飛機很快進入西北，據說，一個星期以來，西安、洛陽上空都是陰雲密佈，但今日天氣異常晴朗。飛機首先抵達洛陽上空，從飛機上俯瞰，洛陽機場的轟炸機，正羅列待發，我的心裏，突然增加了陰影--我真的不希望在我進入西安之後，這些轟炸機能夠起飛！ 於是，我一下飛機，立即召集該地陸軍以及空軍將領，當面談話。我囑咐洛陽空軍司令，未得到委員長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機飛近西安。 旋即，我們乘坐的飛機，再次起飛……飛機在白雪群山中沿著鐵路線前進，過華山，放眼望去，儘是晶瑩冰山，閃爍作光。最後看見平原，知道已經靠近西安了。 端納在白色山叢中，遙指一處方形城邑說：「那裡就是臨潼，委員長被劫的地方。」看到這裡，我不禁感慨萬千。最近幾年，委員長出巡各省，我必相隨。唯獨此次他的西安之行，我因有病，未能陪同。 俄頃，飛機開始在西安機場上空盤旋。我拿出隨身攜帶的勃朗寧小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飛機著陸，叛軍士兵噪動且無法控制，請一定用我給你的這把槍，把我殺死，千萬不要猶豫。」段納笑了，他說：「上帝和夫人同在，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飛機停穩，艙門打開，張學良首先登機歡迎我，我仍用平常語氣，和他寒暄。離機時，漢卿請我先行，我卻回頭用不經意的語氣對他說：「漢卿，請不要下令讓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為我害怕他們把我的行李給翻亂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帶的衣服、用品多。」 張學良立即誠惶誠恐地回答說：「夫人何出此言，我怎麼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飛機，楊虎城也趕到了，我坦然與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過西安的訪客。楊虎城剛一見到我，表情十分尷尬。看到我鎮定又輕鬆的樣子，他也不緊張了。
23日：見到丈夫 說服漢卿 車隊首先進入西安張學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趕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這時，委員長也不知道我已抵達西安，因為我不願讓他為我著急，所以我要求子文、端納以及漢卿等人，都不要把我抵達的消息告訴我的丈夫。 委員長被禁處，離張宅只一箭之遙，但走過的時候可以看到，禁衛森嚴，且衛兵們多攜機關鎗，很嚇人的樣子。 我直接進入我丈夫的臥室，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啊呀，你真的來了？！你這可是入了虎穴啊！」說完，一面痛苦地搖頭，一面潸然淚下。我則強力抑制住感情，仍用平常語調說，「我是來看望你的，什麼危險都沒有！」 當晚，我也向委員長親口說明瞭我處理此次兵變的基本設想，我說，西安，乃我中華民族誕生之搖籃，我怎麼能夠聽任西安古城，變成我丈夫的棺木呢！倘委員長不能活著離開西安，則中國的分裂與滅亡，就在眼前！ 我說：南京高官，大多主張立即轟炸西安、進兵潼關，中央軍主力甚至整裝待發……但是，張、楊叛軍的背後，還有尚未剿滅的共軍。如果想要開戰，內戰可以立即爆發。張楊所部，人數眾多，軍械精良，其後方更有委員長多年仇敵。倘若戰事發動，勢必釀成空前規模之內戰，必然招致不可預期的浩劫。因為虎視眈眈之日本帝國主義者，正日夜盼望中國爆發內戰，而中國一旦爆發大規模內戰，日本才能完成其統治中國之迷夢。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軍轟炸、進攻西安！ 我的丈夫，完全贊成我的這些看法。我見過委員長後，再召張學良來見。 張學良見我沒有一句斥責他的話，顯得很高興。我則立即以鎮靜、誠摯的態度，開始和他長談，我告訴他：你或許認為，西安兵變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這實際是你的錯覺。今大錯已成，如何補救，才是當前的最大問題。 張學良則說，「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員長一起赴西安，我敢斷定，絕不會發生今天的不幸。我們劫持委員長，自知不妥，但我相信自己發動兵諫的目的，就是為了停止內戰，抗擊日寇，造福國家。只是我們幾次向委員長請求，均遭怒斥……因此要請夫人婉轉報告委員長，我們一不要錢，二不要地盤，就算要求委員長簽署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文件，也是為了要為國犧牲……」 他又說，「夫人應該知道，我一向敬重夫人，就是我的部下也一致敬戴夫人。委員長被禁後，他們搜查了委員長的文件，並且拿到了夫人致委員長的信函兩封，我冒昧拜誦之後，更加感覺夫人的偉大。因為這兩封信中，夫人為民眾求福利，為國家抗外辱的至誠信念，均有充分展露，所以，我深信夫人此來，必能協調各方關係，使委員長早日離開陝西，而且我們仍然一致推崇委員長為我們的唯一領袖。今日特別懇求夫人向委員長面陳款曲，並深信夫人必能助我化解此種危局。」 我當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張、楊兩人做說客，我也指出：12日凌晨，事變發生，槍聲四起，如果我的丈夫不幸被流彈擊中，結果會是怎樣？那天凌晨，委員長慌忙中沒穿棉衣，如果因為嚴寒侵襲，罹患肺炎而死，結果又會如何？你想停止剿共內戰，卻反而導致中央軍進攻西安，導致更大規模內戰爆發，請問，這樣的結局你是否想到過？你們想逼迫委員長在你們規定的文件上簽字，試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領袖地位，能夠答應麼？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盡快收拾危局，讓委員長盡快離開陝西。 張不斷點頭，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說：立即釋放委員長，關係重大，需要徵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談話結束，夜已深矣。
25日：聖誕來臨 飛離西安 此後，我開始等候張學良、楊虎城等人開會做出決定，等候了很長時間，總算有了結果：張、楊及其部下，同意讓委員長離開西安。這次等候，是漫長和痛苦的，因為東北軍和西北軍內各種主張都有。甚至有人認為張學良已經「叛變」，被我和子文、端納收買了！ 此時，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黨並無劫持委員長的意思，而且他們亦主張立即恢復委員長的自由。更有人告訴我，說共黨已準備放棄他們昔日的政策與行動。 聖誕夜，轉瞬即逝矣，可惜，這一天仍然沒有明確消息。雖然在是否釋放委員長的問題上，張、楊等人有爭論，但張學良等人始終沒有提及金錢與個人權位問題。這種胸懷，卻也是歷來叛變軍人所從來沒有過的可愛之處。我以為，這就是中國政治進步的最大表現。 聖誕陽光，終於挾著希望與快樂一起來到了。二十五日下午二點，張學良急匆匆趕來說：飛機已準備好了，他決心隨委員長赴南京。委員長極力反對，說：「你無伴行之必要，你應該留在西安，繼續指揮西北各部隊」。 但張學良向我解釋說：他確實有赴南京的義務，因為他已向部下各將領表示，願意擔負此次事變之全部責任。同時，他還要用赴南京請罪的舉動，來證明此次事變，他本人絕沒有危害委員長的惡意以及爭奪個人權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們飛往南京。 下午四時，我們終於可以走了。 委員長和我以及張學良，共乘一車。張學良出門後，立刻直奔車子的前排就坐，讓我和委員長坐在後排。子文、瑞納與楊虎城另乘一車。車抵飛機場，逕直開到張學良的波音座機門旁，飛機已提前開熱備用。 隨著一聲怒吼，波音飛機離地騰空，當晚抵達洛陽，祝頌聖誕佳節。
【1】孔祥熙，宋美齡的大姐夫，當時擔任國民黨財政部長兼代理行政院長。 【2】端納，澳大利亞人，早年隨父親到中國，曾先後擔任張學良和蔣介石的外籍顧問，與宋美齡也很熟悉。 【3】「同為中國人」，此處指南京的中央軍和張學良、楊虎城率領的東北軍、西北軍，都是中國人。 【4】當時的洛陽，仍為南京中央軍控制。 【5】這是保證國民黨主力部隊能夠聽從調遣，貫徹「決不立即攻打西安」的關鍵。由此亦可見宋美齡的才智和敏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