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我中國，2008開門見黑。遼寧西豐縣委書記剛剛指使公安人員上京抓捕《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昨天下午（1月8日），四川電視臺兩名記者採訪中被成都荷花池奸商保安暴打，報警又被警方冷遇。妓女有權處置自己的身體，中國的記者卻完全受控於權利。在中國，記者不如妓女，此話難聽，卻很真實。
實際上，數千年至今的專制壓榨之下，中國人的苦難全球難比，已成為苦難的代名詞。人盡可夫，一片朱唇萬人嘗的中國妓女自然苦不堪言。然而，專制之下，名妓杜十娘可怒沉百寶箱，可處置自己的身體。勾結高官富商，妓女還可進入官場商場。中國記者卻在共黨專制壓榨之下，生不如死，空有其名，早已失去了記者的天職意義、神聖權力。於是，曾經因報導薩斯事件的原《南方都市報》總編俞華峰先生身陷囹圄之前發出這樣無奈而悲憤的感嘆："交稅的時候，我們是企業；論待遇，我們是事業；要整人了，我們又是機關了。多年來，我們新聞媒體就是這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般過來的。"謊話連篇，不知羞恥，被百姓嘲笑為"殃屍"的中央電視臺有位朋友，曾經給我發過這樣的簡訊："我們都是黨的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喊咬幾口咬幾口。"於是，"殃屍"的記者們可以視酷日寒風中，訴求媒體的千百萬受苦人而不見，卻睜眼瞎話，於怨聲載道之中歌頌流氓黨的"豐功偉績"。
民主國家，言論自由。於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媒體稱為第四權力，"有話就說，不平則鳴"的記者是名符其實的無冕之王。哀我中國，一切權力屬於流氓組織共產黨。作為一個人，連基本說話的權力都沒有。作為媒體，幫閑之餘，自然淪為幫忙的打手。良心血性尚存的記者編輯自然招致打壓封殺，乃至殺頭坐牢。90年代，中宣部長、黨棍丁關根被媒體朋友私下詮釋為"盯著你、關閉你、跟著黨。"正是獨裁黨權之下，媒體人命運的真實寫照。2005年底，胡錦濤登基不久，公安部國安部甚至把媒體從業人員，同法輪功、上訪人員、維權群體列為內部加強防範的群體。為了飯碗，我曾在媒體混跡 10餘年，深知箇中滋味。新聞報導，不立腳真實，卻迎合上意。領導滿意了，群眾不滿意。於是，四川人罵四川媒體，廣東人罵廣東媒體，全國人民罵中央媒體罵共產黨。大多媒體從業人員也很無奈。除少數人良心死絕，助紂為虐之外，大多數人為求飯碗而苟且。此為當下大多國人的真實處境。既為飯碗，開始還有羞恥，猶如妓女初次陪陌生男人上床。久之，習慣了，羞恥心死，臉皮漸厚，或行屍走肉，或助紂為虐。人性之哀也。妓女混成名妓，有高官富商吹捧；記者混成名記，任然苟且在黨的淫威胯下而不能自主。中國記者的確不如中國妓女。中國妓女又不如民主國家的妓女。蓋因中國妓女出於絕對貧困，民主國家的妓女雖也有個體經濟因素，卻也與個體道德價值有關。
記者不如妓女。當官方和奸商合力搶劫農民的土地、市民的房產時，記者不敢報導；當警察隨便抓人打人甚至殺人的時候，記者也不敢報導。這不敢報導，那也不准報導，作為媒體總得做些面子上的事，獨裁黨也需要媒體混淆視聽、擦脂抹粉的呀。於是在肉麻虛假的歌功頌德之外，時尚、休閑的報導充斥媒體的同時，老百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不義、鄰里械鬥乃至殘疾人、各種病人的報導也越來越成為媒體的"主旋律"。好像社會不諧 ，民生艱難全是老百姓自找的，與流氓獨裁黨無關。關鍵的時候，年終年尾，吃得大腹便便的官員們還要在記者的攝像機下，假惺惺慰問幫助你們這些奴隸，叫你們三呼"共產黨萬歲"。剝削後再欺騙再愚弄，這是從毛澤東開始，共黨的一貫伎倆，是中國勞苦大眾的恥辱。
此番北京《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受到遼寧西豐縣委書記威脅、警察抓捕事件得以最終平息的原因，不是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勝利，反而揭示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悲哀無奈。作為中央級媒體的記者，僅僅如實發表一篇只涉及縣委書記個人的文章，就險遭抓捕。假如記者是西豐的，假如被報導的官員是省長部長乃至胡錦濤溫家寶，假如記者報導是所謂社會穩定之類的敏感問題，朱文娜會平安無事嗎？
獨裁之下，中國記者不如妓女。中國人苦不堪言。信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