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跡象顯示，這種可能性很低。比較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就可看出兩國政治背景和發展趨勢的異同。
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至少有三點類似：一是性質相同，都是學生市民要求民主，都被政府定性為暴亂，都遭軍隊鎮壓。南韓軍隊當時曾直接向抗議人群開槍；解放軍更是如此，竟向後撤的人群胡亂開槍，還向住宅樓或行人隨意掃射，很多在街頭看熱鬧的人，也被槍殺。光州事件發生在1980年，六四發生在1989年，這是20世紀晚期亞洲發生的兩個最大的慘案。
二是事後當局都清算鎮壓。光州事件後，南韓有幾千人被逮捕，800多記者被懲罰。中國六四事件後，數千人被關押，僅《人民日報》就有132名編輯記者遭撤職或調出報社。據官方數字，六四事件之後四年中，200多家報紙被當局關閉。
三是事件發生後，執政當局都很心虛，對事件的提法不斷降級。南韓的全斗煥政府先是稱"光州暴亂"，後來改口為"光州事件"，降低了調子。中共當局更是不斷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降級稱為"動亂"，後來改稱"事件"，再後來又把它叫做"風波"，最後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說法，一次比一次調子低，說明共產黨也感到理屈，無法理直氣壯。
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
當然這兩個事件的不同點也很多。首先是死亡人數不一樣。光州事件有191人遇難。而中國六四屠殺，至今官方不公布死亡人數。當時《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在北京採訪到的醫生估計，死亡人數可能在四百到八百之間。紀思道說，即使是四百人這個保守的數字，也超過歷屆中國王朝殺害的學生總和。今年六四19週年時，有報導說，一位解放軍將領披露，六四死亡六百多人。即使六百人，也是光州事件的三倍以上。
另一個不同是，光州事件時，市民和學生都拿起了武器反抗，直接和政府軍隊開槍對打，而且堅持了十天之久。他們還有一度迫使政府軍退回到郊外。由於不滿親政府的報紙電臺不報導真相，光州市民還燒了報社，然後自己辦報，告訴世界真相。而在中國，六四事件時，很多知識份子喊的是"非暴力，我們沒有敵人，和平是最高目標"等等。這和南韓人很不一樣，光州人不唱高調，他們非常清醒，政府軍來鎮壓，就是來殺人，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這不是暴力，這恰恰是對抗暴力，結束暴力的抗爭，是維護人的尊嚴和生命的拚死一搏。
今天，南韓沒有人指責光州人民當時拿起武器反抗是暴力行為，反而認為它是一場民主抗暴運動。可在中國，包括不少民運人士，都高喊非暴力，就是不強調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這等於說，下次解放軍來鎮壓，還是要等著被殺、被砍。人類近代歷史有兩個名人高喊非暴力，都獲得成效。一個是印度的甘地，一個是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但他們都是面對民主政府：甘地面對的是有選舉制度的英國，馬丁．路德金面對的是民主的美國，因而他們喊和平、非暴力是有用的。但像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面對中共專制政府也喊非暴力，結果至今半個多世紀了，沒有任何效果。面對專制，人們更應該強調的是權利，包括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而不是什麼非暴力的高調。
專制者不會對人們磕頭開恩
當然，兩個事件的最大不同是，光州事件早就得到完全昭雪，遇難者獲得賠償，責任者受到審判。而中國的六四屠殺，至今還看不到昭雪的影子。為什麼結局這樣不同？它和兩國知識份子、尤其民運領導者的思路不同，以及兩國統治者的不同，有相當的關係。
不少民運人士要求中共當局"平反六四"。但這個提法本身就等於承認那個政權的合法性、權威性。由六四殺人的政權來給六四平反，本身就邏輯不通、道德混亂，而且在操作上也做不到。南韓光州事件所以得到昭雪，它不是喊平反的結果，而是結束了獨裁統治，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結果。南韓人認為，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就根本不會有光州事件的真正昭雪。他們把重點放在了結束獨裁專制上。例如八八年漢城奧運之前，南韓人民要求的不是光州事件平反，而是要求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直選，新聞和言論自由，多黨制，民主選舉，當時有一千萬人簽署聯名信（南韓當時人口四千萬）。另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不同是，韓國人是"要求"政府怎麼樣，而不是"請求"政府。這兩個"求"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中國人動不動就是請求政府，懇求政府。八九民運時，那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舉動，是最典型的"懇求、哀求"共產黨開恩。而南韓人不是這樣，他們是要求政府，是抗爭、抗議、反抗。因為專制者從不會因為人們磕頭就會開恩的，尤其共產黨從來就沒有被磕頭感動過。南韓人不懇求獨裁者開恩，而是逼迫獨裁者改變。
光州事件得到昭雪，不是原來那個製造了光州事件的獨裁政府完成的，恰恰是那個獨裁政府被結束，南韓有了真正的民選政府之後，通過立法方式完成的。而中國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經19年了，還看不到昭雪的可能，主要就因為，現在當權的還是那個當年殺人的共產黨！
全斗煥畢竟不是共產黨
除了韓國人和中國人的思路不同，另外一個重要不同是，兩國的統治者也不一樣。造成光州慘案的全斗煥總統被判死刑，後改為無期；在服刑期間，被後來的金大中總統赦免。全斗煥所以被赦免，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他雖然是在民主力量的壓力下，被迫接受修改憲法，但畢竟接受了人民的改革要求。而像中國的鄧小平等獨裁者，到死，都是用鎮壓來維持統治。據說鄧小平對六四的經驗總結是，要把任何不滿和反抗消滅在萌芽狀態，還是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全斗煥說到做到，到了五年總統任期，他就離職，把權力和平轉交給了新總統，然後就到一個深山寺廟中，不見任何人，過了兩年閉門思過的生活。最後還向全國人民道歉，承認光州事件是他一生中鑄成的大錯。原來全斗煥是不認錯的，他認為參加光州事件的很多學生思想左傾，要求和北韓統一，相信共產黨的宣傳；甚至還拿起武器和政府軍對打，因此他覺得為了國家穩定和社會秩序不得不動用軍隊平亂。後來他想清楚了，動用政府軍隊鎮壓，造成那麼多生命損失，就是一場屠殺，是大錯特錯。全斗煥的認錯、懺悔，也是他後來得到赦免的原因之一。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韓國和中國的不同。全斗煥不管怎麼軍事統治，畢竟他不是共產黨，因此就沒有共產黨那套嚴酷的統治。他個人也不像鄧小平、江澤民，可能也要加上今天的胡錦濤，為了個人權力，不惜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他畢竟還有一定的人性，人的理性。因此八八年漢城奧運時，雖然南韓是獨裁統治，但社會仍有相當的自由空間。當時南韓就有了全國知名的反對派領袖金大中、金泳三等，還有各種民間組織，可以舉行全國規模的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這一切都需要有相當程度的民間社會和自由空間。
而在中國，不要說19年前的八九民運，就是今天，共產黨還是靠暴力嚴酷統治，不僅不允許任何政治反對派組織存在，即使連基督教徒，法輪功學員等等，都要被嚴厲鎮壓，共產黨的暴力和邪惡實在超出任何其它獨裁政府。
這種種不同，都意味著北京奧運之後，中國不會出現當年南韓那樣的政治變化，當然六四事件也不會像光州事件那樣得到昭雪，中國人的民主之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原載臺灣《看》半月刊2008年第0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