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精英從來高高在上，作為一個階層具有堅實的自信和自負，幾乎不屑於自審自省。可是，在與西方列強的交往過程中，他們節節敗退，羞惱無以自持，終於不得不低下頭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於是他們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國民劣根性"。這種國民劣根性乍一看當然是指整個民族，但從其代表人物魯迅的小說創作來看，在實際的言說中常常偏重於底層人，也就是主要體現在閏土、祥林嫂、七斤、華老栓、華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當我們批評"醜陋的中國人"時，腦子裡浮現的形象，多半是這些不幸的人們。
窮人的缺點總是最多的，因為富人的挑剔總是最有權威。失敗者的品格總是可疑的，因為這一切由勝利者說了算。中國既是這樣的失敗者，也是這樣的窮人。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時期，那裡的印第安奴隸因為不堪折磨常常集體自殺。西班牙學者在總結印第安人"國民性"時，赫然寫上一條：他們不熱愛生活，天生具有結伴自殺傾向。印第安人只能任由這種無恥的誣陷流行幾百年之久，因為他們無法掌握話語權。中國人的"國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以及槍炮手發現和描述的，中國的知識精英從梁啟超開始逐漸接受了他們的批評。魯迅沿著梁啟超的思路狂奔猛進，對他所深愛的國人進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國民性批判"成了魯迅一生最主要的學術事業和貢獻。
最為要命的是，中國知識精英在批判中國國民性時，其潛在的參照對象正是那些殺遍世界的西方人。在以哥倫布航海抵達美洲大陸為開端的幾百年殖民運動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以及後起之秀俄國人、美國人、日本人，他們所表現的殘忍、凶狠、詭詐、貪婪，無不達到人性的極至。無數島嶼和地區被他們屠殺得不剩一個居民。英國人在自己國家嚴禁鴉片，可是卻用槍炮逼著中國進口他們的鴉片。鴉片戰爭以後的幾十年中，英國人對華外交的中心工作就是耍盡花招要求中國將鴉片貿易合法化。至於西方列強之間的掠奪和殘殺，比起中國的戰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跟他們自己所標榜的所謂"文明"相距十萬八千里。
在這樣的強盜面前，全世界無一例外地淪為他們的掠奪對象，沒有一家倖免者（連日本也一度是他們的掠奪對象）。中國當時沒有抵擋之力，並不是由於我們的所謂劣根性，主要乃是由於滿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滿足於拿全國人民做他們保衛皇權的抵押，而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及時調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 們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國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優秀之處，在於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內部建設了較為合理的政治機制，奉行較為和平的政治協商和利益博弈的遊戲規則，在於他們有一個能夠為國家利益和國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日本難道有什麼優越於中國的國民性嗎？他們成功的秘密就在於，他們經過借鑒歐洲列強的政治制度，迅速扭轉了備受荷蘭、英國、美國、俄國敲詐勒索的厄運。他們不但及時從那一系列掠奪性條約中逃脫出來，而且蠻橫地加入了與強盜們分贓的行列。如果中國的精英階層不是執著於所謂國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於制度的變革，我們會在西方人的槍炮下委屈那麼長久嗎？
我們並沒有因為西方人的燒殺搶掠而總結出西方人的所謂國民劣根性，因為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歐洲性"問題，而是人性問題。這樣的勾當咱們的老祖先在秦滅六國時也幹過不少，所有的人群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都曾經"人性惡"嚴重發作，抓住這些"惡"或者它的反面總結出所謂國民性是缺乏說服力的。事實上這幾代中國精英所發掘的所謂國民劣根性，絕大多數都不是獨屬於某個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強在進行殖民掠奪的過程中，大肆宣揚歐洲中心論、歐洲優越論，甚至不惜虛構了"文明"與"野蠻"、"文明性"與"野蠻性"的對立，進而進一步虛構了人性的二元論，即歐洲人的人性和野蠻人的人性是不一樣的。我們由於急於向這種勝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覺地認可了這種種邪說。
對照著"內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來尋找我們的國民劣根性，是近代以來一條錯誤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識精英們的思想一旦進入了這樣的路徑，一時就難於回頭。他們如此擅長於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當他們的反思進入自虐狀態時，他們對於自己的自虐狀態卻缺乏足夠的反思，以至於長驅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種自虐傾向的集中表現，它使得自虐心理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後，對於"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對於"西方性"的趨近和嚮往，成了我們的基本心理傾向。在魯迅之後，中國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數都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他們對準中國文化、對準中國國民性，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掃蕩。柏楊先生是繼承魯迅衣缽，用雜文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最有影響力的當代中國作家。
由於這種強烈的自虐傾向，我們五四運動以來所圈定的教育資源中，僅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則完全排除在外。我們因為長期停留在國民劣根性的審視中，而放棄了對於更加深廣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過程中，我們只看到了受害者出於自尊自衛本能的排外傾向，而看不到外國殖民者對於中國人的屠殺和掠奪。這種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內化為我們的本能，以至於一提起國人的某些缺點，我們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樣表現出厭惡和蔑視。尤其重要的是，由於我們一百年來長期沉溺於"國民劣根性"的自虐體驗中，從而大大耽誤了我們對於制度建設的關注和努力，這是一個極為慘痛的教訓。
中國人應該及早從這種自虐傾向中擺脫出來，挺直腰桿做人。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種獨屬於中國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類只有一種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國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謂劣根性，而是想當年的日本人那樣切實地進行制度建設。如果我們的知識精英一直熱衷於將國民引入自虐的深淵，那麼誰來進行堅實的社會建設和制度建設？
自審總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則往往導致嚴重的自傷，誰願意看見自己的民族永遠這樣"自傷"下去？但願魯迅和柏楊的時代就此結束。我們不需自卑，不需自虐。我們完全能夠建設一個像西方那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而不要以所謂"國民劣根性"、"中國國情"等等莫須有的理由拒絕這種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