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今年1月，西藏自治區人大代表卻不同尋常地通過了一個決定，將每年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發動甚至強迫人們載歌載舞去紀念。這就不禁讓人納悶，中共當局把擱置已久的陳詞濫調——「農奴曲」又搬出來，所為何來？
◎ 北京祭出馬克思進步論法寶
對西藏人來說，2009年非常特殊之處在於，這是他們紀念抗暴起義五十週年，銘記他們的民族領袖被迫長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發生的拉薩「三一四」騷亂事件的週年紀念。因此，流亡藏人將這一年定為「大黑年」，決定放棄慶祝藏歷新年，以悼念一個民族的苦難。
這種具有非暴力不服從性質的民間集體活動，在境內西藏和流亡西藏都獲得廣泛的響應。對此，中共一貫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鎮壓之方式，已經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靜地坐在家裡、不肯吃節日美食「切瑪爾」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麼辦呢？至於那些對世俗漢人有效的經濟收買政策，對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對此，中國當局不能不緊張了。
最近，北京從他們陳舊的理論武庫裡，祭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來對付西藏人，（有朋友說，馬克思在墳墓裡會氣得翻好幾個個兒）。看起來，這是一個相當厲害的邏輯武器。馬克思主義曾把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五種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馬克思主義的「進步觀」則是：每一新的社會形態都會比被取代的社會形態更高級、更進步。
由於中國社會充滿了對「進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揀出來的這個舊法寶，就有可能與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聯手，變成欺壓弱小民族的武器：因為你們的社會形態落後於我們，所以我們殖民你們鎮壓你們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義對進步主義的懷疑和批判，已經在當代西方形成廣泛的共識，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強食的中國人不願瞭解而已。
◎ 比賽講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們真實的血淚，講述了一個民族被欺凌的悲傷故事。這個故事長久地喚醒西方人的良知。現在北京東施效顰，也要對世界講故事了。他們有幾千名吃皇糧的御用藏學家，再找來一些「翻身農奴」及其子孫，齊齊圍繞這個「紀念日」憶苦思甜，以龐大的宣傳機器為這一類故事擴大效果，併發起對達賴喇嘛的大肆攻擊。北京以為，這樣以攻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國際上的影響了。
這種偷梁換柱的手法不可說不高明。只需賣力宣傳「農奴解放紀念日」，就將本來屬於人權迫害、民族衝突性質的西藏問題，改換為階級鬥爭性質———農奴和農奴主的鬥爭。這樣，中共儼然以先進社會形態的代表自居，搶佔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話說：「百密一疏。」北京在極周密的考慮中也會有一點疏忽。打這種紀念農奴日的牌，固然會讓許多大漢族主義者驕傲自豪，讓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和西方人受矇蔽，但這樣的大事宣傳，也會將西藏問題進一步推向輿論關注的焦點，引起人們求知求真的興趣。一旦更多的人追問中共侵藏之事實以及西藏歷史之真相，會出現許多對中共不利的質疑。
例如有西藏人質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過去的時間裏，都是奴隸和農奴的身份而讓中國給‘解放’了，那麼為何這些奴隸和農奴的兒子們要站起來對抗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 過去的西藏是否真是農奴制？
藏族學者達瓦才仁曾採訪許多境內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書中寫到：「中國稱西藏是封建農奴制，西藏人則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農奴，而是類似契約的情況下租種田地的農民。牧民也認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麼會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認「農奴制」的說法，不少西方藏學家也不認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國漢藏歷史學家卡西亞-布福特里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採訪，回答法國權威報紙《世界報》的問題說：
「有關‘農奴’一詞，一些藏學家也不同意用在農民身上。他們認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貼切。事實上，當時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農民。他們以世襲的方式與土地連在一起，必須向領主繳稅，稅可以是現錢或實物，但更多的是以勞做方式抵償，大部分是田間勞作。這樣的制度看起來很嚴格，但實際上有很大的彈性。那時的農民確實要盡義務，但也享有權利。領主對農民完全沒有生殺大權。這個制度遠遠談不上理想，但與奴隸制不能相提並論。」
那麼，為什麼中共能夠從西藏找出一些「翻身農奴」做例子大事渲染？這是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形態內部，都有千姿百態、各種成分兼具的複雜情況。比較落後的舊西藏社會裏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種地的農奴，例如被稱為「朗生」的貴族莊園的家奴。這即是說，舊西藏有農奴製成分，但不能把整個社會定性為農奴制。
如果因為舊西藏曾存在部分農奴，就把整個社會說成是農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類推，事情就麻煩了。例如，美國獨立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南方還長期存在黑人奴隸呢。我們可以把那個時期的美國全面定性為奴隸制嗎？再如，中國長期的封建制社會裏一直存在家奴和農奴，《紅樓夢》中那位抗婚的美麗丫鬟鴛鴦，即是世代為奴的家生女僕。
◎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軍踏碎
列寧曾在提及農奴制時說：「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是這種經濟制度的條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為農奴制的條件，那麼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農奴制了。自土改以後，中共便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地主，它強佔國家所有的土地，強迫包括筆者在內的變相農奴——人民公社社員在土地上辛苦勞作。當今中國大量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以及陷入黑磚窯裡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證明，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也有類似奴隸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禪喇嘛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會雖然不平等，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餓死人的事情發生。據王力雄說，西藏的農奴在土改中還有定為「富裕農奴」成份的，可見他們並不都很貧窮。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給喝兩次酒。當年在人民公社裡飢餓至死的農奴，做夢也不敢想有這樣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統治者，都企圖通過重塑歷史而營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見，講農奴故事對中共來說是何等重要。但是，這種故事除了留下許多破綻之外，還會令許多有現代觀念的人思考：即使舊西藏真的是農奴制，改變舊制度也應該是西藏人自己的選擇，自己的權利，否則這就成了殖民主義的邏輯：當地人無力文明，我們給你帶來文明。
其實西藏人對舊制度的改革並不比中國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就開始針對西藏的各種弊端，進行一場長達20多年的現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後的寺院制度，引進了貨幣、郵政、電訊設施等，強化了藏軍力，創辦西藏醫學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並不彰顯。而後，年輕的第十四達賴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個「改革會議」的組織，其中包括來自底層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後都被中國進藏大軍的鐵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數國內漢人只聽到一曲假唱的「農奴曲」，還以為這是漢人對藏人的最大恩典。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9年3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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