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知識份子這個概念談起
1965年美國的《時代》週刊對知識份子所下的定義認為，知識份子至少應有三種功能，即：向暴政挑戰的勇氣和能力；抗拒暴政恩典、寵愛、籠絡的勇氣和能力；及在思想上指導一般大眾的智慧和能力。到了八十年代初，《時代》週刊就"知識份子"一詞的定義又發起過討論，並徵集一些著名知識份子對此詞的概念進行界定，獲得認同的結論是，自覺自願地長期關注社會動態，致力於社會問題的研究，發表獨立見解，通過輿論壓力團體的作用，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會的發展方向的個人及群體。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當時對"知識份子"的界說被明確地區別於"知識者 ""讀書人"等只是憑藉腦力勞動維持生存的人。另外一方面，亦有人指出，近年來由於科技的高速發達，打破了知識份子的原有結構；教育的廣泛普及，混淆了讀書人和非讀書人的界限；而專業的精密分類，更進一步分化了知識份子群體，使一些知識份子並入專家、學者的行列；而另一些關心廣泛社會問題的知識份子則開始產生於社會每一個階層。也許我們有道理開始將知識份子從精神和人格上劃分群體或階層。這個問題本文暫不做深入討論。
不論怎樣，"知識份子"做為一個發展的社會文化概念，其對於社會發展的獨立的監督和平衡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知識份子的概念有著豐富的內涵，它的多重屬性和功能不可或缺。
然而，近十幾年來才面對當代西方文明的中國（指中國大陸）仍侷限於傳統社會對知識份子的認識，中國的官方文件對知識份子的界定是：中專以上學歷，從事腦力勞動者。中國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曾表示，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隊伍中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一部分。完全否定了‘知識份子'獨立的社會角色和社會作用。
所以，單就從中、西方對這個詞彙概念的界定和認同就已經說明瞭"知識份子"在兩種社會形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天壤之別。西方知識份子的社會功能和在社會上承擔的角色與他們的教育程度無關。而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僅指其教育程度，與社會功能無關。
事實上，如果我們認同現代西方社會對"知識份子"這個名字的定義的話，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現代意義的"知識份子"作為群體並不存在。
知識份子在社會關係中的角色是雙重的，一方面，知識份子是傳播文化知識，發展科學技術的主要社會載體，與其他社會階層一樣，有獨立的社會職業和生存空間；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以他得天獨厚的文化和知識條件，以他對社會形態的洞察力和對社會發展規律預測的素質，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擁有一席勿庸置疑的地位，影響和參與政策的制定。
在現代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互相制衡的的多元權力格局中，文化界的獨立使知識份子在學術研究和政治干預二者中並行不悖。知識份子通過獨立自由的社會空間，即可為學術而學術，又可以立足學術，藉助輿論、通過壓力團體來干預政治。
而在中國，以政權為軸心，高度一元化的權力格局的社會結構中，知識界沒有獨立的生存空間和社會地位，沒有獨立的輿論園地和干預渠道，更沒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即不能為學術而學術，其學術又不能不為政治所利用。儘管當代中國知識界一再嘗試輿論和社會壓力干預，如五十年代初一批仍堅持獨立辦報的知識學人，和七九年前後創辦民刊和地下刊物的年輕人，在當代政治強權下，無不遭滅頂之災。
當代中國知識界與當今中國社會形態可謂互成因果，互相制約而至今日。那麼中國傳統的思維意識和社會環境與知識份子的產生和演變又是怎樣一種關係呢。
二、中國知識份子階層的產生、發展和演化
1、"士"的產生和社會角色
中國知識份子雛形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讀書人形成了一個"士"的階層。其著書立說，廣招門徒，大多數人都到各國諸侯帳中充當幕僚、策士。形成戰國時期的客卿制度，可謂開了中國的讀書人依附統治階級傳統之先河。甚至連智者如孔子亦不能免俗。自此，中國的知識界就只能循著這麼一條道路，耕讀、遊學、出仕。出將入相成為中國傳統學人的人生最高追求，也就形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依附人格。縱觀一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何曾出現過類似西方的狄德羅、孟德斯鳩、雨果等這類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這亦是中國民族的悲哀。
2、以儒為本的主導思想和一元價值判斷的社會環境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學為中心的文化。而直接承襲儒文化影響，並受其制約的，當屬封建朝代的知識界。儒學主張入世，入世即鼓勵從政。而儒學所塑造的最高理想人格，並非精神與思想意義上的獨立人格，而是輔助帝王，為君制定治國方策的依附人格。同時儒學"三位一體"的思維模式，更使世代士賢為古而思，因古而作，並代代相承，泥古愈深。
中國的傳統社會一直是一元價值判斷的社會環境。秦漢後，漢儒提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南宋理學家更指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天下無不是的君王。於是。全國臣民對於君主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知識界豈能例外。
中國傳統文化對知識界的依附人格形成的影響是潛在和深刻的。雖然各代不無特立獨行之人，但一直未形成主流，也沒有社會生存空間。到了明清，君主制更加變本加厲，真正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價值判斷的知識份子沒有萌芽成長的土壤。
3、歷代知識界的出路
儒家思想封閉了知識界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徑和向內開拓的精神創新。科學入士、治國平天下，天經地義是正途。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知識界就不得不在政治上委身皇權。而隋唐以來逐步完備的科舉取士制度，更是"使天下英雄盡入吾瓮中"之術。歷來儒家學者熱衷仕途不能專志於學，科考制度所附帶的功名利祿更使仕子們湧入了‘學而優則仕'的行列。正所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連最為狂放的詩人李白，當聽到有官可做的時候亦說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篙人。"有幸登堂入殿的賢達，便把一生的光陰和心血用在附庸皇政上了，倘留有幾許明世獨見，其最大能量也只是諫議上書，而此舉是不無冒險的。
傳統知識界的出路之二，也算是末路，便是落魄窮困，隱逸山水。朝朝代代不乏昏庸暴虐之君，倘若黑暗朝政實在不堪聞睹，就只好"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晚來聽雨僧廬中"了。所謂"幾世不得志，出世得清閑"。其實，這種超俗隱遁的生活也同時伴有很大的精神痛苦。但儒弱書生的"無力回天"是找不到另外一條出路的。
4、近代知識界自主意識的覺醒和短期的勃興
到了近代，社會現實的巨大變化改變了知識界的地位和命運，知識人的職業選擇和信仰選擇也趨於多元化。然而傳統文化影響的慣性是巨大的，以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長時，甚至在演說中不得不鄭重宣布："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另一方面，職業自由和經濟自立卻無法擺脫政治強權的干涉。這種衝突使一整代知識界學人不得不在精神與心靈的自由解放與外界環境的殘酷壓抑的夾縫中生存。
但不管怎樣，到近代在西方的炮火和朝政的腐敗中，確實驚醒了一批有膽有識之士。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中，終於出現了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像章太炎、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等，都具有知識份子所必需的獨立人格，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獨立的社會批判精神。近代意義上的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群體歷經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階段崛起了。
然而，在接下來的救亡、抗日、閥斗、黨爭一系列讓知識份子應接不暇的社會變革和衝突中，知識份子們很快歸屬了不同的政治集團和黨派勢力。獨立性則不復存在了。
5、知識份子階層的雛形在當代政治中被強行解體
一九四九年以後，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把知識界視為異端。知識界完全被孤立於當時的社會結構之外。後來，毛澤東提出要改造知識份子，把知識界看做共產黨身上的毛。幾乎所有正在建立個體獨立人格和獨立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均先後放棄了批判的權利，甚至放棄了個人的哲學、宗教信仰、科學體系、以及生活方式。其中許多人不僅一窩蜂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信仰，甚至誠心地接受了現實政治矇蔽所帶來的精神自虐和殘害。
事實上，五四運動之後，是一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自認為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良方，從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而共產黨從他的統治一開始就把對其統治具有威脅的知識階層從精神上打垮、在政治上孤立、在經濟上奴役、在文化中囚禁，甚至在尊嚴和人格上進行羞辱和摧殘。
正在雛形的中國知識份子階層終於在當代政治強權下被徹底強行解體了。
當代知識階層的苦難，滲透在這四十多年中華民族的苦難之中。而知識份子做為社會進步和主導力量的被蹂躪，也就是中華民族生機的被摧毀。在這幾十年的風雨煙雲之中，中國的知識界被動地形成了與這種暴政文化相適應、相妥協、甚至相輔相成的多重依附人格。
三，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多重依附人格
1、投靠政治勢力，失去獨立人格
知識份子在社會生活和人生追求中需要兩個重心來確定其自身的價值和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獨立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是自由的社會干預。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中，這兩種屬性和空間都被政治強權無情地剝奪了。中國知識界對政治的附庸、對強權的投靠，在當代社會中更加變本加厲。在政治的役使下，許多一向怯懦、文弱的書生迫不及待地對自己的同類開了殺戒。當代中國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知識界完全放棄了是非價值判斷的權利和社會道德承當者的責任，而成為了共產黨強權政治的幫凶。在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歷次中國人的劫難中，知識界以筆做刀，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整人的政治在知識界形成了一個怪圈，整人的被整，被整的整人，隨著政治風浪的起起伏伏，羅圈仗越打越慘烈，越打越打不清。
一九七九年，中國社會在經過了幾陣劇痛之後，又一批特立獨行之士走到了社會前面，試圖成為社會改造的價值判斷和道德承當者。然而中國社會已積重難返。這批勇於忤逆龍麟的精英，很快便被強權與愚眾送進了囚牢。這之後又是知識界一個長期的沉寂。知識界的軟弱性與依附性反覆演化與政權相輔相成，甚至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仍有一批知識界學人公然亮相為屠殺辯護。
事實上，知識份子與統治集團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統治者即反感知識份子又必須利用知識份子。有一位統治者稱：沒有一個統治集團可以沒有知識份子而統治成功的。知識份子正是把赤裸裸的權力轉化為合法的權威的橋樑。失去獨立價值判斷的知識份子在此過程中便成了單純的政治工具。
2、明哲保身，放棄價值判斷
膚淺的明哲保身的古訓，限制了中國知識份子應自覺自願對社會承擔的責任，也封閉了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清醒認識。正義與生存，靈魂與肉體之間的平衡並不好掌握。"圓的過多，妥協過多。日積月累，就會漸漸在違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覺中魂為軀役"。（注一）
明哲保身的依附人格在當代中國知識界十分普遍。在歷次運動中，共產黨看透了知識界的軟弱，總是把各階層做一番劃分，然後各個擊破。知識界的明哲保身實際上就是對罪惡的縱容。開始知識界用"穩定政權"做心理屏障，容忍共產黨殺掉了地主和反革命；而後來又用"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做道德盾牌，容忍共產黨除掉了封、資、修分子；直到六四，還有知識份子以"國家安定和經濟發展"為藉口，體諒共產黨不得不用坦克和機槍殺掉市民和學生。
在反右和文革期間，我們的知識界到底做了什麼；或力不從心，束手就擒；或淺薄愚鈍，充當走卒；或借題發揮，滿足私慾；而又有多少人是保持緘默，聽憑邪惡當道的。正如錢鐘書先生說道：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隻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注二）
是的，在需要中國的知識界在歷史的惡作劇中明判是非的時候，他們卻以明哲保身的態度，完全放棄了價值判斷。也許大多數人總僥倖覺得自己應該是悲劇的觀眾，甚至幫著打雜跑腿，不想終於被推上舞臺亮相，才知是真正的大禍臨頭。在反右中有四、五十萬知識界人士被打成右派，正是對罪惡姑息的後果。
知識界明哲保身，隨波逐流，放棄價值判斷和社會干預權力的群體人格所造成的另一悲劇是，使極為可貴，極為稀少的有獨立人格和現實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成了孤獨和狂妄的盜火者。由於他們以死相抵而要拯救的民眾無情地背叛了他們，他們只能在理想的烈焰中燃燒掉自己。
3，把自我關進象牙塔，喪失社會功能
也不知道中國的知識份子用自己默默無聞的生命和所謂的獻身精神、共產黨需要的螺絲釘精神，譜寫了多少哀怨過甚，卻毫無光彩的悲歌。
知識份子在獨立的學術研究和自由的社會干預二重價值的人生追求中，常常會不得已走向極端，或想超然治學，成為學者、專家；或直接參政，成為政客、官吏。但不論哪一個極端都是知識份子無法彌補的人生缺憾。
事實上中國當代的知識界從學從政都身不由己，人生天平出現巨大傾斜。在這樣巨大的傾斜中，有些人幻化出一個超脫現世的境界，把自我關進精神的象牙塔，完全喪失了知識份子雙重功能中的社會功能。正如錢穆所嘆：整個世界走上了一個歷史劇變的時代。照理，在此時代中，該激發思想，要求有思想家出現。而不幸這五十年來，在中國，竟無一個思想家可覓。在中國思想史上，這一時期，將來會只留一空白。空白尚好，更不幸的，還塗上許多污點，有待後人來洗刷。（注三）
當代的知識界在時代的撕裂中，被動地附會潮流，誠意地與舊意識告別，誠意地將命運乖乖地托付給一個新的政權。然而在新的政體中，卻無法找到一個生命的支點。這種被動的心理和人格不得不在幻化的世界中尋求平衡，把全部心智放在本職工作上，糊里糊塗地跟著弄不明白的但在迅速變化著的政治節奏。埋頭苦幹、不問時世的知識界人士在當代中國極具普遍性。最為可悲的卻是世間本無象牙塔，不論是陳景潤、楊樂、朱學儒，都無不變成共產黨的宣傳材料。美國一位人類學家將那些具有一定學業文憑和某些領域的專業知識及技巧，但缺乏想像力和創新能力，對社會缺乏責任感和參與能力，不具有獨立精神價值的人稱為‘功能性文盲'。（注四）中國的知識界有多少知識份子，多少功能性文盲該很容易算出來了。
傳統的知識份子不堪朝政時，或隱逸山水，自尋閑趣；或側身學界，以示清高。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他們卻被斷了這條後路。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在奈何不得的社會倒流中，即不能對罪惡視而不見，又不能消除罪惡，內心深處的迷茫與痛苦是不肖說的。
4、愛國與民族情結，道德的最後屏障
狹隘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就像一柄利劍，懸在中國知識份子的頭上，無人敢稍有不遜。於是眾多的惡，藉助於這一掩護大行其道。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近代史階段，國勢衰敗、列強瓜分、民族危機、亡國滅種。於是知識份子被激發起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救國救世的精神。在民族危機下，其他的社會價值判斷極大的弱化了。
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與中國的救亡運動是一脈相承的。在西方列強對於中華民族的巨大壓力之下，共產黨再也沒有放棄藉助愛國與民族這一有力武器來統治中國人和馴服中國的知識界。共產黨亦宣稱："五四以後，知識份子把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把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擺在了首位，為祖國的獨立和富強，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貢獻畢生精力，以此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注五）其實還不如說，中國知識份子在社會價值混亂、是非不清、黑白顛倒的現實無力下，不得不把愛國這一被歷史強化和單純化了的價值觀作為了最後的道德屏障。新聞工作者和評論家徐先生在訪談中說道：受到共產黨的迫害之後，想想自己，一輩子憑良心做事情，總還是愛國的吧。一下子被打成反動派，就怎麼也想不通，每每想起總是一身冷汗。
中國的知識界在放棄了所有社會價值判斷的權利之後。愛國已經成為判斷是否是個"好人"的標準。在中國的經濟正在騰飛、社會更加開放的今天，喪失了雙重功能的中國知識界還是在死守愛國的脆弱防線。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政府召開全國優秀知識份子代表大會，許多所謂的優秀大學畢業生在表彰大會上表忠心道，"我們能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一些成績，首先是因為我們心中有著強烈的報效祖國、報效人民、振興中華的信念。"（注六）
遺憾的是在政治強權之下，國家利益早被據為一黨私利。知識界竭精盡誠、忠實的愛國信念是多麼可憐。
面對不論是非多麼分明的社會問題和歷史事件，只要面對這柄愛國的利刃，立場的選擇是不需其他參照來判斷的。
四，當代中國知識界選擇的多重困境
有學者指出，西方在中古一直有教會和王權對立。中古以後政府權力之外一直有多元的非政府權力中心。這就是民主制和知識份子享有批判的自由的基礎。如果知識份子在社會有立足之資，他就有較大的批判的自由。如果在政治之外，尚有抗衡政治之憑藉，則他的批判的自由將更大。（注七）
而中國的知識界，首先面對的就是做為人基本生存的困境，其對社會政治進行自由干預的權力完全被扼死在這一困境中了。中國的知識界與中國政治是一對冤家。一方面，一元結構的社會體系極大地限制了知識份子獨力人格的形成和社會干預的空間。而知識份子對權力和政治的依附和投靠又有力的加強了專制政權對社會的控制，進而更進一步限制了知識份子個性空間地開拓。
現、當代有志於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由於沒有獨立的操作空間干預政治，逼使許多人直截直接躍身政治漩渦，甚至希望通過各種手段，謀求一定的政治權力，從而希望自上而下地變革傳統的社會結構。也有人甘當政客的幕僚，希望從政治背後干預政治。但遺憾的是，結果被改造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結構，而往往是改造者自身。
當代社會共產集權對知識份子的不容與迫害，亦正是集權制與知識份子性質的強烈衝突所致。政治的漩渦如此巨大，知識份子左衝右突也走不出這一困境。蘇煒先生在《知識者的獨立、尊嚴和超越》中指出：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國知識份子為政治而犧牲知識價值和自由靈魂的歷史。（注八）
知識界在當代社會政治中的地位十分尷尬，被勉強劃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可以說沒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甚至遠不如封建社會可以諫議上書的"士"。
八九年，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方勵之先生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從而遭到了通緝；北島等三十三人發起公開簽名運動要求釋放政治犯，結果其中多人亡命天涯。
知識份子在社會政治中是如此無力、無可奈何。
八九年六四之後一個時期，知識界又陷入了政治怪圈，無所適從。曾經為呼喚中國的民主，為鄧小平而奔走被判入獄的，卻又被鄧小平投進了監獄之中。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深陷在政治怪圈之中，又常做與自己理念相悖的選擇。東歐共產集權解體之後，許多反共產集權的知識份子，竟回過頭來體諒中共，支持中共。也許在自由與固定工資相比較之下，自由確實顯得太不具體了。
現代西方社會，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工商業的繁榮和自由城市的興起使知識份子可以維持獨立身份。然而，中國長期沒有職業選擇的自由，知識界也就沒有了經濟自立的可能。中國的公有經濟制度，像奴隸主莊園的圍牆，把知識界像奴隸一樣圈在裡面。沒有經濟自立能力的知識階層，想餓著肚子而堅持真理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知識界長期在正義與生存的矛盾痛苦中掙扎，可謂苦不堪言。
另外，黨文化的長期囚禁是知識界的另一選擇困境。八十年代中國時興了幾年文化熱，有五千年傳統的尋根文化，也有隔洋隔海的西學東漸、西體中用。但都在小心翼翼巧妙地迴避現實政治之忌諱。
八九民運前夕，大陸知識界正在醞釀一次新的文化覺醒，決定面對文化之上的東西，不能再繞下去了。然而六四的坦克碾碎的，當然不僅僅是人的軀體，也將中國文化的出路又一次攔腰截斷了。
五、中國當代知識界的出路
不論六四的槍聲多麼慘烈，事實上今日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層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中國是一個純政治的國家，但是，當把所有的鑰匙都扣在掌管政治的人的手裡時，就逼著社會上不斷聚集起反政治的力量。然而，倘若中國的知識群體繼以某黨派或政治勢力的策士或智囊團的角色躍身社會政治，則中國的知識份子仍不免為社會潮流的附會者和政權政治的附屬物。而強權政治總是將依附於他的知識集團成員拋出，作意識形態的替罪羊。八九民運後，中共將趙紫陽的原智囊團和大批策士指斥為"敗類"，棄之毫不可惜。
另外，知識界被當成共產體制的這張皮上的毛，現在皮正在被一塊塊割開，有些毛不必也不可能繼續依附在這張皮上了。於是變成獨立的經濟個體生存下來。在正在確立的私有經濟的天地裡，知識階層正在確立經濟自立的基礎。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大潮中，許多知識份子已經能夠順著浪濤的起伏開拓較自由的空間了。
在文化領域內，亦可循到多種途徑來推進知識界自立的進程。許多人正在試圖採取非官方、非政治性的抗爭手段。大門的洞開是無數次撞擊的結果。
重建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建立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社會參與和現實批判精神，是改造中國文化土壤的關鍵。
１９８７年初稿，1994年１月改寫。
注一：印書館《遠生遺著》
注二：錢鐘書（楊絳《干校六記》小引）
注三：錢穆"五十年代之中國思想界"歷史與文化論叢
注四：曹常青"植物人、功能性文盲、知識份子"，《探索》復第七十一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注五：一九九零年五月三日"江澤民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報告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注六：《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注七："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角色"《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第二十六頁，一九八四年，時報文化叢書
注八：蘇煒"知識者的獨立、尊嚴和超越"《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