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中，董樂山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睿智深沉的人。如同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者，他在翻譯西方學術著作及其寫作方面成績卓越。但直到他去世之後，我們才從這樣一句遺言中，瞥見這位老右派心靈上的那一道從未癒合的流血傷痕。正如尼採哀嘆的："經歷帶來了太深的傷害，回憶是一道化膿的傷口。"
◎ "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創傷(trauma)一詞包括對人的情感、精神的一切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由於人類的脆弱性，自然或人為的災難可以給人的心靈帶來強烈而持久的影響。深重的心理創傷，是醫生和藥物也無法治癒的。
董樂山所經歷的"反右運動"以及後來的"文革"，是當代中國社會創傷最深、最持久的兩次災難，是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兩次集體性的殘害運動。這種可怕事件給群體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生性正直、心靈熱情敏感的學人董樂山，因為在整風中給共產黨提了意見，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入獄、下鄉二十年，在勞動改造中左臂折斷。身患癌症即將辭世時，董樂山在《病中遙答方曉藍兄》一文中說："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棄你的工作，與我交換受一輩子屈辱，坐一輩子冷板凳嗎？"
生前，董樂山很少向人訴說他的心靈痛苦。即使他的親哥哥董鼎山從美國歸來，想要瞭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難，樂山也只是稍微講了一些皮毛，"此後就封口"。然而，閉口不言正是創傷倖存者的問題所在，使之不能有效地獲得心理疏泄。就像憂鬱成疾的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有時這個天才變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董樂山的憂鬱、焦慮症狀是再明顯也不過了。其兄董鼎山和其侄董森林都在他們的回憶中，談到董樂山的一些表現："沉默寡言，唯恐萬一失言招來麻煩"。"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即使到美國旅行探親，他也常常陷入憂思，對觀光毫無興趣。
遺憾的是，董樂山的親友都未能意識到，董樂山的抑鬱症不但需要心理專業和藥物的幫助，更需要親友的深切理解。我們相信，他的親友都曾經盡力理解他、安慰他。但是，對於董樂山這樣博學深沉的人，一般的理解是不夠的。如果人們對他沒有感同身受的深層理解，不能參與他的痛苦，他寧可獨自默默地把痛苦吞嚥下去。
對於他人的苦難，深入其境的參與感是如此重要。但在董樂山去世十年之時，人們對他的理解仍然不夠。詩人裡爾克的這句詩，告訴我們應如何悲憫他人："只有同亡者一起食罌粟/ 食他們罌粟的人/ 才不會使這最微弱的韻調/ 再度遺失"
◎ 袒露一個桀驁不馴的真誠靈魂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董樂山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雖然他遭受過長期的磨難，但艱苦的歲月激勵他更深入地思考，更勤奮地翻譯有價值的西方名著，因此在平反後聲名遠揚。如其兄董鼎山所說："他在文化界名氣如此響亮，很容易地替我在出版方面打出道路來。"這簡直就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有了這樣的"後福 "，董樂山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但是，董樂山不是那種功名心很強的人，他沒有淺薄到當局給他一點優待好處就買帳的地步。不少右派在平反之後，感謝"黨媽媽"挽救被錯打了的孩子，並以其遭受的苦難作為追逐名利的資本。在中國那種社會氛圍之下，即使在老右派中也不乏告密者。董樂山這樣清高脫俗的理想主義者，除了冷眼相向之外，他還能和誰去說呢？這就難怪董樂山要緘口不語了。
只有在和侄兒董森林的一次談話中，樂山先生才偶然袒露心跡。這位侄兒回憶道："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視。......那天他精神尚好，對我說，二十世紀是黑暗、恐怖、殺人、專制的世紀。他一生追求社會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東流。"
值得注意的是，董樂山說上面這段話的時間是1998年。如果說，像他這樣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當時還曾對共產黨的改革寄託過一點希望的話，到了"六四"鎮壓之後，他對那個政權已經徹底絕望。
一個桀驁不馴的真誠靈魂就這樣袒露出來。雖然本人功成名就，但董樂山從青年時代就跟隨的那個政黨，製造了巨大的社會罪惡。這位後來翻譯了《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一九八四》、《奧威爾文集》、《蘇格拉底的審判》等著作的學者，已經浸濡於人文主義價值觀，深明極權主義之禍害。他需要清算他原來參與的那個政黨的罪惡，實現自己對社會公正的追求。
如果沒有一個徹底的清算，如果社會理想付之東流，覺得自己人生受騙的他，就只能繼續沉入心靈的苦井。為此，董樂山留下遺言，讓孩子把自己的骨灰帶出中國，以讓靈魂獲得安寧。清人有詠梅詩云："老死空山人不見，也應強似洛陽花。"
◎ 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典型
由此可知，董樂山的痛楚，不是個人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正因為痛得這樣切膚，痛得這樣剜心，所以他才會因為董鼎山的一篇書評，厲聲把其兄大罵一頓，斥為"幫中共講話"。直到樂山逝世十年之後，董鼎山先生仍然為此事感到很委屈。筆者認為，個性耿直的樂山如此暴怒，看似不近情理，卻在情理之中。
還是他們共同的侄兒董森林比較公允："要讓出身殷實家庭，畢業於教會大學，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瞭解今日中國的真實面目，幾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事。 "這一對至愛兄弟晚年隔膜甚至不和，其原因在於他們天淵之別的兩種經歷。要超越個人經歷的侷限，去理解在極權社會裏受難並留下深刻烙印的人，這對董鼎山這位西方知識份子來說，是太困難了一點。
西方左派常用理性去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人是感情的動物，深深的傷害已經進入感情深處，這種創傷無法用理性去治癒。就如一些從納粹集中營出來的猶太人，包括一些優秀的作家、詩人，他們在獲得了自由之後，卻不得不選擇自殺。那些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懷著一顆破碎的心，沒法再倖存下去。
倖存下來的董樂山，可視為民族集體心理創傷的一個典型個例。當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厄運，政府侵犯人權的惡行導致無數人的創傷後遺症，卻沒有人去做集體反思，也沒有人去治療人心的創傷。由於治療創傷必須進行真實的災難回顧，而真實的回顧必然引起人們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所以當局只給一些受迫害者表面上的平反，卻繼續限制人們去做真實深入的回顧。
為安撫歷次政治運動的創傷後遺症患者，中共當局往往採取了物質補償的手法，例如，給在反右、文革和六四中被嚴重挫傷的知識份子以金錢地位的利誘。一般人往往認為，物質賠償可以彌補心理的傷害。這就大大低估了心理傷害的嚴重性，更迴避了社會制度對人的心理傷害問題。
董樂山拒絕把骨灰留在中國這一決絕行為，給予我們心理學、社會政治學等各方面的啟發和警醒。作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創傷後遺症患者中的一員，茉莉謹以此文，向已故的董樂山先生表達深摯的敬意。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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