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還沒有反映過來為什麼的時候，那條從天際流進詩裡和畫裡的長江，突然喪失了襯托落霞孤騖的閑情逸志；突然關閉了博攬千帆萬木的寬闊胸懷。長江，突然變成了我們的「敵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時候，我看見長江渾黃的水悶聲不響地流著，像一個固執的老人，拖著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從他的不肖子孫門前走過，再也不回頭了。
這時候，我感到，我必須告訴長江和長江邊的不肖子孫我父親的故事。我父親到死對長江都是一步三回頭。我希望等到人們總算懂得該向自然謝罪的那一天，會想起我的這些故事。
一、魚的故事
我父親死在美國的亞里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帶著他旅行了一次。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興趣的照片。回來後，他把這些照片一一貼在他的影集上，每張照片下還寫上一兩句話。像是筆記。每次，我翻開他這本最後旅行的影集，看著他拍的這些照片，他寫在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變成了一張張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進來，講著一些關於父親的故事。
譬如說，影集的第一頁，貼著兩張父親在夏威夷阿拉烏瑪海灣，用防水照相機在水下拍的魚兒。那些紅黃相間的熱帶魚，身體扁扁的，像蒲扇，在海裡煽動起一圈圈碧藍的波紋，那波紋像一習習快活的小風，鼓動著旁邊兩根褐色的海草。熱帶魚在水草間平靜地游逸，逍遙自在。
父親在這兩張照片下寫著：「魚，魚，長江葛州壩的魚是要到上游產卵的。」
父親像很多老人一樣到美國來看望他的兒女。沒來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熱切。才到一天，就說：「我最多只能呆一個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說：「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讓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親說，「研究生威性不夠，沒人聽他們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性高，誰聽您的？」父親唉聲嘆氣。但過了一分鐘，又堅決地說：「長江魚兒回游的時候，我一定要走。」
長江魚兒回游的時候，我父親從來都是要走的。這個規矩從七十年代長江上建了葛州壩開始。我記得我父親的朋友老谷穿著一雙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寫字時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嚥地吃一碗蛋炒飯，父親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襖唉聲嘆氣地在小客廳轉來轉去。
「壩上的過魚道沒有用?」父親問。
「沒用。」老谷說。
「魚不從過魚道走?」 父問。
「不走。」老谷說。
「下游的魚上不去了?」父親又問。
「我剛從葛洲壩來。魚都停在那裡呢。」老谷說。
「造壩前，我早就跟他們說了，魚不聽人的命令的，魚有魚的規矩。」父親說。
「葛洲壩的人還以為他們今年漁業大豐收呢。正抓魚苗上壇醃呢。」老谷說。
「你快吃，吃了我們就走。」父親說。
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到哪裡去，只覺得他們惶惶不安。像兩個趕著救火的救火員。後來我知道了他們帶著三個研究生去了葛州壩，在那「過魚道」前想盡了辦法，長江的魚兒終於沒能懂得人的語言，也看不明白指向「過魚道」的路標，一條條傻呼呼地停在壩的下游，等著大壩開恩為它們讓條生路。
最後，父親和老谷這兩個魚類生物學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運過壩去。並且，從此之後，年年到了魚兒回游的時候，他們都要帶著研究生去拉魚兄弟一把，把魚兒們運過壩去。這叫做「科研」工作。魚兒每年都得回游，於是我父親就得了這麼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親死在長江三峽大壩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會再多一個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親說，「我們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補牢的工作。「羊」沒亡的時候，你再喊再叫也沒人聽。」
我們是一個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們可以把屬於我們子孫的資源提前拿來快快地揮霍掉或糟蹋掉。我們喜歡子孫滿堂，可是我們的關愛最多沿及到孫子輩就嘎然而止。至於我們的曾孫，重孫有沒有太陽和月亮，清風和藍天，我們腳一蹬，眼睛一閉，眼不見心不煩。我們還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憂天。天怎麼會塌下來呢？真是庸人自擾之。我們的這種好感覺來得無根無據，卻理直氣壯。
偏巧，我父親就是這麼一個憂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還多了一個愚公移山的本領--帶領徒孫一年一年移魚不止。
二、鴨子的故事
父親影集的第二頁，貼的是一群鴨子的照片。那時候，我們在地圖上看見有一個叫「天鵝湖」的地方。我們就帶著父親去了。我們在一片無邊無際的玉米地裡開了三個小時的車，然後，就鑽進了這片樹林。沒有風，一根根老籐靜靜地從樹枝上挂下來，像還靜止在遠古的時間多年不刮的鬍鬚，非常祥和地垂到滿地的腐葉上。我們找到了這個「天鵝湖」。湖裡其實並沒有天鵝，卻停了滿滿的一湖鴨子。一個挨一個，遠看密密麻麻，像一個個灰色的小跳蚤。我們的狗想到湖邊去喝水，一湖的鴨子突然吼叫起來，像士兵一樣朝我們的狗列隊游過來，保衛它們的領域。父親哈哈大笑，拍了這張鴨子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底下，他寫了：「鴨子，上海浦東的鴨子是長江污染的證明。」
從七十年代末起，人們發現上海浦東，崇明島一帶肝癌的發病率非常高。父親有個很好的研究生，叫黃成，是孤兒。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親時常給他一些零花錢。他們家有兄妹五個，相親相愛，住在上海浦東地區。這個研究生讀書期間，大哥也死了，還是肝癌。人們不知道原因。父親就帶著幾個研究生開始了調查，研究為什麼上海浦東地區肝癌發病率高。
父親選擇研究在長江下游生活的鴨子。那一段時間，不停地有一些鴨子被送到我們家來。家裡小小的廚房，全是鴨屎味。我和弟弟踮著腳，捏著鼻子到廚房去找零食吃，什麼油球，麻糕上都帶著鴨屎臭。我媽跟我父親吵，叫他把這些鴨子弄走。我父親說：「弄到哪裡去，總不能弄到大學辦公室裡養吧。」
後來研究鴨子的結果出來的，上海浦東，崇明島一帶的鴨子活到兩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結論很明顯：長江下游水質嚴重污染。
一九八九年我父親帶著一個黑皮箱，去美國參加「國際水資源環保大會」。我和他的研究生黃成送他上飛機。他的黑皮箱裡裝著詳細的長江下游流域水資源污染狀況的證據和研究報告。父親身穿著嶄新的西裝。那西裝的褲腿高高捲到膝蓋，腳下還蹬著一雙解放鞋。我和黃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裝的褲腿放下來，換上皮鞋。他說：「我整天在長江水裡泡著，就習慣這樣。」他就這樣上了飛機。哪裡像個教授。地道一個長江上的漁民。父親半輩子都在長江上闖蕩，像武打小說裡的一條江湖好漢，替那些不能保護自己的長江水資源打抱不平。
父親從美國開會回來，並不高興。他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報告，談完污染就談拯治措施。我報告完了污染，別人就問：你們國家的拯治措施是什麼？我沒法回答。我們沒有。」那會是在十幾年前開的。那時候環境保護還沒有被中國人當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掙錢。人們熱衷於把自己的小家裝潢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門，門庭過道再髒也可以看不見。誰還會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長江裡，讓鴨子得肝癌的東西。
去年，我在一個偶爾的機會碰見了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他到美國來短期訪問。我問他：你好嗎？他說：我來之前剛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於是，我們倆都同時懷念起我的父親。黃成回憶起我父親寫過的許多論文，做過的許多報告。那些論文和報告早早地就把長江水生資源的污染與危機呼籲出來了。不幸的是，在父親有生之年，中國的社會先是只重視與天奮鬥，與地奮鬥，把人對自然的無知誇張成統治自然的權威；後來，社會又變成了是只重視向天要錢，向地要錢，把人的對自然的訛詐當做是從自然得來的財富。父親像唐佶柯德，帶著他的「桑丘」--幾個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會--這個轉起來就不容易停的大風車宣戰，到死都一直在孤軍奮戰。
三、船的故事
父親影集的第三頁，是我們在卡羅拉多河划船的照片。我和弟弟怕父親在美國寂寞，懷念他在長江上的浪漫漂泊，決定帶他到卡羅拉多河上去划船。卡羅拉多河水是淺綠色的，我們的小機動船是象牙色的，父親高高興興地戴著漁民的草帽，把西裝褲腿高高地捲過膝蓋，笑瞇瞇地架著方向盤，像是回到了老家。象牙色的小機動船在水面上滑過，濺起高高低低的水珠，像一隻靈巧的溜冰鞋在晶瀅的水面上劃過一道白色的印子。我記得當時，有一隻麻雀一樣的小鳥飛來停在船頭，我弟弟就餵它麵包吃。小鳥並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們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來。父親感嘆不已，說：「這種人和動物之間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才能在中國建立。我們江南的麻雀見了人就像見了魔鬼一樣。」我當然是很能理解父親的意思。單靠幾個科學家是拯救不了中國的動物危機和環境污染的。父親在開船，他讓我把他和小鳥還有船都照下來。
父親在這張照片下寫道：「要教育長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東的鴨子證明了長江被污染了後，我父親就長年在長江的水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漁民的船上收集資料。我和弟弟當時還小，就想混上漁船，到長江太湖溜躂一圈。放暑假的時候，父親帶我去過一次。我記得我去的那條漁船很小，睡在後倉裡，連我的腿都伸不直。一泡臭尿得憋到天黑，才能把屁股撅得高高地站在船沿上尿。那時候正是漁訊，船白天黑夜在水上顛簸。我父親他們天不亮就起來在漁民打到的魚堆裡亂翻。他們把一些魚作成切片，放在顯微鏡下面看。說是有些魚脊椎彎了，有些魚身上帶血點，還有些魚數量大減。我在船上，百無聊奈，吃了一個星期沒鹽沒油的魚煮飯。下了地，連走路都像只青蛙，只會一顛一跳。後來，我再沒有興趣混上漁船玩了。我弟弟還混上去過一次。那次他們去的是太湖，船也大一點。我弟弟回來連說：「差點淹死，差點淹死。」以後也再不要去了。但是我父親他們卻從來沒有間斷過，一年又一年，到魚汛的時候必走。緊密關注著長江流域的各種水生資源變化。後來他們乾脆租了漁民的船，跟著魚兒到處跑。從長江下游，一直到四川重慶，從太湖，一直到陂陽湖。他們跑遍了長江流域，年年如此，不管颳風下雨。他們也收集長江流域變了形的鳥，有一隻麻雀類的鳥長了三個翅膀，第三個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著好玩，父親說，這種變異可能也跟污染有關。
後來，父親在Ｎ大學的辦公室裡堆滿了大大小小污染變形魚和其它長江流域常見動物的標本。我有時候到父親的辦公室去，看見這麼多被污染魚和動物的標本，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父親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討論起這些被污染魚和動物，一個個的表情如兵臨城下一般凝重。可長江沿岸的造紙廠和印刷廠依然往長江裡排含鉛的污水；肺結核病院和精神病院依然往長江裡扔廢棄的藥品。父親他們這些無權無勢的知識份子到底能幹什麼呢。我甚至嘲笑父親：「您的污染魚和動物不到威脅國家政權穩定的時候，您那些對策都不會有人用的。」
父親依然故我地在長江上忙碌。後來我發現父親這樣做其實是為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父親生命的意義。這種精神不可以用"獻身"或"熱愛"等形容詞來描述。這種精神是一種冷靜的理性，是一種負責任。是一種不僅僅對自己負責，而且對子孫後代負責，不僅僅對今天的發展負責，而且對人類所生存的地球的未來負責的精神。這是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為了這樣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父親和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忍辱負重，在最沒有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許多直到今天，才被人們看出其重要意義的事情。
四、父親追悼會的故事
父親影集裡的最後一張照片，是父親追悼會的照片。那不是父親貼上去的，是母親貼上去的。母親在照片下寫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取的是莊子<大宗師 >裡兩條魚的典故。小水塘裡的水乾涸了，最後的兩條魚往對方身上互相吐著水沫，以求一點濕潤。人們感嘆這是多偉大的愛情呀！可是對魚來講，還不如讓它們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裡，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記著好。生死一別，父親回歸自然。
像其他許多中國貧窮而執著的中年知識份子一樣，父親突然英年早逝了。那時候，他從那次最後的旅行回來不久。因為長江魚兒回游的季節就快到了，他回中國的飛機票都賣好了。卻終未能成行。父親去世前幾天全身的皮膚躁痒，後來突然胃出血，吐血不止。等救護車開到我們家的時候，父親已經過去了。除了這本影集和每張照片下寫的幾行對長江戀戀不忘的句子，他沒有遺言。
醫生告訴我們他的死因可能是鉛中毒。母親什麼話也沒有說，在長江魚兒回游的季節快到來之前帶著父親的骨灰按時回中國去了。父親就這樣回到了長江邊。
父親在美國對長江是一步三回頭地依念，他的追悼會當然是應該在江南故里開。可母親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南京後，父親系裡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對母親說：因為他們的書記倒期貨，暗自動用了系裡的錢。結果錢全砸進去賠了。連教授講師當年的獎金都發不出，實在拿不出錢來給父親開追悼會。結果，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來了，當時就捐了三百塊錢為父親開追悼會，接著老谷也捐了，其他父親的同事和學生都捐了錢。母親哭了。
父親的追悼會是在長江邊開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很多漁民。在追悼會上父親的生平被連續起來：
父親叫袁傳宓，出身在江南的一個極富裕地主家庭，畢業於金陵大學。以後在Ｎ大學生物系工作了一輩子。他年輕的時候非常洋派，打領帶，說英文，絕不是後來連西裝都不會穿的「漁民」。他還會瞞著母親把我和弟弟帶到雞鳴酒家樓上的西餐店去吃一份牛排。後來，文化大革命了，他下了農村，在農村養了幾年豬。他跟所有改造好的知識份子一樣，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腦袋裡祖宗八代的非無產階級意識當作殘渣剩汁統統抖落出來清洗乾淨，然後緊密地和工農打成一片。七十年代，一有正常工作的機會，他就全力為長江的環境保護奔走，呼喊，直到死亡。這就是父親的一生。很簡單。父親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似乎沒有內心世界，他們的內心世界都得公開於眾的。唯一還屬於他們私人的就是一種根植於中國優秀知識份子良心中的科學和人文精神。這是父親生命的支點。
父親的故事講完了。長江的故事還沒有完，也許永遠也不會完。最近老谷寄給我一份當地的報紙，上面報導了一個漁民捕到了一隻長江珍稀動物白鱘。報導裡談到，從漁民到科學家，大家都為搶救這隻白鱘盡力。老谷看完之後，一定要他的兒子把這篇報導拿到我父親的墳上去燒，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又因為長江裡第一隻白鱘是我父親發現並命名的。那家報紙要我談談如果我父親看見人們對珍稀動物如此關愛的事跡後會怎麼想。這時候，父親已經去世九年了。終於，那種父親一代知識份子所堅持的科學和人文的精神開始成為民眾意識了。我父親會怎麼想呢？
我想，父親大概會說：「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父親的科學家職業，讓他能夠比許多人看得遠一點。與其到動物頻臨危機了，才來讚美人類對動物的關愛，不如不要干擾動物，讓它們和我們人類一樣，也在地球上有一個位置，過它們和平的生活。地球不是我們人類獨霸的，長江裡的魚兒有權力拒絕人類對它們的指揮或關愛。讓動物按照它們各自物種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這可能是父親會替魚兒，鳥兒，鴨子，白鱘發表的獨立宣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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