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中南海從強人獨裁轉變為寡頭政治以後，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說話」的人多了，權力被稀釋了，負責任的人反而少了，同時決策權威、執政能力也衰落了，說的話越來越不管用，以至於坊間出現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十七大之後，「誰也可以不負責任」的狀況進一步惡化。你別看胡錦濤溫家寶把江澤民抬出來（坐在主席臺正中間），表面上是恭敬前任的一場表演，客觀上就是向外界宣布江澤民是太上皇，雖然此舉有可能博取些許同情：胡溫不負責任自有其苦衷，但過去五年來的執政狀況已經表明，胡溫其實也不具備承擔這種責任的能力。
姦猾無比的江澤民自然也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上下其手予取予求，不僅維護了自己的利益，而且穩住了陳良宇案件後上海幫的陣腳。他堂而皇之坐在十七大前排主席臺正中，以「名譽性」安排包裝其所坐擁的最大政治資源，卻又不承擔任何實際的政治責任。
在過去十多年裡呼風喚雨的實權人物曾慶紅，十七大上選擇以退為進，把太子黨推上了全面接班的台階，梁京稱此為團派與太子黨「共和執政」。經此變化曾慶紅儼然成了太子黨的精神領袖，一方面擴大了對權力中樞的實際影響力，一方面卻又可以理所當然的不用負責任。
這種權力格局已經出後果了，剛剛進入二○○ 八年，遼寧西豐縣公安局警察為了拍縣太爺的馬屁，公然要到北京《法制日報》社抓記者，這個事情是一個很強烈的預兆，中共的司法系統正在淪為特權集團的私人武裝，全面腐敗的利益分化正在通過各自為政走向權力疏離和分裂，處在量變與質變的臨界點上，人們不難看到：病入膏肓的中共權力機制依稀可見分崩離析的端倪。
中共的崩解是有識之士早就預言了的，問題是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發生？這恐怕連算命先生也不敢斷言，尤其是中共傾一國之力刻意營造「繁榮盛世」，其假象矇蔽了不少人。但是，中央電視臺的胡紫薇事件或許能見微知著，那種事前誰也無法預料的突發性，暴露出中共一黨專制的極大的脆弱性，這才是令中南海最惶恐不安的，也恰恰可能是未來中國社會變遷的一種「縮影」。當權貴利益集團徹底封死了一切文明理性的改革進步之門後，巨大的社會能量就可能通過偶然的意外事件引爆。君不見，上個世紀另一個超級強權前蘇聯垮臺的時候，幾乎是人們都沒有意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