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實性長篇小說《大江東去》節選
夢之魂
花花和淘淘是兩隻貓的名字。確切地說，是我家曾經飼養過的兩隻貓的名字，是我永遠難以忘懷的兩只可愛而又可憐的貓的名字。
這兩隻貓曾經和我一起，經歷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的一段慘痛的歷史。它們的悲慘命運，就是那一頁歷史的寫照和見證。
一
從北京回到S城時，已是傍晚，天色有些朦朧。
心身疲憊，心情沈重。內心的陰鬱、壓抑猶如那晦暗的天色。掏出鑰匙開門的時候，絲毫也沒有回家的喜悅的感覺，當然，我也更沒有想到，開門以後，居然會有一個意外，一個沖淡我的煩悶的驚喜等著我。
一晃已經在北京呆了快半年了。得到父親患病的消息還是元旦前，我立即向所長請假，要求准許我去北京看望父親。
當時正是中國的多事之秋：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正舉行遊行，要求政府實行政治改革，時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著名學 者方勵之發表講話公開支持學生的遊行行動及要求；北京的大學生也聞風而動、積極起來響應。北京一動起來，對全國將產生極大的震撼作用，將使全國產生連鎖反 應。所以，北京成了一個敏感的是非之地。所長個人不敢做主，經請示院長，回來對我轉達院裡意見：最好這個時候不要去北京。
我知道，我在院裡，甚至在省委宣傳部都是挂了號的。我在一些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在幾次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聽聞已經 被上麵點了名，說是與「四項基本原則」不符；有的發表了我的文章的刊物也遭到了有關方面的批評，承受了較大的壓力；而且我最近又公然在所裡發表同情學生游 行和支持方勵之講話的言論。雖然我既不是什麼領導幹部，也不是什麼著名學者，但在上級的眼光裡，我儼然是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方勵之的小應聲蟲。我 早不去、晚不去，偏偏這時要求去北京，說不定是去北京搞什麼串聯活動。
聽了所長的話，我真有點哭笑不得——組織上也太草木皆兵、太抬舉我了吧！
要說對時局的關心的確不假，這是我作為一名文學研究工作者，尤其是重點研究當代文學的研究工作者的必然職責；但我天 生是個當文人的料，壓根就不是個干政治的料；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地搞什麼串聯，從來想都沒想過。至於說我贊同合肥和北京學生以及方勵之的主張與要求， 那只不過是我作為一個還算清醒的、懂得維護自身權益的公民的正常的、正當的思維和意識傾向，即每一個精神健全的公民對自由民主這一理所當然的自身基本權利 的渴求和嚮往罷了。本來，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讓人民享有自由民主，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天經地義的真理，也是世界的大趨勢。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淺顯的真 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卻變得面目全非、是非顛倒。在當局的眼裡，「自由」、「民主」等於反動和罪惡，主張和要求自由、民主的人等同於別有用心、圖謀不軌， 甚至是大逆不道，像我這種同情、支持乃至呼應那些「圖謀不軌」者的，自然也就成了危險分子。
若在平時，不讓我去北京不去就算了，但這次是父親因病住院，我非去不可。父親一向身體很好，從來沒生過病，但畢竟是 上了歲數的人了，我不在他老人家身邊，心裏卻一直惦念著，擔心著父親的身體會出現什麼意外。接到媽媽電話，聽說父親住院的消息時，我只覺得頭嗡地一下，心 裡全亂了！父親平時性格執拗得很，仗著自己身體好，從不聽我們的勸說主動去醫院做個身體檢查：一來是心疼檢查的費用，二來因為正在編寫《國際收支》一書， 忙於查找資料，捨不得時間。我們也拿他沒辦法。這回父親能乖乖住院，說明病得不輕；尤其媽媽在電話裡驚慌失措地說父親痰裡有血，我不覺心裏一沉：我明白， 我最擔心的事情來到了！
我向所長鄭重聲明，這次要求去北京是因為父親病重，必須前去護理，希望他代我向院領導說明。當然，話說到這個份上，所長也無法再加以阻攔，只得表示替我向院領導解釋，並關照我到北京不要介入學生鬧事云云，無可奈何地准了我的假。
就這樣，從去年12月份赴京，陪伴在父親的病榻前，與最終被確診為動脈血管瘤的病情十分凶險的父親一起，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與死神的驚心動魄的搏鬥。朝陽醫院心血管科已經兩次下達病危通知書，楞是讓我和媽媽配合醫務人員從死神手裡把父親爭奪回來了。
然而我知道，父親的血管瘤並沒有消除，現在病情的暫時平穩只是一種假象，不過是類似戰場上的另一次更加激烈、殘酷廝 殺之前的暫時的平靜而已，我的緊張心情仍然絲毫不敢懈怠。醫院的醫護人員被我們家人對父親的感情和全心全意搶救、護理的精神所感動了。醫院雖然覺得沒有太 大的把握，但仍然從院外請來專家會診，盡最大努力為父親擬訂救治方案。
正在這時候，接到了所裡傳達的院裡通知，要求我立即回院參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學習。通知語氣十分堅決：學習是根據中央統一精神，由省委、省委宣傳部、省直機關黨委統一部署的，一律不得請假。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啊！既然在社科院上著班，拿著社科院的工薪，就只能聽單位的吆喝。更何況，這次傳達的，還不 單單是單位自己的決定。我知道，我是社科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點人物，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重點對象。缺了我，社科院的「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學習任務是要大打折扣的。看來，無論父親病輕病重，我不回去是不行了。
前一段時間父親緊急搶救時，妻子小潔也在北京和我一起護理。看父親病情暫時平穩了些，為免兩個人都不上班工資扣得太 多，影響家庭生活，再說她在作協機關工作，需要坐班，所以我正打算讓她先回S市，自己留在北京。未及小潔離京，就接到了所長的通知。無奈只好把小潔一個人 留在北京護理父親，我獨自匆匆趕回S市。
無論是在由北京返回S市的火車上，還是下火車往家趕的一路上，我既念叨著父親的病情，擔心我離開北京期間會不會突然 發生變化；又想著這次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學習究竟會怎樣個搞法。現在的人，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早已經不感興趣了，不是消極冷淡、無動於衷，就是反感 厭惡。幾年前的「清除精神污染」，最終還不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但這次似乎來勢凶猛：不但鄧小平於12月30日發表了講話，《人民日報》繼12月23 日、12月25日、12月29日連續刊登受到鄧小平誇獎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後，又於元月6日高調發表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社論，中共中央 1月28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定性為一場「鬥爭」，而且，今年以來，胡耀邦被解除了 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開除了黨籍。由於忙於搶救父親，這些消息我是事後陸陸續續得知的。我感到，從粉碎「四人幫」以來，中 國社會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領域剛剛呈現的一點寬鬆氣氛，正在重新一點一點地消失。中國人民精神上的鐐銬本來就未能真正徹底解除，而現在，當局又在重新加 固。想要讓飽受封建專制主義和文革極左路線坑害的中國和中國人民再重新回到文革前的狀態去，這是萬萬行不通的事情。從勢頭看來，老鄧這回是要拼老命了。我 本來就不是黨員，不怕你開除黨籍，但是如果這次學習要求表態，尤其是涉及到我的那些支持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和言論，我該怎麼應對呢？
心裏就這樣七上八下地，來到了家門口。面對著自己家的房門，這扇已有將近半年未見的，既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了的房門，邊掏鑰匙邊在想，不知道這次回來，等待我的將會是什麼？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