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說海外抵制奧運的資訊方面，中國當局的宣傳策略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是有限地披露部分真相，不該讓民眾知道的絕不涉及隻字片語。斯皮爾伯格辭職這條消息必須公布。當局在這點上算是吃透了中國民眾，因為斯氏辭職的理由是中國當局在解決「達爾富爾人權災難」上沒起到應起的作用。但中國民眾其實並不知曉本國政府在這一事件中應負的責任以及在阻撓國際社會解決達爾富爾地區問題時所起的惡劣作用。在主流媒體引導下，一些人頗感憤怒：那個地區的事件，與中國政府扯得上嗎？真是沒事找事，小題大作！反過來，這種表達憤怒的「民意」正好成為扔向斯皮爾伯格的磚頭。
但圖圖大主教等8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參與抵制這件事情則絕對隻字不提，因為這些人士所具有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當局很難給他們貼上「國際反華勢力」的標籤。國際人權組織持續不斷抵制奧運的消息更是封鎖得密不透風──當局很明白，這類消息絕對不能讓「素質低下，還未為實行民主政治作好準備」的中國民眾知道，否則總有人會從中產生許多當局並不喜歡的聯想。
二是營造了國際輿論的支持。在如此大事上，僅有本國民眾的憤怒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國際輿論的支持。這次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大有長進，不像當年申辦2004年奧運未成功時那樣，只是找上本國宗教界、知識界、體育界……甚至連工人農民代表都拉上，在中央電視台上輪流出現，表示對「國際反華勢力」的憤怒。
這次出馬的是檔次高得多的「國際友人」 國際奧會主席羅格。羅格倒是如同當年西哈努克親王那樣，認真演唱了「敬愛的中國啊，我的心沒有變」，他發表聲明強調：第一，個別人的缺席無損奧運會質量，北京奧運會比個人強大多了；第二，他不擔心北京奧運會遭到抵制，「因為抵制行動只會讓抵制者受到懲罰」；第三，運動員如果利用奧運會做為政治舞臺，將受到懲戒。
此外，凡各國政要表示不應將奧運政治化的言論都被重複報導。這些「利好」消息通過所有宣傳機器「傳遍了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中國當局再次成功地向民眾展示了「吾道不孤」。
但中國當局顯然忘記了一條，國際奧會主席並非體育界的天下共主，羅格雖然發下宏願要懲罰「利用奧運會做為政治舞臺」的運動員，「淨化」奧運期間輿論環境，但各國奧會尤其是運動員未必就跟著他的指揮棒轉。今年1月，比利時與紐西蘭奧會行動積極，率先要求本國運動員在北京奧運期間不得發表政治言論，遭到人權組織與一些運動員的譴責。英國奧會2月12日作出相同的規定，但該規定公布後不到24小時，就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迫表示將修改合約草案的內容。
在此情勢下，美國、瑞典、荷蘭、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奧會相繼表示，他們對運動員在北京採取不限制的政策。法國奧會主席塞朗度爾則在2月14日發表公報，稱該委員會尊重運動員的個人言論自由，因為這是奧林匹克憲章第五條規定的基本原則。比利時奧會也識相地重新站隊，加入了不限制行列──當然，這些「利空」消息在中國國內杳然無蹤。
三是成功地羅掘了百年奧運史上所有的抵制事件，如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和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用以證明中國政府此時此刻遇到的抵制，只不過是前蘇聯與美國當年遇到的問題重演。只是這些介紹絕對不會講明那兩次抵制的理由與這次抵制的理由有何不同，發動抵制的主體與以前兩次又有什麼重大區別。
經過如此三招化解，抵制奧運的紙上煙雲在中國國內暫時消失了。但今後如何化解抵制奧運的力度，並將這些聲音阻擋在網路長城之外，卻成了中國當局一塊重大心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華夏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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