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車司機抱怨聖保羅崎嶇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應道，「我以為高油價和高鐵礦石價格已經使巴西繁榮起來了…巴西為什麼不在其基礎設施建設上花更多的錢呢？」
出租車司機回答說，「巴西經濟運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額外的錢，盧拉總統總是喜歡減稅並補貼人民，而不是將這些錢用在修建道路上。為什麼？」
「哦，」我說，「想像你是盧拉並且有180億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將這些錢花在修建公路上，還是寧願給每個巴西人發100美元？」
「當然將它給人民，以贏得更多的選票。」
「如果贏得更多的選票不是政府考慮的一部分，那麼將錢返還給人民從來就不是一個選擇。中國不僅僅是花掉錢，而且似乎總是喜歡像摩天大樓，華麗的政府建築物，公路以及大工業項目這樣有形的東西。」
這不僅部分地解釋了像印度和巴西這樣的民主國家在基礎設施上落後於中國的原因，也解釋了中國將其新經濟刺激計畫集中於運輸系統上的原因（僅僅鐵路項目就會得到586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畫一半以上的投資）。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選民負責。對上級來說，有形的項目是最容易識別的東西。
事實上，雖然中國的新經濟刺激計畫極其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對諸如醫療和教育這樣的社會保障項目卻堪憂，即使這些社會保障項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儲蓄壓力並增加私人消費。
這種支出結構一點也不新鮮。在2007年，中國在醫療、社會保險和失業福利項目上的政府開支總計約880億美元，即財政預算的15%，GDP的2.4%（既遠遠低於發達民主國家，也遠遠低於發展中民主國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僅僅在醫療上的開支就佔其GDP 的4.7%。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大約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於缺乏對政府預算的公眾監督，中國特別偏向於贊成大型實體項目，並且，通過稅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幾乎維持著對絕大多數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完全控制，從而將這種偏向的影響最大化。北京令人驚嘆的奧林匹克場館不是一個意外，而是這種體系的結果。
徵稅權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會和媒體的制約。那麼，結果，從1995年到2007年，調整通脹後的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5.7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6倍，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積增長是1.2倍。這是越來越多的國民收入歸國家所有的經濟制度。
儘管進行過私有化，但是，現在中國仍然有大約119000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的賬面價值大約有4萬億美元。中國國有土地的價值超過了7萬億美元。加起來，這些國有資產合計幾乎達到了中國國家生產財富的四分之三。
因為國家佔有了這麼多東西，所以在過去30年裡，中國資產價值的收益都進入了政府的口袋。當大多數家庭不擁有生產資產的時候，它們不能分享資產升值和財產受益。對大多數中國公民來說，工資是唯一的收入來源。但是，工資的增長速度遠遠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難怪中國的國內消費不能以與GDP相適應的方式增長。
將中國從一個出口驅動型的經濟體轉變成為一個依靠國內消費的經濟體需要進行兩個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國家資產的所有權應該公平地分配給13億中國人。這可以通過將這些資產置於國家財富基金之下，並免費將基金的份額分配給中國公民的方式來實現。
其次，政府的預算過程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機構的公開聽證和經過媒體的公眾參與進行公開。因為這樣而增加的責任，可以使政府開支離開實體構造建設，向與人民需要相關的項目轉移。
沒有這樣的結構改革和通過減稅以及退稅將財政盈餘返還給家庭的行動，中國政府建立在投資上的經濟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內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它們不能改變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導向型的政治－經濟體系。事實上，即使在新的經濟刺激一攬子計畫之後，中國仍然依靠投資和出口帶動增長。
30年來。通過全民所有制和稅收將資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為中國「集中資源辦大事」的國家建設政策提供了基礎。
但是，現在中國已經有了體面的基礎設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樓以及過剩的工業基礎。中國缺乏的是促進內生性增長的足夠的私人消費。為了改變這一點，中國需要提高其人民對未來的金融安全感，並使私人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相適應。建設一個國家需要的不僅僅是鋼鐵和混凝土。
（原題《中國的建設狂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陳志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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