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習近平名列李克強之前
先前的種種跡象表明，李克強應是胡錦濤屬意的接班人首選，然而在本屆政治局常委中卻排在習近平之後。據說這和此前中共高層的一次"民主推薦"大有關係.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10月24日報導，中共在選舉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中，曾經採用了所謂"民主推薦"程序。在6月23日，400餘名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都領到了"推薦票"，有資格在200多名符合條件的63歲以下中共正部級幹部中，選出他們屬意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向政治局常委會舉薦.報導沒有披露習近平、李克強二人的得票情況，但有海外媒體說習近平的得票高過李克強，正是憑著這一條，江澤民（或曾慶紅）迫使胡錦濤同意把習近平的名字放在李克強的前頭，成為總書記接班人。
假定上述說法屬實，這裡我們要問的是：如果在這次推薦中，習近平的票數確實高過李克強，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支持習近平進政治局的人要多過支持李克強的呢？這是否意味著作為總書記的接班人，習近平比李克強更孚眾望呢？答案是：不一定。
道理很簡單：因為參與推薦的中央委員們---起碼是很多中央委員---都知道，李克強是胡錦濤刻意培養的總書記接班人。有些人不願意胡錦濤的計畫得逞，既然他們無權在總書記的接班人選上直接表示意見，於是他們就在推薦政治局人選這一關上投下李克強的反對票，竭力把李克強的票拉低。習近平不是出頭鳥，沒有什麼人從防止他成為總書記接班人這一角度特意從名單中劃掉他的名字，所以到頭來習近平的票數就多過李克強。這既不證明支持習近平進政治局的人多過支持李克強的人---因為李克強的反對票也許有不少實際上只是反對他當總書記並不反對他進政治局；也不證明支持習近平當總書記的人多過支持李克強的人---因為支持習近平的人中也許有不少隻是支持他進政治局而不是支持他當總書記。所以，江澤民（或曾慶紅）根據在民主推薦中習的得票多過李，就認為習比李更適合當總書記接班人。這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江澤民或曾慶紅早就擺明支持習近平當總書記接班人，那麼，樹大招風，勢必有不少人會如法炮製，投下習的反對票，到頭來習近平、李克強兩敗俱傷，誰都得不到最高票，反而是某位第三者漁翁得利，脫穎而出。有的海外社團就發生過這樣的事。該社團規定由會員直接選舉理事，得票最多者為會長.張三和李四本是該社團最有威信也最有群眾基礎的。兩人都想當會長，各自擁有一批會員的支持，實力接近，旗鼓相當。在投票的時候，支持張三的會員統統劃掉李四的名字，支持李四的會員統統劃掉張三的名字。開票的結果是，張三和李四兩敗俱傷，倒是一個叫王五的得票最多，當了會長；而王五很可能本來並沒有打算當會長，大部分會員也沒人打算選他當會長.合乎邏輯的做法是，這次推薦的結果只用於考慮政治局委員人選.若要徵求人們對總書記人選的看法，那就應當再搞一次推薦.不錯，無記名投票是民意的顯現.但是，一場投票到底顯現的是何種民意，這需要我們細心分析，恰當地解讀，不可引申過度。同樣的選民，針對同樣的候選人，採取不同的投票規則或方式，會有不同的投票行為，因此可能得出不同的投票結果。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思。J.阿羅（Kenneth J. Arrow，1921－ ）提出過一條"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該定理指出：如果眾多的社會成員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會又有多種備選方案，那麼用民主投票的方式不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當然，阿羅所說的情況比較極端。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那種極端情況的可能性很小。我這裡要說的是，針對某一特定目標的投票，如果採取的投票方式不合適，投票結果非但不能準確地反映民意，反而造成扭曲和誤導。不同的投票程序會導致不同的投票結果。這就要求我們，針對特定的投票目標，我們應當選擇適當的投票程序。如果要徵求人們對總書記人選的看法，那就要講明是推薦總書記人選，每人只能推薦一人。只有在這種方式的推薦中獲得最多票數的人，才表明該人是多數人心目中總書記的第一人選.以上所說，並不涉及對習近平李克強的具體評價.另外，中共搞的民主選舉也好，民主推薦也好，由於缺少開放性，其實都不具有民主的真實內涵。個中道理我以前講過多次，此處就不再重複了。
關於中共內部的派系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在6月份的"民主推薦"中，胡錦濤已經意識到習近平構成對李克強的最大威脅，他為何不在十七大的正式選舉中暗中動員自己一派的力量扳回來呢？
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我們都知道，中共內部當然不是鐵板一塊.但中共內部的派系，例如現在許多人所說的團派、太子黨、上海幫或江派，和民主政黨內部的派系是很不相同的，因為它們並不是基於不同政綱政見的自由組合，而只是基於相似的出身背景、同一個工作系統或一段較長時期的上下級關係和同事關係的一種含糊分類。在這些官員之間或許多少存在著某種觀點主張的差異，但這種觀點上的差異並不一定總是和他們由於關係而歸屬的派別相一致。這就是說，現今中共內部的派系是模糊的，不確定的。除去一小批人之外，大多數人並沒有明確的派別歸屬。恐怕胡錦濤、江澤民或曾慶紅自己也弄不清楚下面的人（除去一小批親信外）哪些是自己一派，哪些是別人一派。倘若情況是這樣，胡錦濤又怎麼能動員自己一派的力量用選票達到自己的目的呢？第二，更重要的是，如果胡錦濤要這樣做，那就是利用黨代會推翻黨中央的決定（習前李後應是十七大前黨中央就定下來的），就是為派別鬥爭的某種公開化打開大門，而這是包括胡錦濤本人在內的高層都不敢嘗試的，所以他寧肯向江、曾妥協以便維繫寡頭專政。
這次十七大的一大特點是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依我看，那既是針對會場之外，也是針對會場之內。大會採取了空前嚴密的措施以加強對代表的"保安"---實際上是監控：向所有代表發配一部手提電話，打電話到外面都要用這部指定的手機；會議期間，代表們不准上網際網路；每天的行程都由大會統一安排，吃飯、開會、回酒店都"統一行動"；接受記者採訪也不得進入代表下榻的酒店房間.這就有效地防止了代表們互相串連，交流意見，拉票競爭。投票計票過程按理說是最應該公開的，但卻是全程封閉，把記者等一律趕出門外。這就給代表一種感覺：如果投票結果出乎高層意圖之外，高層甚至不排除採取非常手段去"糾正"。這就迫使絕大多數代表只好老老實實地充當表決機器，按照劇本演完這場戲。
十七大在民主化方面毫無進展，在權力交接的制度化或規則化方面也乏善可陳。不錯，我們可以從十七大看到某些規則在起作用，其中主要是年齡的規則，但是這些規則多半是權宜之計，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譬如"七上八下"（67歲以下可進政治局常委會，68歲以上退出）這條規則，說來簡直是笑話，哪有普遍意義可言？更重要的是，這些規則都不具有限制權力的意義.因為所謂限制權力，不是指權力究竟是出自一個獨裁者還是出自幾個寡頭，也不是指幾個寡頭之間不可避免的扯皮或交易。限制權力是限制權力者行使權力的範圍，是在人民的權利和統治者的權力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在這一點上，十七大顯然是沒有任何進展的。
我們還要看到，迄今為止中共在政治體制方面進行的一些哪怕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改革，其效果也並非都是積極的。例如實行任期制，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現毛澤東那樣的大獨裁者，但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掌權者的短期行為。再有，現在這種權力交接方式太拖泥帶水，糾纏不清，遂導致權力和責任的混亂.在古代的君主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在現代的民主制下，新總統或新總理上任，就有權重新組織內閣.這樣的好處是新人獲得的權力是完整的，責任也是清楚的。而今天的中共高層卻是，新的一把手上臺了，他卻必須和一批舊人"集體領導"，還要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尊重前任一把手的意見。這就容易形成梁啟超所說的那種情況，曰"治弊則無一效，掣肘則有萬能"。它有利於因循守舊，不利於銳意革新。
關於第五代
在十七大，一批第五代進入領導層。考慮到第五代成長於改革開放年代，其整體思想似應高過上幾代。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一代被稱為"二十大的孩子"，中國的習近平李克強則可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孩子"。應該說，他們的經歷與思想一度與我們有較大的重合與交叉。這是和上幾代中共領導人很不相同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首先，"革命造成的人"和"造成革命的人"在氣質上個性上是很不相同的兩種人。毛鄧那批中共領袖是"造成革命的人"，撇開其思想理念的謬誤不提，單就其氣質與個性而言，大多是棱角分明，有魄力，敢冒險，有反叛精神。如今這批中共領袖卻是在共產黨掌權後被上司提拔起來的人。這種"革命造成的人"可以具有這樣那樣的長處，但往往缺少上述品質.更何況還有"六四"。能經住"六四"這場大的負淘汰而又在此後十幾年的腐敗官場上混到今天且榮登高位者，還有幾個繼續保持著年輕時的那種真誠與理想主義呢？
大體上說，進入領導層的第五代都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政績。其實這倒不是那麼重要。現在中共很愛講政績，其實政績並不是那麼重要。對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它給民眾帶來多少福利，而是它是否避免給民眾帶來傷害。這個道理兩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明白。在《左傳》的《曹劌論戰》一文裡，曹劌問魯莊公"何以戰"。魯莊公先是說他給老百姓帶來恩惠，然後又說他對神很虔敬。曹劌則認為"小惠未遍"，"小信未孚"，不足以為戰。最後魯莊公說："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說："公之屬也，可以一戰。"這種思想和現代的自由主義或憲政主義頗有相通之處。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第五代，我們首先關心的就不是他們在創造GDP方面的成就，而是他們在保障基本人權方面的記錄。
顯然，在這方面，第五代的記錄是不足稱道的。即便你說他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不執行上面的打壓命令；那麼我要說的是，在這裡，他們仍然有選擇的餘地。同樣是執行上面的打壓人權的命令，你可以應付敷衍，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盡量多一點人性，多一點人道；你也可以火上加油，變本加厲，甚至法外施暴。今年1 月，因參加太石村維權運動被拘押的維權人士郭飛雄，由廣東司法機關移送遼寧。我和王軍濤以北大校友名義給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他責成辦案人員嚴格依照法律，切勿對郭飛雄刑訊虐待。一個月後，有遼寧公安專程到廣東郭飛雄家，向郭妻張青展示一帶郭飛雄在遼寧看守所的錄像，說是知道家屬怕郭飛雄在遼寧受刑訊逼供，所以特地把這帶錄像帶來給家屬看，以證明郭在遼寧並未受到刑訊虐待。遼寧公安方面的這種做法是沒有先例的。這或許表明李克強讀到了我們的信並且責成辦案人員不搞刑訊虐待。然而其後不久，郭飛雄與律師會見，又揭露出他在遼寧受到殘酷刑訊逼供之事。這無非兩種可能：要麼，錄像帶只是一場騙局，一場雙簧；要麼，是另外一派權勢力量對郭飛雄橫施暴虐而李克強們卻對此無能為力。應該說，後一種可能性更大一些。這再次證明，中共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在這種制度下，好人也當不成好人。
關於民主改革的前景
時至今日，指望中共憑藉內部力量實現自身民主轉型已經越來越不現實。
" 六四"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被引入歧途。其特點是，在一黨專制的庇護下，大小官員把原本屬於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黨委書記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這樣的私有化確實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遠比那些在民主化下的私有化來得更快捷更有效率，所以就有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蹟。但是，這樣的私有化又必定是最不能為人民認可的，從根本上沒有合法性的。如果中共高層在"六四"前就開啟民主進程，共產黨無非失去在政治上的特權，無非是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故而阻力較小。到了今天，權貴私有化氾濫成災積重難返，中共若實行民主，那就不僅是失去政治特權的問題，而且還很可能會使大批官員面臨經濟清算，所以他們對民主化只會更恐懼更敵視。另外，由於中國模式的改革造成了經濟高速發展（且不論其在其他方面的沈重代價），這又很容易讓許多官員感到沾沾自喜，乃至於洋洋自得，對自由民主那一套倒真有些看不上、瞧不起了。出於這種既驕橫自大又膽怯心虛的心理，共產黨內部對民主化的阻力更大。即便上層出現了個把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只怕也孤掌難鳴.因此在今天，體制外部的壓力，包括民間的力量和國際社會的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好在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既沒有老一代那樣冷血殘暴的習性，也沒有那號本錢，再加上多少受過些人權人道理念的影響，搞起暴力鎮壓來總自感理虧心虛，因此比較可能在足夠強大的外界壓力下讓步。 1998年5月，印尼爆發大規模民主運動，蘇哈托專制政權黯然下臺.在那以前印尼人有這樣一種說法："十個人上街抗議，政府不理你；一百個人上街抗議，政府要抓你關你；一萬個人上街抗議，政府就會和你談判。" 現在中國的情形不是和這很相似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