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長宋大川最近對媒體表示，北京市大型工程頻頻施工，多數情況下未讓文物部門到工地勘察、挖掘和保護，致使大量地下文物遭到毀滅性破壞。
北京為千年古都，是地下文物的豐富寶藏。北京市政府也出臺了一些保護文物的法律法規，可惜的是，所有這些都阻擋不住建築公司老闆的蠻橫和推土機的所向披靡。北京建築部門某負責人就對試圖阻止破壞文物遺址行為的文物研究所所長宋大川說："我姓橫，橫豎不講理的橫！"
文化史學者謝選駿表示，天子腳下的文物保護部門手中也許有的是法律條文，但是沒有多大權力：
"北京的情況可能有它的特殊性，因為北京的地方很重要；因為是首都，而且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這就意味著它牽涉了許多利益集團的利益。在這個背景之下，文物部門就變得非常無足輕重了。在地方上一個文物部門，比如說省文物局就可以直接和省委或者省長打個招呼，省長就可以過問這個事情。可是，在北京文物部門恐怕要通到中南海裡，是相當困難。這就造成了文物保護不力的一個結果，尤其是在地下的，大家都看不見的，所以就可以一手遮天。"
美國亞太法律研究所的法律學者孫遠釗表示，光有法律條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措施，包括以經濟上的好處來換取建築商對文物保護的配合：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跟歐洲方面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來借鑒，比方說像羅馬，每次要新建工程的時候，它的要求是至少在法定上面要求文物部門一定要先進行地形匯勘。這裡面歸根結底並不是一個法律問題，是一個意識問題。如果它今天把地方圈起來了，挖出來了什麼東西，他隱而不講，很重要的歷史文物很可能就此淹沒，這就涉及到全民公共意識的問題。整個北京或者是其他地區都有非常多的文物資源在地下，這是全民共有的一個資產。政府一方面要執法是沒有錯，但另外一方面也要考慮到提高人民的積極性。比方說有很多的獎勵措施，甚至有很多寬免的東西，讓建築商願意這樣做，這對他有好處。而且如果因此而導致時間上的延誤，也不至於因為由此遭到他認為不恰當的損害。這裡面也有很多配套性的措施，必須要進來，如果光靠嚴格執法來做的話，恐怕是不夠的。"
但是謝選駿表示，開發商自恃後臺硬，會覺得沒有必要在經濟上付出代價：
"因為是在北京做開發商就一定會和重大利益集團有瓜葛，所以，這些重大利益集團恐怕中央政府也奈何不得。裡頭有一個趕工期的因素在裡頭，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為什麼不怕事後的法律追訴呢？這就說明他有強硬的後臺，否則一旦動了工，整個樓房都不夠賠，文物部門事後來算帳不是就賠得更慘嗎？所以，這麼看來，他們還是有後臺，他們不怕文物部門，甚至不怕文物部門的後臺。他對文物保護部門說那樣的話就說明他有靠山，強大的利益集團做他的靠山，甚至有中央政府內部的有些要人做他的靠山，所以他不怕。還有另外一個，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是說讓文物部門加快進度也是不太現實的。因為他們如果要和文物部門打交道，就無非又是給文物部門一個敲他們竹槓的機會。文物部門就把這個事攔下來，一審查就是半年，要加快就要另外塞黑錢就可以加快，甚至於草草了事給你批准。但這樣一來，不是要在經濟上付出一筆代價嗎？實際上，他們後臺之硬，認為根本就不必要付這個代價給文物部門。"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歷史學者林雨生對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不力表示失望和無奈。他說，如果政府重視不夠，學者的話說的再多也沒有用：
"我們這些學者在國外研究學問，鞭長莫及，講和不講都是一樣。在中共的體制下，保護文物都是比較不重要的。不重要的話，你講半天有什麼用呀？"
北京市三年來共進行三萬多個建築工程，其中進行過挖掘和保護的只有237個工地，開工前主動邀請文物管理局到現場勘察的只有60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