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19週年，正值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之後。幾位「六四」難屬在「六四」19週年前夕接受採訪，談他們今年為繼續尋求「六四」真相，切實尊重生命價值，所選擇的特殊祭奠方式，以及他們的心情。
汶川大地震後的「六四」19週年祭
今年「六四」19週年，正值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之後。據中國民政部報告，截至6月3日12時，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萬9,107人遇難，失蹤1萬8,230人。
幾位「六四」難屬在「六四」19週年前夕接受採訪，談他們今年為繼續尋求「六四」真相，切實尊重生命價值，所選擇的特殊祭奠方式，以及他們的心情。
「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幾小時後被封鎖
北京時間28日上午8點「天安門母親」網站正式開通，幾小時之後，就遭到當局有關方面的封鎖。在北京的「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說：「半天不到，就被封了，現在必須用代理伺服器才能看得到。」
八九「六四」簡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
（當時各界遊行錄音片段）
「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鏟除官倒！」「保障人權！」 ......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實況錄音剪輯片段
(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
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趟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 人喊聲)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丁子霖：兒子蔣捷連在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17歲的兒子蔣捷連（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學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丁子霖女士說：「小連是在29樓…本來兩個地鐵口之間，29樓前面有一個長的花壇。小連和他同學趕到那兒就趕上開槍，他們就‘貓’著，躲在那花壇後邊。開始開槍以為是橡皮子彈，小連個子高，‘貓’著，一顆子彈射中他的後背進來，穿透心臟，沒留在體內，又穿出去。他的同學在旁邊，同學比他矮，就是腳上擦破一塊皮。
他們兩個人結伴去的，小連還跑了兩步，說‘我可能中彈了，你快跑吧’，他跑不動了，說完就跪倒，趴在地上，就此昏迷過去了，血流如注。同學告訴我，民眾先用平板車，後來看他血流得太厲害，一直昏迷不醒，馬上又截了輛汽車…他就此再也沒醒過來。後來兒童醫院出的死亡證明，說‘來院前已死亡’，所以我知道他的時間，就是這個時間。」
丁子霖與「六四」難屬群體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她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 188位死難者的親屬和71位傷殘者。這些人組成的群體被稱為「‘六四’難屬群體」或「天安門母親群體」。
當局對「六四」難屬「三項訴求」和對話要求未予答覆
今年2月28日，127位1989年「六四」受難者家人和「六四」傷殘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代表，題目是《天安門母親的呼籲：關於「六四」，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
早在1995年他們發表的公開信裡，已經形成了‘三項訴求’，概括起來是三句話「調查公布‘六四’真相，依法進行賠償，依法進行刑事追究」。到現在為止，他們年年寫信，重申這三項要求。
當局至今對上述要求都沒有給予答覆。
丁子霖女士：「天安門母親」網站的建立
多年的盼望──
「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後幾小時就遭封鎖，丁子霖女士當晚接受採訪，先談這個網站的建立。
她說：「現在是網路時代，有各式各樣的網站。這麼多年，在我們的抗爭中，天安門母親網站得到很多友情網站的支持和幫助，包括海外媒體，包括你們臺，能夠幫助我們及時把呼籲、訴求、心聲傳達給大家。對此，我們這個母親群體一直都心存感激。
但是作為一個受難者群體，看見人家的網站我們很羨慕，幾年前我們就有這個心願，盼望能有一個完全屬於我們自己的網站，充分把我們群體的活動，所思所想和訴求告訴大家，通過這個平臺傳遞出去。
難屬年紀大了，與時間賽跑的迫切──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促使我們這個願望變得越來越強烈，就是我們年紀越來越大了，從1995年開始到現在，先後和我們一起在公開信上聯署的難屬，離開人世的已經有十八人，每年都有。這讓人既心酸，又感到很迫切，我們也許看不到討回公道的一天，我們更需要和時間賽跑，盡我們微薄之力。
尋求真相，留給歷史──
我們覺得，光是說‘我永不放棄，我會堅持，我會繼續’還不夠，要趁我們還在、頭腦還清楚、還跑得動、說得清楚、寫得動的時候，把我們尋訪到的真相、做過的事情，一件件、一樁樁，及我們所想到的，都作為一個資料庫保存起來，留在人間，留給歷史。
將來即使我們看不到這一天，自有後來人，根據我們所留下的材料，為‘六四’討回公道。這點我們是堅信不移的，只是時間問題。我們活著一天，就必須做實事。
出版書，國內買不到；彙集資料，對得起倒下的人──
我以前在朋友的幫助之下，尤其是在海外朋友的幫助之下，先後出了三本書，但是這些書要買得到才能看得到，（被禁）買不到還有很大侷限性。
現在是網路信息時代，能普及很廣，還有很多書裡沒有寫到的，很多圖片，保存下來了的許許多多，我們現在公開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覺得時間不等人，我們必須在有生之年把這些分散在各個地方的資料、埋在難友們心裏的話，都說出來，整理出來，給大家留下，才能對得起我們死去的親人，對得起和他們一起倒下的人，也對的起自己的良心。
「IFC愛撫思志願者團隊」的技術援助──
難友們達成共識，但真做起來很難，年紀都大了，每人幾乎都有這個那個病，精力有限，會電腦的太少了。
這時，我們和‘IFC愛撫思志願者團隊’共同主辦這個網站，愛撫思團隊提供技術援助，他們是義工，費用都是他們自己捐助，我們心存感激。這麼多年，他們已經為我們做了很多，現在也不願透露他們的名字。得到他們幫助後，我們就想，今年年底能不能建立起來？沒想到他們效率很高，在美國他們要工作謀生，剩下時間夜以繼日幫我們做。我們共同設計欄目，文字由我們整理提供，也很緊張，網站提前建立了。
蔣培坤先生：「天安門母親」網站欄目介紹
蔣培坤先生介紹「天安門母親」網站欄目：「第一部分是關於‘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簡介，這部分分三方面──第一、‘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形成及構成及概貌。第二、‘天安門母親’的訴求信念及主張。第三，‘天安門母親’的足跡和歷程。
第二個大欄目：‘真相與記憶’──‘六四’死難者名單、難屬的證詞、尋訪實錄。
第三個欄目：‘呼籲與表達’──主要是我們歷年來的公開信、一些文稿、告同胞書，歷年一些重要的採訪、專訪，有文字記錄的。（這部分還沒整理）
下一個欄目是‘六四’文獻資料庫，圖片與聲像等，現在有56幅死難者的照片，以及介紹。
我們這次還公布了兩張‘示意圖’──‘六四’死難者遇難地點示意圖，及死亡醫院的示意圖。 中間還有‘本站推薦’──文章是滾動的，包括我們自己寫的，以及轉載的比較好的文章。
還有一欄：‘評論與爭鳴’涉及‘六四’事件、‘八九’民運的，涉及‘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各種各樣的討論、質疑、批評等等。此欄正在建設，還未開通。」
蔣培坤先生：網站被封不意外，希望大家用代理伺服器看
記者：「這個網站被封，您有什麼感受？」
蔣先生：「這也沒有什麼意外，持有不同政見的網站，他不可能給你自由流通，可想而知。我們建立這個網站，因為現在國內網民很多都利用代理伺服器來看海外的網站，希望大家能通過代理伺服器看到我們的網站。伺服器放在海外，向全世界說出我們的聲音，總是有各種各樣可能轉到國內來。」
丁子霖女士：網站被封，是制度決定的
丁子霖女士：「網站被封，是我們意料之中，這是制度決定的。現在整個新聞沒有開放，‘六四’沒有解禁，所以今天上午能放那麼兩、三個小時，我覺得已經很意外了，至少讓人家知道‘天安門母親’有個網站。」
蔣培坤先生：請記住「天安門母親」網站網址。「天安門母親」網站網址是：www.tiananmenmother.org
丁子霖女士：天災與人禍
天災與「豆腐渣工程」人禍──
丁子霖女士：「這次汶川大地震是我們民族的又一個大悲劇，是‘天災’引發的，但是再加上‘豆腐渣’工程的‘人禍’，就造成了…剛才我看報6萬8千多死亡（28日報），再加上1萬多失蹤的，遇難者就達到8萬，再加上日後傷重不癒、不治身亡的，那就超過8萬了。這是令人悲痛的。
我們每個‘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和四川地震遇難者家屬心情一樣、感同身受。我們這個國家今年真是個災年、死亡年。年初雪災，那麼多同胞被剝奪了生命，受災受難，接著又有交通事故，有死難者，接著又是‘5.12’大地震...
想起「六四」，純粹的人禍──
正像有的朋友給我們網站發來賀辭說的那樣──‘六四’在當局是個敏感的字眼，偏偏‘六四’週年快臨近了，青川又發生了規模6.4地震，震的還有完沒完？
但是，在這一次又一次災難面前，我覺得在大家遭大難的時候，所迸發出來的舉國同悲，全民哀慟。我很自然地就想起，將近19年前，兒子遇難的情況，那是一場純粹的人禍呀！共和國軍隊，槍殺學生和平民，不是人禍又是什麼！」
丁子霖女士：想起久違的1989年民主民熱情
丁子霖女士：「我又想到他們在屠殺之前，1989年時民眾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注，要求民主，要求反對腐敗，反對官倒，要求新聞自由等等那份熱情，久違了！真的久違了，被野蠻的屠殺，硬把我們民族這份熱情壓下去了，壓下去那麼多年，以至於新的一代人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這是當局故意製造的遺忘。
可是，在這次大災面前，全國和全球的華人以及國際友人、國際社會都在關注著四川的地震，就像當年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大屠殺，關注屠殺之前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民眾的熱情一樣。我覺得這一幕，讓我們這些經過這場劫難的人，不由自主就想起了這些。」
丁子霖女士：良知沒有喪失乾淨，我看到希望
丁子霖女士：「從這裡，我覺得又看到一絲希望，就是我們這個民族，不管共產黨當政者如何費盡心思，想要把‘六四’這段歷史抹去，把他們這段罪惡抹去，從人們記憶裡挖掉，做不到的！把民眾的熱情，像澆一盆冰水，把它熄滅，不可能，扑滅不掉的！
他可以壓一年、兩年、三年…他也可以用強權、政治迫害來壓、用經濟、名利場來誘惑，但是真正有良知的，或隱藏在內心的，總有一天會迸發出來，釋放出來。
我覺得，這次民眾對災區遇難同胞的那種關切，讓我覺得中國人的心並沒有冷，我們的民族還沒有被共產黨弄得那麼冷漠麻木，良知還沒有喪失乾淨。所以，從這裡，我還能看到希望。」
丁子霖女士：國旗第一次為遇難平民降下，進步不能到此為止
丁子霖女士：「國旗能夠第一次為普通民眾降下，我個人認為這是政府的一個進步，不管它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不管它是遇到壓力的，還是它天良發現了。不管怎樣，國旗是為遇難的平民百姓降下了。這是1949年他們掌權以來的第一次，全民哀悼了三天。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這是大家抗爭來的。我們要珍惜這一抗爭的成果，也要肯定政府在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進步。
問題是不能到此為止，我們還得推著它往前走，被迫的也好，自願的也好，只有往前走，沒有回頭路。而且，這個人禍，就是制度造成的。這個制度，就像我們網站發刊詞裡講的‘不改就不行，非改不可’。」
丁子霖女士：兩個「母親群體」和人類普世價值
丁子霖女士：「19年前那場‘六四’屠殺，中國大地上湧現、自然形成了一個‘天安門母親’群體，19年後，汶川大地震以後，中國大地上又湧現、自發形成「四川地震母親」群體。
我看到網上那些母親捧著孩子們生前的照片，排列整齊地在那裡和平請願，要求政府追究和懲辦‘豆腐渣工程’的責任者。我想，母親們也是被逼到這個份上，母愛是人的天性，對母愛的尊重也是人類的普世價值。」
丁子霖女士：對生命的關愛與麻木冷漠
丁子霖女士：「從母愛，又聯繫到對生命的關愛。這次對災區遇難同胞的關切，這份情感，就升華到人類對生命的尊重和關愛，對死亡的敬畏和誡拒。我想這都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在我們這個多災多難民族身上的體現，我們要珍惜這些，保存下來。這是一份非常可貴的情感。
過去，我們常常為我們這個民族的麻木冷漠感到悲涼──1989年的那份熱情哪兒去了？共產黨的那種利益的驅動就這麼靈啊？我們常常為此感到悲涼，覺得這個世界是太勢利了！有時候看到國際社會在外交場合對中國政府可以提這個事、那個事，‘六四’已經閉口不談了。」
丁子霖女士：挺直脊樑骨，堅持正當訴求
丁子霖女士：「‘六四’過去了嗎？這點我們已經明確了，得靠自己！這也是這次決心要建立這個網站──一個人如果自己脊樑骨不硬，腰板不直，自己不爭氣，光靠人家來扶你，人家來替你呼冤，替你來對加害者施壓為你討公道，世界上沒這麼好的事！
自己首先要爭氣，把腰板挺得直直的，骨頭要硬硬的，不管遇到什麼情況，要頂住壓力，堅持自己正當的訴求。但是不能著急，不能隨風搖擺，只有自己堅持，人家才能幫你。
我們歡迎來自方方面面的善意的支持和關注，但我們首先自己要努力。所以，這次四川大地震，可以說，我們心情一直是很沈重的，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難友們見面，談的也都是這些事。」
丁子霖女士：今年「六四」開通「天安門母親」網站，公布兩張圖
今年的特別祭奠：網站開通和公布兩張圖──
丁子霖女士談今年「六四」特別的祭奠方式：「今年‘六四’19週年，我們不寫公開信了。
去年我們以座談紀要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訴求和我們的理念。今年，一個是我們網站的開通，作為紀念19年前遇難的同胞，我們公布這兩張圖──這也是一個朋友友好的創意。
來自三個方向的「T」形血路──
根據我們以前陸續公布的名單，有遇難者的名字和遇難地點。如果有醫院的話，記錄送到哪個醫院。在北京地圖基礎上，我們把遇難者、遇難地點標上，一張血路圖就顯示在面前了。
你看，那天夜裡的屠殺，從東西南三個方向，戒嚴部隊向天安門行進。
西邊，從五棵松──公主墳──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南長街──天安門。
東邊，從建國門──東單──南池子──正義路口──天安門。
南邊，天橋──天壇──前門──珠市口──到天安門。
圖是白的，地點是黑的，遇難者名字是紅的，非常明顯。我第一眼看到時，非常明顯是一個‘T'字形血路。這條血路是由我們親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和他們的鮮血鋪成的。戒嚴部隊就是從這三個方向，奉的鄧李楊的命令殺進來的，到天安門。
駁「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
他們不是說天安門沒死一個人嗎？我們現在尋找到的雖然就有幾個名字，但是在廣場的方圓之內，紀念碑、旗桿下，人民大會堂旁邊，小平房頂上，革命博物館前面，有名有姓倒下的人。這是鐵的事實，能抵賴得了嗎？」
丁子霖女士 :喚起知情者的記憶與良知，請多給我們一點線索
丁子霖女士表達她的希望說：「我們今年公布這兩張示意圖──遇難地點圖和死在醫院的圖，標明我們已知道的有多少。公布這個，只是想喚起知情者那份已經埋藏得很深的記憶，更希望喚起他（她）的良知，能夠給我們提供多一點遇難者的線索。
譬如，這麼多醫院的示意圖是我們難友自己想出來的。到目前為止，除了301醫院蔣彥永醫生在和我交談的時候告訴我，他當時親手搶救的送到301醫院的‘六四’多少傷員、死了多少以外，（其他知道死在301醫院的）幾乎就沒有。
北京這麼多醫院，當時救治了那麼多，有抬到醫院死了的人，復興醫院那麼多，自行車棚裡屍體都摞得成堆了，可是沒有一個醫院醫務人員給我們提供哪怕一個數字。
救治者，如蔣彥永醫生，當然不知道死者的名字，能提供個人數也好啊！只有我一個老朋友，在1989年知道我們兒子遇難了，他（她）是看著我兒子長大的，不忍當時來看我。8月份來看望我的時候，他（她）家有人在協和醫院工作，就告訴我，不是你一家的不幸，協和醫院到8月份，冰櫃裡還有四十多具屍體沒有被認領。這位朋友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我和我丈夫都清楚記住了這句話。」
丁子霖女士：哪怕一星半點線索，我們都會繼續去找
就是這麼一點線索，在偌大一個北京，這麼眾多的醫院，這麼多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但面對‘六四’的禁區，噤若寒蟬。我想，他們中間不可能一個人都不知道我們這些難屬正在尋訪，但就是一個都沒有說，哪怕間接的、匿名的告訴我們一下，也沒有。
所以這次我們也公布這個在各家醫院的死亡人數，我們也想喚起北京各個醫院當年的醫務人員，能不能給我們提供點線索，我們去找。我們有網址，他們也可以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北京現在搬遷變動很大，有時候我們好不容易得到一個線索，也聯絡到他們的家人，證實這個大學生死了，有名有姓，死在哪個醫院。但是我們再三去找，他（她）家屬不願意跟我們見面。」
記者：「到現在尋訪到的遇難者共有多少位？」
丁子霖女士：「我現在只能說188位，此外有幾位還要進一步落實。」
記者：「傷殘者呢？」
丁子霖女士：「還是原來說的七十多。傷殘者就更不願意說了，因為他（她）畢竟是倖存者，和遇難者有所不同。有的傷殘者很勇敢，也提供過證詞、參加公開信簽名。」
記者：「今年‘六四’19週年，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
丁子霖女士：「我們希望網上的兩張示意圖能夠推動尋訪活動進一步開展，方方面面，直接間接能給我們提供點線索。哪怕有一星半點線索，我們都會繼續去找。」
張先玲女士：看見廢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六四」被槍殺又被埋的王楠
「六四」難屬張先玲的兒子王楠1989年遇難前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19歲。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被戒嚴部隊槍殺後，遺體又被戒嚴部隊埋在天安門廣場邊二十八中門前土地裡。
今年在大地震之後紀念「六四」，張先玲女士接受採訪說「我看到廢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王楠當時的樣子。他有一張被從坑裡面挖出來時的照片，人都變了形，身上全是泥土，跟地震中遇難的人有些相像，但原因完全是不一樣的。
張先玲女士：醫生見到王楠時，還是可以搶救的狀態
張先玲女士：「那個是天災，而這個完全是人禍，而且王楠完全是可以救活的人，反而給他置於死地。醫生看見他的時候，他還是可以搶救的狀態。埋的時候，他已經死亡。他是三點半鐘左右死亡的，估計是六點鐘左右才埋下去的。」
張先玲女士：為不讓衛星拍照，長安街上死後被埋的不止王楠一個
張先玲女士：「埋的目的就是當時不讓…據說衛星能夠拍下長安街上的情況，當時就是不願意讓衛星拍下來。所以就把長安街上死的人埋了，也不止他一個。」
記者：「現在知道的，當時到底埋了多少人？」
張先玲女士：「一點都不知道。我只是從我的尋訪中，確實從我孩子那個坑裡就有3個人。在我尋訪過程中，曾有個叫張慧敏的人，她丈夫叫蘇生機，他丈夫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在我們整個名單裡大概有13個這樣的人）。
因他丈夫是8341部隊轉業的，很多戰友轉業在人大會堂、國務院、新華門裡邊，她丈夫的一個戰友告訴她說，人大會堂外邊也挖出一些人。她聽說後，就和他丈夫的戰友跑出去看，已經被拉走了，她沒有看到。我才知道還有別的地方有埋人的。
後來我就聯想起，在人大會堂外邊，原來大概有兩排松樹，下面至少有一米見方的土地。‘六四’後，松樹都沒有了，都鋪成方磚了。但確實在那裡埋了多少人，在什麼地方埋了，還沒有確實的消息。」
記者：「王楠被埋的確切地點在哪兒？」
張先玲女士：「新華門東邊，國務院東門的外邊，大概有幾十米，旁邊有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學，現在改名叫長安中學，就埋在大門東邊的草坪裡。」
記者：「是什麼機會就挖出來了？」
張先玲女士：「當時坑挖得比較淺，褲腿都露在外面，一下雨就有腐爛氣味，學校要開學，就報告了。挖出來，去領屍體的醫生告訴，確切的是坑裡埋了3個人。
王楠穿著一身軍服，尤其是當年發的軍用武裝帶，戒嚴部隊以為他是個戰士，就把他送倒醫院去了，人家來查了幾次，他不是戰士，就通知學校了。我覺得就是天意，否則誰能想到在那裡還能埋人哪！」
張先玲女士：我們夫婦不敢看地震人被埋的情況
這次我看到地震，第一個場面我就特別難過，所以後來我都不敢看地震。我先生一看地震的情況，心臟病就犯了。確實太跟（王楠被埋）那情況相像了，不過一個天災，一個人禍，瞬間人就沒有了。
在地底下的人能挖出來，我也很高興，畢竟把他給挖出來了，可是我們的孩子，明明可以救，不救，給他弄死了再埋起來，什麼樣的一個對比啊！」
張先玲女士：肯定進步，珍重生命，反省摧殘人性
張先玲女士表示：「無論如何，他這次表現總還是有點人性，還是有一點進步，我個人認為還是應該肯定。中國人長期，尤其是近幾十年來，對人性蔑視。地震喚起人們人性的一面，能看到大家...包括政府方面對生命的尊重珍惜和人性之愛，我覺得還是好事情。
我自己有兩方面感受：對罹難同胞突然在天災中喪失了生命，他們親人的悲痛，我們也感同身受，因為我們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刻。
但我們受到的待遇是不相同的，儘管有些人在私下裡對我們表示同情，但不敢公開表達。現在因為大部分是天災，大家能夠把心中人性的愛、同情表達出來，我認為這是好事，包括政府做的這些事，起碼是人性的第一步。
希望他們能真正反省這幾十年來對人性的摧殘，從現在開始一點點恢復對生命的珍重、對人的尊重，對人性光輝的敬畏，和對人性愛的提倡。這就是我在今年‘六四’十九週年的想法。」
張先玲女士：未及時允許海外救援者進入，最遺憾，最不該
對於沒有及時允許海外救援人員進入災區搶救，張先玲表示：「這是最大的遺憾，太不應該，當時我們呼籲了，我覺得這太不人道了。」
張先玲女士：地震前後事一定要認真追查，懲處責任者
張先玲女士認為：「地震中間，有些前因後果想起來也是非常不人道的。校舍塌了那麼多，現在政府方面總結出那麼幾條理由，簡直就是混話，不是理由，簡直就是搪塞。
例如，第一說是‘震級太高了，所以學校房子倒’，震級都是同樣的，不見得學校那兒震級就特別高吧？有的政府房子怎麼沒塌呀！第二，說‘正好學生在上課’，那人家也在上班呀。說‘學生人比較集中’，既然人集中，你設計承重量就應該比較大呀……
幾條理由完全都不成立。地震中前前後後的事情，一定要認真應該追查，是誰的錯，該懲罰誰就懲罰誰，否則後果一樣不堪設想。如果不追查，實在是太不像話。作為家長，也不應該放過，不要再製造出一個‘四川母親’群體來。」
張先玲：當局封網，犯罪殺人者害怕真相
「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第二天，張先玲女士說：「開通網站是我們想了很久的事情，在志願者團隊幫助之下，能正式開通，非常高興。當局把它封掉了，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們要拒絕遺忘，呼喚良知，說出真相，當局害怕的就是真相。真相一說出來，很多不知道怎麼回事的人，就都明白了，到底誰對誰錯，誰犯罪殺了人？犯了罪的人是最怕真相的。
網站昨天開通，我和兩個難屬交流過，他們也表示很高興，今天還不知道已經封了。」
張先玲女士：管制新聞，虛弱無能；一種聲音，奴化人民
記者：「封鎖了你們的網站，您心裏感受如何？」
張女士：「一是對他們蔑視，說明他們怕人說真話，才不讓人自由表達意見。不光是我們，新聞他們也管得很厲害嘛，表現出虛弱無能的窮途末路的伎倆。
再一方面，我也覺得很無奈，大多數人只能聽一方面的聲音。如果不是有些什麼辦法的話，很難看到不同的意見，聽到不同的聲音。長期聽一種聲音，思想就會變得麻木，變得很奴化。我也感到悲哀，有時甚至好像沒有希望。」
張先玲女士：畢竟網上有一片很熱鬧的世界，希望還是有的
關於網站，張先玲女士說：「我覺得這個網站非常重要，因為‘六四’已經過去19年了，很多年輕人不知道這樁事情。
當代年輕人也很有正義感，也對共產黨的一黨獨裁和我們社會的黑暗很不滿。但他不知道，比他們早一輩的，十九年前的學生們已經為這個事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們這個網站開通之後，裡面就有很多遇難者情況介紹，和「天安門母親」群體形成情況介紹。
畢竟網還是有人看的，網上還有一片很熱鬧的世界，還是有些年輕人知道‘六四’這樣的事情。 希望還是有的，道路可能比較漫長。
接觸到一些20歲上下的人，他們對‘六四’這件事知道得甚少，覺得根本不可想像，不要說開槍殺人，就是像文化革命這種事情，都覺得‘怎麼可能啊？’當然我把自己的事情和他們說了以後，他們也很憤怒。」
張先玲女士：堅持自己的主張，注重公民意識覺醒的過程
張先玲女士：「我覺得時間拖得太長了，我們從50多歲變成70多歲。政府居然這麼多年都不能給一個公道！當時60多歲的人已經8、90歲了，他們也害怕自己在世的時候，看不到希望，他們內心有深深的遺憾，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論結果如何，他們總要堅持自己的主張，注重這個過程，這也是他們了不起的地方。
我覺得‘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形成，就是公民意識覺醒的過程，當然我們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孩子，維護自己權利的過程。這就是一種民主意識的蘇 醒，這種甦醒，對每一個公民都是有用的。看到我們的網站人，也能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識。維護自身的權利，我們國家、民族才能有進步。
網站裡有很多欄目──評論，事實真相、圖片，揭露出一些真相。同時，瞭解一些真相又沒有地方說的人，也可以把材料提供到我們網站來。或者他們有什麼想法，對我們的抗爭有什麼建議，都可以放到我們網站來。我們可以討論、評論，加強交流。」
徐玨女士：兒子吳向東死於戒嚴部隊的「開花彈」
中國地質科學院退休研究員、「六四」難屬徐玨女士的兒子吳向東在木樨地遇難，死於戒嚴部隊的「開花彈」。徐玨女士說：「他死時20歲，東風電視機廠工人。上大學的夜校，儀器製造大學，學電子儀器專業，已經學了3年，再有一年畢業。他是學校裡成績非常好的，年齡也最小。」
19年前，徐玨聽到兒子遇難的消息，當時就昏了過去。她回憶說：「等我醒過來，醫生說‘你要看，趕緊看看，說不定晚上解放軍就把這些屍體都消去火化了’。我說 ‘那讓我去看看’。兩個醫生就架著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趴過去想親他。那兩個醫生都是年輕的大小夥子，架著我不許我，因為他死了已經有一段時間，有細菌什麼的，他們硬把我給架起來。
看著孩子，子彈（開花彈）是從前面射進去的，後面出來。前面子彈眼兒只有一個厘米，後面出來就起碼有5、6個厘米大，傷口的肉都燙得圓圓的。實際上可能是11點多受了傷，把他抬到醫院裡去，後來血就這麼流光了。」
記者：「您見到他遺體是什麼時候？」
徐玨女士：「4日下午五點左右。大概凌晨一、二點就死了。周圍一具一具屍體，堆在那車子上，一個個沒閉眼，全是眼睛睜得大大的。他旁邊是一個科技大學學生，這邊也是學生。朝他腳的一排那裡，又有老太婆，還有小孩子...真是慘無人道。
我們真是急得沒辦法，回家後想辦法，還是北京人偷偷給開了一張證明，說是病死的，就可以到東郊火葬場火化。就這樣，以病死的名義去火化。
屍體運過去以前，說要給他洗洗都沒時間，就用沖汽車的高壓水龍頭在他身上洗，衣服都還沒脫好換好，這邊說‘解放軍來了’，又馬上把濕淋淋的東西往汽車裡送…很小的一個汽車，就拉著他東躲西藏地繞小道到了東郊火葬場，去火化。
火化之後，有人說‘你們家屬快走，到時候解放軍一來，把你們當作是暴徒家屬，給你們一車都打死’。」
徐玨女士：封鎖網路，對國家發展不利，應呼籲開放網路
在外地出差剛剛回到北京的徐玨女士得知「天安門母親」網站被封鎖。徐玨女士說：「我覺得我們國家採取新聞封閉、對媒體封閉由來已久。但是，這次大地震，通過群眾呼籲，外邊救援隊可以進來了，說明比以前有所進步，但對媒體、網路封鎖方面，可以說沒有任何改進，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很不利。
自由通訊，大家可以講心裏話，才能生動活潑，國家才能發展。這種封鎖的策略實際是很愚蠢的。我們和全世界應該呼籲國家給媒體新聞自由、開放網路。在大家努力 下，說不定在一定的壓力下，它會有所改進。」
徐玨女士：在地震中為生命抗爭的人與為民主自由犧牲生命的人
徐玨女士：「從這次地震來講，中央的領導能到第一線去，對生命的珍愛比以前有所進步，也是在世界大家庭的壓力、幫助之下，他們能有所一點點改進。但是，總體來講還存在很大問題。
這段時間雖然我出差，看到地震的情況，每天都在流淚，一個是為四川災民承受了這麼大痛苦，還是在堅強地為生命抗爭，每看到這個鏡頭的時候，我就對比我自己的孩子，在19年前……
地震是天災，可‘六四’那時候，純粹是人禍，他們是為了我們國家的民主和自由，為了‘反官倒，反腐敗’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就是在這樣情況下，鄧小平他們派了甚至坦克、機關鎗等先進武器、幾十萬全副武裝的解放軍野戰軍進入北京城，鎮壓了那麼多北京學生、平民，還有外地學生，甚至用坦克壓死了很多人。
這些，因為那時候我去找兒子，一路上都親眼看到了。歷歷在目的場面，我永遠不能忘懷。
現在已經十九年了，雖然地震後他們對生命能夠有所珍愛，可是對我們已經死去的那些孩子，他們也是學生，現在地震中死的也主要是學生。
一個是天災，我們孩子的死是人為製造的人禍，他們完全是用殘酷的手段，鎮壓了這些手無寸鐵的為了祖國進步的學生和平民。」
徐玨女士：從「珍惜生命」到同情「六四」死難者
徐玨女士：「可是到現在，中央根本沒有絲毫承認錯誤的表露，所以我心裏邊還是不斷滴著血。19年，我們是非常難熬地過來的。我們要求對話，到現在理也不理我們。
馬上‘六四’要到了，不管怎樣，我是一定要給親人掃墓的。既然為遇難災民能有三天的哀悼，對我們的子女，在‘人禍’中被他們活活殺死的人，為什麼就不能？連我們自己去哀悼，也不允許，還有警察跟著！去年是這樣，年年是這樣。
今年我還是要去，不管他怎麼跟著，就是把我抓起來，我覺得紀念死者、尊重死者、尊重生命，這是人類不可磨滅、維護人權最基本的保障。
他們都要剝奪我們，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靠全世界的力量，使我國領導能真正認識到，什麼叫‘珍愛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死者’，他們提高了認識，問題才能真正解決 。
通過地震，全國人民好像都凝聚在一起，為什麼？就是覺得應該珍惜生命，在人們整個覺悟提高的基礎上，也許以後他們也會想到同情‘六四’死難者。」
徐玨女士：尚未給「六四」遇難者下半旗，但望不阻攔親人哀悼
徐玨女士：「這次，我們哀悼在地震中的逝者，同時我們也哀悼自己的親人，在‘六四’19年來，國家也沒有能夠給下個半旗。
現在我們也沒有奢望能下半旗，但是希望我們去哀悼親人的時候，不要對我們作任何阻攔或粗暴的行為，這可能對我們是比較最大的安慰。
本來我在出差，特別趕回來，就是為了‘六四’。不管怎樣，我要抗爭到底，有全世界的支持，我們會變得非常堅強。」
徐玨女士：堅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義討回來
記者：「‘六四’過去19年了，提到‘六四’，您接觸的現在20歲左右的人什麼反應？」
徐玨女士：「我覺得有點麻木，有些孩子還可以，不反駁，但是有些對‘六四’的情況都不瞭解，在這種場合下，要是講多了，人多的情況下，人家就會阻攔我們講。個別時候，可以給講講。但年齡大一點的，他們還瞭解，對我們很同情。剛二十歲的人大部分都不瞭解情況。
想到我們這十九年來承受了那麼大的壓力，甚至一開始我都不想活。現在我想，我要活得好，堅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義討回來。
我內心非常感謝國際力量對我們的支持，經濟上、精神上各個方面，真的非常感謝！要不然我們真的沒法維持下去的。現在我們越來越堅強，儘管我們老的老，病的病。」
被監控的「六四」傷殘者
今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十四次「人權對話」在北京舉行，「六四」傷殘者齊志勇先生5月23日被警方從家中帶走，6月2日被送回家中，警方告訴他美國來了一個對話團，威脅說隨時可以將他帶走，不許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講自己的事情。現在他家門前仍有警車、警察把守。
「六四」19週年前夕6月3日夜裡，齊志勇先生表示：「這些都是壓在我和許多人身上的黑暗的地方，應該去揭露它、透明它。
19 年前當政的政府派兵鎮壓了手無寸鐵的普通老百姓和學生。在這19年當中，更換了幾屆新的政府，我都盼著他們能夠有個新的說法。我總覺得胡溫政府上來以後，應該有新的看法、新的解決對話，平和地與我們對話，向死去者的家屬賠禮道歉，或賠償，以平復老百姓心中的不滿。沒想到還是這樣。
最近四川發生地震，我的心裏也在悼念死去的百姓，心中不太平靜。
明天就是6月4日，我就是在19年前今天夜裡一點二十分在天安門廣場被戒嚴部隊開槍擊中的左腿，現在還是殘疾。
在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那些失去兒女的父母親，失去丈夫的妻子們，他們的心情更加悲痛，我永遠不會隨時間的流逝把‘六四’忘記。
尤其是在人權方面，2007年12月胡佳被抓，因言論、發表文章被判罪。還有很多人為爭取言論自由進入大牢，導致他們的家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我為此心情非常不好。
現在北京夜已深了，馬上就是‘六.三’、‘六.四’了。他們的部隊是十九年前今天晚上九點鐘從木樨地開的槍，然後進到天安門廣場，坦克、開槍...所以我現在回憶起來心情很不好。」
尹敏女士：「六四」人禍，戒嚴部隊打死那麼多老百姓，十九年得不到解決
「六四」難屬尹敏的兒子葉偉航1989年6月3日夜裡被戒嚴部隊槍殺，當時19歲，是高中三年級學生。 「六四」19週年前夕，從外地剛剛回到北京的尹敏女士，接受採訪說：「這次地震，天災造成這麼大傷亡，那麼多生命，剎那間全都消失，是非常悲慘的事情。
我作為一個八九‘六四’的難屬，那次作為人禍，槍林彈雨之下，打死那麼多老百姓，打死那麼多無辜的青年到現在沒有一點說法，我覺得非常不合理，也非常不人道。
這19年對我們來說，實在各方面打擊都很大，但是現在我們得不到解決，很無奈。他們明明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對的，但就是不能站出來談這個問題，不能承擔。
我們每年的要求也很強烈，遲遲得不到解決。我父母親年紀都很大了，我一直在外地，最近這一、兩天才回來。」
尹敏女士：19年前的6月3日夜裡
尹敏回憶說：「1989年6月3日，我兒子在家裡複習功課，準備高考，到晚九點多鐘的時候，因我家住在紫竹院這邊，離木樨地很近，聽到槍聲。我告訴我兒子‘你哪兒也不要去，外邊開槍了’，他說‘好吧’。
因那時我們後邊是個十字路口，各高等院校的學生來回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市民，是睡不了覺的，所以我們都到馬路邊上去看事態的發展，就沒管我的兒子。他單獨一個房間，在裡邊溫書，我說‘你早點睡覺’，就出去了。」
尹敏女士：6月4日上午，以為兒子去上課，發現預備好的衣服沒穿走
我一夜都沒回來，一直到天亮四點來鐘的時候，我想到兒子要考大學，我應該去買點東西，白糖雞蛋什麼的。我覺得兒子去上課了，因為他告訴我要去補課。當時我很傻，沒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買東西回來準備午餐，想兒子回來要吃飯。
這時，我突然想起到他房間看一看。一進門，馬上就意識到事情不妙──他應該上學穿的衣服沒穿走，擦得雪亮的皮鞋沒穿，放在門口。
這時候，我馬上把做著飯菜的鍋和火全部關掉，和我愛人就奔學校了。」
尹敏女士：學校沒上課，家中兒子書桌上擺著《紀念劉和珍君》
學校傳達室的老頭說‘你太傻了，這種情況還能來上課？我們今天根本沒補課。’當時我的心就涼了，覺得這孩子要出事，有個預感。
回到家以後，我一看他的東西，桌上擺的是他們高三的語文課本《紀念劉和珍君》，擺得整整齊齊，寫的筆記和日記。最後那個檯燈旁邊。這個條也可能是有意或者無意的，他寫的是‘不管發生什麼情況，要笑著面對人生’。
記者：「是他特別找到這篇文章看，還是複習內容？」
尹敏女士：「總複習，就複習到這裡。」
記者：「偉航高考志向是學什麼？」
尹敏女士：「他是學理工。但是在學潮的時候，天安門絕食，他在學校是好學生，老師跟我講，對他說‘誰上天安門，你也不能去，你是班幹部’。兒子後來跟我講，說‘媽我去過兩、三次，我特別同情這些大學生’。」
尹敏女士：6月4日下午晚上的尋找
尹敏女士：「後來，我們飯也吃不下去了。我們院有一個腿被打中的孩子，住在海軍總院，我就叫他哥哥，我說你給我看看醫院裡有沒有我們家偉航。他說受傷的沒有。
後來我和我愛人一直就找，先到了復興醫院，因為聽說復興醫院的傷亡是最慘重的。到了停屍房，擺了一地都是屍體，我挨著個兒看，沒有我的兒子。
當時我看的復興醫院的地上，大約得有幾十上百。我非常遺憾就是沒帶照相機，當時那個情況沒照下來。」
記者：「您說一地屍體，您看什麼年齡段的比較多？」
尹敏女士：「一進門就是一個小孩、一個老太太5、60歲。我一進門，跟著人排著隊，心情複雜得很。再往裡走，原來那是復興醫院的一個停車房，停自行車的，作為臨時的 太平間。進去一看，腳對腳，屍體擺一排一排的，中間留一個走道的地方，供這些人來看。我和我愛人就挨著個看。我看死者確實是年輕人比較多。
我們又到鐵路醫院、304醫院...從我們家，沿著復興醫院往西，這邊所有的醫院我們都找了，都沒有。
到晚上我們9、10點鐘回到家的時候，還是沒有。我們的同事、朋友都來了。
連夜到城裡其它醫院去找，也沒有。當時就聽說有的人被抓走了，後來我就讓我們的同事......因為我們是公安部系統，通過關係問，被抓的有我兒子沒有，他們也沒打聽到。」
尹敏女士：6月5日在海軍醫院「無名屍」照片中發現偉航
尹敏女士：「第二天上午，我們又出去找，他們說海軍醫院最多。當時我們去的時候，死亡的名單沒出來，不讓看，最後我們又到海軍醫院去看。先前我的朋友先去看，他們說有，但是必須親屬去確認。當時我已經起不來了，我愛人和幾個好朋友就一塊兒到海軍醫院傳達室去看‘無名屍’的相片，其中有我兒子偉航。他們回來就告訴我了。」
記者：「 當時叫‘無名屍’的有幾個？」
尹敏女士：「好多。因為夏天，很悶熱的天氣，他又沒穿制服，校徽什麼都沒有。就穿著運動衫、T恤衫、運動褲，身上沒有任何標誌。」
尹敏女士：大夫說這孩子來的時候並沒有死
尹敏女士：「我的同事（醫生）去確認回來以後，就讓我給他找衣服。因為他馬上要考大學了，我給他買了很多衣服。因為我這個兒子長得非常帥，大高個兒，白白淨淨的，長得非常英俊。所以，我給他買了很多準備上大學的衣服──西服、襯衫、鞋呀…最後讓我的同事給他穿上。
我有一個好朋友去找他那個大夫，說這孩子當時來的時候並沒有死，他的生命力真是旺盛，畢竟年輕。當海軍醫院大批搶救，九點半多開的槍，到11、12點的時候，傷員多得很。
我兒子離開家時半夜12點多，有的同事看見他了。大夫說有幾個小夥子背他到的醫院，說‘大夫！大夫快救救他，他還沒死！’大夫看見他傷成那樣，還有一點心跳。大夫正要休息，一看他那麼年輕稚嫩的一個小夥子，就想搶救，後來發現後腦有一槍，沒搶救過來。」
尹敏女士：見到兒子遺體
尹敏女士：「擦洗乾淨以後，他們才帶我去看兒子。他們一開始不敢讓我看，說太殘忍了。」
記者：「您看到偉航的時候，看他的傷情，您見到他的心情？」
尹敏女士：「當時他們把衣服給穿得非常好，都弄得干乾淨淨。把我帶到海軍醫場院停屍房。他停在一張床上。我過去看見他的時候，看不見什麼（傷），但我一看，這孩子太年輕了，太可惜了！在場的人都特別悲傷，我抱著他的頭痛哭‘你為什麼不跟我打一聲招呼就走了！’我的心跟刀絞一樣，因為我們娘倆的關係是最好最好的，我哭得有點起不來了，大家再三勸我。
第二天把他拉到八寶山的時候，在車上我抱著他，他的臉就開始發黑，鼻孔和口腔裡就有瘀血出來了。最後他的臉黑紫黑紫的，臉就很大了，整個都變形了。」
尹敏女士：一直旋繞在腦海裡的問題
尹敏女士：「第一天穿衣服的時候，他們說什麼都沒有，送到八寶山火葬場的時候，打開衣服一看，胸前有三大道子黑紫的印，很寬的，後來我們推斷是被打傷。
他的傷很重，至今我痛就痛在他是右肩一個貫通傷，打穿的；前胸一個閉合傷，沒打通的；後腦有一個閉合傷。這個情況就經常在我腦海裡，為什麼他要受這個傷？打他的人太殘忍了！
比如說，你要打他頭是第一槍的話，打他的後腦部，他已經就完了，為什麼還打他前胸兩槍？假如先打他前胸兩槍的話，他人已經不行了，為什麼還要補他後腦這一槍？這個事情我就總想不通。看到我們難屬的時候，我也問他們‘我兒子的傷，哪個在前，哪個在後？’一說到這個事情，我全身都發麻，現在就開始發麻。打他的人真是喪天良，太沒有人性了！」
記者：「三處都是槍傷嗎？」
尹敏女士：「是，他們老師來，到他房間一看，看到這個《紀念劉和珍君》，都很震動，都落淚了，說‘這孩子學習非常好’。他們學校還給他開了追悼會哪！」
在我的內心有兩個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第一，我想尋找這四個人，誰背他去的？當時在什麼地方找到的他？現在受政治條件的影響，不可能。另外就是，誰他的他，打成這麼慘？問題就在我腦海裡，在我心裏，這麼旋繞著。」
尹敏女士：地震後對比「六四」──同樣是生命
尹敏女士：「19年過去了，就這次災害和‘六四’來比，我覺得共產黨中央更應該拿出個高姿態來。同樣是生命，為什麼對我們的事情就置之不理？反而倒唱高調 ‘和諧社會’‘人性化’…那我們那些孩子呢？我們那些親人呢？怎麼安置我們？怎麼撫平我們內心的痛苦和悲傷？儘管我們作了這麼多年努力，遲遲得不到一點的解決，而且每年還要對我們進行監控，這不管從那條來講，就他的‘和諧’和‘人性化’，我覺得都是虛偽的。」
尹敏女士：歷年至今所受警方的監控
記者：「您歷年受什麼樣的監控？」
尹敏女士：「每一年的重要會議、‘六四’，或者清明節，這些比較重要的日子，基本上對我都是監控的，最嚴重的是警車在我樓下。一直看著我。我出去買東西，帶孫女去上學，帶孩子看病，都是警車跟著，或坐著警車出入。
原來他們都是派警車，後來我找派出所所長，因為我孫女那時4、5歲，5、6歲（今年8歲），她很疑惑。在她的心目當中，警察是好人，無可非議，這是一般的教育，但她奶奶是她最親的人，奶奶絕對不是壞人，這是她心裏更明白的。她心裏就有個障礙，為什麼警察要看著我奶奶？孩子從小心裏就有個陰影，有個模糊，對小孩思想影響挺大。
我就找到他們，畢竟這些年輕警察，和我死去的兒子年齡差不多，咱們都是母親，也不願意他們為這件事丟掉工作，也配合他們的工作。我就說 ‘你非要看我，也是被逼無奈，是受上邊的指令，來看著我們，但是你不能用警車，否則我的下一代不知道奶奶是好人，還是警察是好人。所以最後他們把車就換掉了，換成一般私家車來看著我。
‘六四’又快到了，19週年，他們又來問我‘有什麼事沒有？要幹什麼事？’我很直截了當地和他們講‘國難當頭，抗震救災，誰也顧不上我們，沒人理我們。我們再怎麼反抗，也沒人答理我們，19年了，也沒人管我們，我們也不可能作出什麼過激行為。什麼事都沒有，你放心吧！我老父母病得很重，都是癌症晚期，所以我確實也忙不過來。」
尹敏女士：公開公正解決「六四」問題，否則「和諧」「人性」是虛偽空談
尹敏女士：「這幾年我們提的問題就是要求公開、公正、公平地解決這個事情，尤其今年的天災，說實在的，對中國打擊很大──春天南方的冰雪，這次四川的大地震...但越是這樣，我越想1989年的‘六四’，人禍造成的這些傷亡，政府怎麼來解決，怎麼向人民來交待？越是這樣，越有一個比較。
天災造成這麼大傷亡，你政府出面做了這麼些事情，那麼，我們那些人呢？人禍造成的呢？隻字不提！我覺得這是不容許的。
越是這樣，我們就越是強烈要求，對我們的問題要有個說法，那才是一個和諧、人性化的社會，否則完全都是虛偽的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