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安全事故的新聞發布會上，食品醫藥局的高官應對食品藥品皆毒已成社會普遍現象的質問時，泰然自若以潑皮無賴相示人："飛機汽車已夠安全吧，但也不能避免每年大量事故，所以我們不能保證食品藥品安全。"這個"新三段論箴言"像瘟疫一般迅速傳遍黨和政府的各個旮旯，爭相被各級機關部委效仿，官員們個個唯恐不引用下此箴言就會顯得落伍；外交部大嘴發言人技巧地運用起這個創新的箴言更是嫻熟；著名的專家學者（通常也是官員）發表令人瞠目結舌言論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日趨成為常態，網上已有多部專輯彙編，都是些違背基本常識，並且缺乏佐證的驚世駭俗的言論。這還是些"知書達理"的博士碩士級官員"閃爍智慧之光" 的回答。輪到那些孔武有力、"該出手時就出手"，腦子不太好使但四肢發達的官員，給出的答案則讓人欲哭無淚、欲笑無聲，"俯臥撐"招致舉國上下暴風驟雨般的"洗禮"之後，他們仍能氣定神閑地說出更通俗化的"躲貓貓"、"做噩夢"之類"好玩"的答案。在現今"河蟹"遍佈、令人煩惱不堪的中國社會，他們似乎想讓百姓緊繃的神經得到"鬆弛"，儘管好玩的答案背後血腥味甚濃。如你神經太過鬆弛，那就告訴你一些"被神經病、被失蹤、被自殺"等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讓你神經再度緊張。
常言道：飲水思源，我們不由得從源頭找尋癥結所在。"胡溫新政"肇始，這片神奇的土地不斷上演悲喜劇意味甚濃、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當家的"由於從不愛看書學習，智力退化得厲害，一上來提出"八榮八恥"就不知已較他前任的口號、理論退步幾何；又因精神狀況哪方面出了些問題，僅過一、二年便又換成"和諧社會"，將國民短時期內從隨地吐痰拋物的水準一下提振到大同的共產社會。執政六年後，"當家的"突然妄想狂症發作，暗底裡咬牙切齒、凶相畢露："軟的更軟，硬的更硬"，明裡妄想否定普世價值，稱東西方有別，他認定施行了六十年、整整一甲子大規模的腦白質切除手術，通過得力干將--中宣部用它的喉舌，特別是那些首席播音員們以貌似莊重、權威、不容置疑的語調朗誦那些洗腦教材之後，時機已到。否定普世價值的歌曲先由政府智庫和社科院院長唱響，思忖著從中國學術界"最高級專家"口中吐出的"至理名言"，定當收到奇效；怕院長的權威不夠，再由所謂"代表"了社會各階層廣泛民意的政協主席賈某人及"最高權力機構" 的人大委員長吳某人定調。胡鬧一陣過後，因缺乏自信，恐觸犯眾怒，隔幾個月由兩位演技日臻"出神入化"的最高領袖小聲哼唱一曲被公認的、不分東西方的普世價值。但顯然這兩位準備唱的時候，都會把握時機，並且小心翼翼、有保留、含蓄的，像古時還未出嫁的大姑娘，害羞地輕聲傾訴，首批受眾又多是外國聽眾。
近些天出臺所謂《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絕大多數國人都知曉政府在保障尊重人權方面之惡名昭彰，但這份《行動計畫》上來就將自己好好誇上一番：政府在人權領域做了多少工作，成績斐然，名叫"歷史上的最好時期"厚顏無恥的歌謠又一次唱響。王軍濤先生有評論："草擬計畫、白皮書的人連基本常識都不具備，既然你已經做得那麼好了，為何還要這個行動計畫"。理性的政府都是在哪個方面出了大問題，並且程度嚴重時，才有必要出臺有針對性的行動計畫。否則如他們所稱：已取得偉大成就，政府行事又何等有力，繼續沿用現行制度即可，有什麼理由煞費苦心再搞份新的行動計畫？前後矛盾且手法拙劣。套用句西方諺語"老狗玩不出新花招 "，主旨仍是對外，對內仍是那套薩哈夫式的大嘴宣傳，忽悠、折騰被它們"和諧"了的百姓。國人天天飽覽社會亂象，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被迫聆聽喉舌媒體和國家領導人不知疲倦地宣講"黑即白，白即黑"，坦率地講，對精神耐受力是個極大的考驗，頭腦保持清醒更是難能可貴。
凡是在俄羅斯呆過幾個月以上的僑居者，都很熟悉俄國人最常用的一個詞"拿了賣那"（Нормально），對應的中文解釋即"正常"。先我們經歷同樣政治體制，極有特色的俄國人將這個語意不甚明確，但卻能大體明瞭事態的詞運用到臻於完美的境地。典型的俄國人一旦感覺到不太對勁的人或事，出口提出的問題幾近整齊劃一"這拿了賣那嗎？"飽嘗集權專制管制的俄國人，比用別的語種發聲的民族更理解這個詞表意充分、與眾不同的深奧涵義，更會巧用和妙用。
在黨和政府的官員們尸位素餐、胡言亂語的情形下，是否需動輒言必稱"和諧"？這很值得商榷。我們實在不願看到原本高貴的美詞被不學無術的領袖隨意糟蹋、作踐，時下若狀況正常已足矣：國家的運轉正常，社會道義規範正常，領袖的談吐正常，官員們的精神正常，再有就是民眾都具正常辨別黑白的能力。孫東東大教授無疑做了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讓十三億人警醒，大夥一起關注，看那些天天發號施令的黨和政府的領袖及官員"99%以上"是否精神正常，偏執妄想症狀是否嚴重？
前車之鑒已在那擺放著，對上世紀三十年代殘酷的"大清洗"運動，俄羅斯出臺最新解釋是：斯大林不正常，他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件神秘的事常被用來證明這一點。那是1927年，斯大林患手麻痺症，於是請來了俄羅斯的大學者弗拉基米爾·米哈伊洛維奇·別赫捷列夫給他做檢查。這位學者所作的診斷是重度妄想狂症，他還建議斯大林立即辭職。
人們對中共十七大猶熟於耳，回溯早七十多年的蘇共十七大，"當家人"（斯大林）懷揣著這麼個夢想：一個聽命於領袖的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國家；他面臨一個宏偉的任務--建立一個團結一致而又順從的黨；他要建立一個制度--黨的官員享有絕對權力的制度，於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和導致數百萬人"被失蹤"的大清洗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這一切全仰仗於被大學者症斷為重度精神病患的精心策劃。
如今重審前蘇聯不堪回首的歷史時，人們一致將目光集中於當時的領袖。權威的精神病學家列溫醫生判定"當家人"那時的精神狀況已到了偏執狂的最高境界：妄想狂症病人。當斯大林如日中天，殘暴程度較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時（原本斯在一切方面都是毛的導師），俄羅斯仍有像別赫捷列夫這樣的著名學者大膽直言，而且不止一個。反觀現今中國，不管聲望還是權勢遠不及毛的胡時代，難道就只能出如孫東東之類依附權勢、助紂為虐、對弱者反倒落井下石的著名學者嗎？歸根結底，目前中國這種"差強人意"的狀況，主要緣由不是因為黨和政府虛妄病態的強大，而是因為知識份子的總體墮落和民眾的怯懦。
今天我們是否有勇氣對黨和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問上一句："你們就不能‘拿了賣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