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曙光約好，四點在青年賓館見面，他還約了另外兩個媒體的朋友。四點一刻，我們三個來到黑監獄門口，周曙光在遠處拍攝。馬喜榮來到窗口要求出來，看守不讓出，一邊和當地駐京辦聯繫。我們在窗外和她聊天，她說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盤問，查出了上訪材料被帶到派出所，然後被關押到這裡。越來越多的上訪者聚集到窗前，這時馬喜榮被看守推到裡面，聽到她對看守大聲說，我是一個合法公民，你是什麼身份，憑什麼阻攔我在這裡？
那個曾經光膀子的兇惡打手騎個自行車從我們面前過去又回來，然後蹲在遠處看著我們。幾個看守在62中學門口盯著我們，周曙光就在他們身邊。時不時有看守從我們面前走過。周曙光發來簡訊，"騎自行車的說，又來了！真記者假記者？揍丫的！"
我給滕彪打電話，告訴他我們又來到了黑監獄，請他隨時關注。
郭建光敲門問什麼時候放人出來，對方說正在聯繫。看守們大概都到齊了，在胡同兩頭遠處虎視眈眈，這樣僵持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那輛經常停在黑監獄門口的麵包車突然從外面開過來，在黑監獄門口停下，車上跳下來三個人，上來就打郭建光，周圍的看守（從現在開始我不再叫他們打手）也都圍上來。耳光、拳頭、腳踹，建光被逼到牆角，但他平靜地站著，然後又一個看守衝過來揪住他的頭髮把他打倒在地。我就站在建光旁邊，伸手輕輕阻攔。那一刻我不能完全排除內心的衝動，就像在國家信訪局門前一樣衝上前去對著凶徒的腦袋就是一拳，可是，我必須克制自己，必須讓自己內心徹底平靜，我們不是來打架的，我們是來受苦的。
幾乎同時，我的脖子、胸部、臉上挨了拳頭。那個光膀子的看守從後面猛踹我的膝蓋後面，試圖迫使我跪下，我平靜地站在那裡，對他說，我不會跟你計較的。他不斷地罵，我就那麼同情地看著他。
大個子看守一邊打我一邊大喊，"我們是政府行為，我們怕什麼？有本事你打110？你現在就打？"我確實曾經考慮過打110，也考慮過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直到現在我們也在收集證據準備舉報。但是，我們也擔心，舉報有沒有用，我第一次在這裡被打，110就來了，警察看了看什麼話沒說就走了。我們能依靠什麼？我們唯有能依靠的是億萬中國人的良心。
有看守指著遠處的周曙光說他在拍攝。兩個看守快速奔跑過去，郭建光大喊一聲快跑，周曙光快速躲進了小胡同，看守們沒追上。我當時也很擔心周曙光被抓住，因為記錄並傳播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激烈的暴力之後，我們三人誰也沒有離開，繼續原地平靜地等待馬喜榮。這時一個基層幹部匆匆過來了，接出馬喜榮，高個子看守對著她怒吼："馬喜榮你這樣做以後你的事情我們再也不管了！"我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包括對我們的毆打，包括對馬喜榮的恐嚇，都是給旁邊窗戶裡的上訪者看的。很多上訪者雖然被強制帶到這裡失去人身自由，但他們並不反抗，一是因為反抗沒用，二是他們還指望地方政府來接他們能解決他們的冤情。像馬喜榮這樣勇敢執著於一個公民權利的上訪者是少數，他們比一般的上訪者要承擔更大代價。其實，那些不敢反抗的上訪者在這個社會中已經是夠勇敢的了，他們為了內心的正義來到北京。
2003 年，孫志剛的死換來了成千上萬沒有城市戶口卻執著來到城市尋求富裕生活的人們的自由，他們不再擔心隨時會失去人身自由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成千上萬的渴求公正的人們來到北京仍然擔心他們隨時會失去人身自由。黑監獄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尾巴，無數的上訪者在裡面被毆打，難道，這社會點滴的進步還需要另一個孫志剛嗎？
接出馬喜榮，我們離開。其實這一次我明白過來，馬喜榮並沒有獲得自由，她可以跟我們走，但我們又能幫她什麼？她只能跟著來接她的地方人員走。
看守們在我們後邊吆喝著罵著。走過青年賓館南門，我回頭對看守說，我們還會來的。看守們立即衝上來，高個子大喊，你敢再來，信不信我現在就開車撞死你！一邊說一邊拉開車門上車。我很平靜。光膀子看守再次衝過來拽我的西服，掐我的脖子，拽我的襯衣，把襯衣釦子拽掉了一個。然後我們離開了。
馬喜榮拿出她的上訪材料。她的在西安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被交通肇事撞死，她不服法院判決，一直上訪。她突然在我們面前要跪下，感謝我們的救助，為我們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實，我內心想說，我們被打不是吃虧，能為他們分擔一點痛苦是我們的榮耀。
在一個不公正成為常態的社會裏，那些勇敢地站出來為正義而抗爭的人們被這個社會無情拋棄，馬喜榮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就被抓到這裡。我們能做什麼？我們幫不了他們什麼，但是，我們能為他們分擔一點點痛苦。我們也只能以這種受苦的方式給這裡帶來一點點陽光，以這種受苦的方式為這個社會增添一份正氣，以這種受苦的方式喚起國民的關注。
2008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