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於用"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思維和視角來觀察中國的大局，似乎當代中國的歷史主要是從改革開放起步的。這樣的視角帶來一個好處，那就是總能看到巨大的進步；但同時也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點，那就是把對成就的觀感放大了許多倍。
1949 年以後的中國，可以大致被分成兩個30年。前30年的主題詞是"革命"（從5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到60年代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後30年的主題詞是"發展"（最典型的"理論"即"發展是硬道理"）。若把前30年和後30年隔離開來，官方媒體上所宣傳的 "成就"似乎是滿順理成章的。但是，把這前後兩個階段合起來看，結論就有所不同了。
對後30年官方最喜歡用的主題詞是"改革開放"。如今，中國確實市場化了，也融入了國際一體化。這個成就該如何評價，要看從什麼角度去觀察。單看後30年，似乎居功甚偉；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國不就是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嗎？經過天翻地覆的一番大 "折騰"，60年後在經濟體制上回歸起點，該怎樣讚揚這樣的"成就"呢？其實，"改革"的對象並不是"革命"前的體制，而是"革命"後的體制。被"改革" 的不正是"革命"的成就嗎？"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對"革命"的某種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補過之舉。就好比一個管家擅自拆毀了主人的宅邸，而後又重新建造起來，其功何在？
前後兩個30年的政績悖論本屬一目瞭然：如果"改革"是輝煌的，則"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貶低，"改革"又何來正當性？鄧小平強調"不爭論"，從根子上講，其實是因為無法自圓其說，他並不知道該如何擺脫這樣的悖論。就經濟制度的建設而言，過去60年裡歷代執政者的政績合在一起，至多是功過相抵。對鄧小平個人而言，大體上也可以說是功過相抵，因為他本人正是"大躍進"的"副帥"[1]。當然，換一個角度，改革與"革命" 其實也呈現出"統一"的一面，那就是"革命"建立了新型專制制度，改革則用經濟體制變換來鞏固這個制度，至於這個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則往往把自己藏在"人民"的背後。
回望過去60年，倘若拘泥於改革和"革命"的"成就"，自然就無法跳出其功過悖論。然而，如果是觀察中國60年的發展，那麼，無論是"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孰功孰過，似可擱置一旁。評價過去60年來中國的發展，要相對容易一些，也較少意識形態窠臼的束縛。即便在"革命"的狂飆年代，中國也是有發展的，從50年代以軍事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化，到70年代後期華國鋒、李先念鼓吹的"十來個大慶"，都體現了一種發展軌跡。革命、改革、開放，都不過是手段而已，它們最終還是服務於發展。
然而，究竟如何評價中國60年來的發展，從不同角度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國防實力大增，都市建設超過紐約、倫敦，GDP總量位居世界前列，國家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這是一類結論；貧富差距擴大，城鄉差距擴大，生態環境惡化，貪污腐敗蔓延，則又是一類評價。為"黨國"謀者稱後一類問題為"代價"，乃"創造經濟奇蹟"的副產品。在一個權貴與民眾關係明顯日益對立的社會裏，"黨和國家"的"成就"就必定是民眾的福祉嗎？這是評價中國 60年發展時必須回答的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倫理問題。
正視發展的正當性：為誰發展誰受益？
發展本身是不能自我正名的。發展有各種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齊。若走上了畸形的發展道路，則走得越快、越久，損害就越大。這本來是常識性的道理。可惜的是，自從鄧小平講了"發展是硬道理"之後，全中國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關於發展的認識誤區。於是，發展成了掩蓋錯失的"金字招牌"，不管是什麼樣的工程、付出什麼樣的環境代價，只要戴上了"發展"這頂桂冠，就變得堂而皇之、無可質疑了。
發展畢竟只是一個過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國這卻似乎顛倒過來了：過程成了一切，目的卻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過去60年來經濟政策話語中的一個絕大錯誤（或許只在趙紫陽時代稍有糾正）。發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經濟高增長嗎？當然不是，增長不過是手段而已。發展的目的是增強國力嗎？衡量發展成功與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設的豪華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艦的能力嗎？那是政府的目的，卻不是國家的目的。
中國之所以會陷入關於發展的認識誤區，首先是因為政治和文化精英傳統地誤導國民。中國習慣於在詞語系統裡混用政府和國家，百年前皇上稱"朕即國家"，現在則經常講"黨和國家"。兩種說法殊途同歸，都把國家機器(the state)與由國民組成的社會(country)混為一談了。由此又進一步混淆了"國家"利益（在中國多半是"黨和國家"的利益）與國民利益之別。這樣的混淆對統治者是十分重要的，它引導著國民把統治者的目的當成了國民的目的，把本應為國民而存在的國家機器變成了國民獻身的對象。上世紀50年代末期和 60年代初期，因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導致連續三年的全國性嚴重飢饉，但毛澤東寧可聽任數千萬農民餓死，也不願停止耗資巨大的原子彈、長程導彈研製；為了"兩彈"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黃金儲備，代價是糧食進口的減少和更多農民的餓斃。這樣的發展過程，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自然是"國力增強"；若站在當時瀕臨死亡的農民的角度，結論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觀念誤區，以國民為國家(country)之本（這種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理解與儒家傳統文化中的"民為貴"、"以民為本"完全是兩回事），把國民的需要視為國家的終極需要，那麼，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只有一個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務於它的大多數國民。由此出發，國民如何從發展中受益，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優劣正誤的唯一標準。談到發展的受益者，當然不能只看佔人口很小部分的個別社會群體，而要看佔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群體如何受益。對這一點，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馬克思主義，都是贊成的。既然中國的社會主義"牌坊"依然矗立，那麼，談到發展應當令社會的大多數人受益，當局對這一點大約也不便否認。
從一個長時段來看（中國的過去60年就是一個不算短的歷史階段），經濟增長得快一些，所謂國民收入的"餅" 做得大一些，那麼，讓大多數人從中獲益，自然就比較容易。也就是說，一般而言，經濟高增長持續得越久，越容易實現國民收入的公正分配。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並非必然性。世界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發展的果實大部分落入誰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權貴成為主要獲益者，還是大多數國民都成為主要獲益者，更主要的還是取決於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進步與落後，而不取決於經濟增長的快慢。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經濟發展，對它的認識就必須跳出單純的增長率比較觀。經濟增長率比較高，這並不能自動證明發展模式的正當性；只有當經濟增長伴隨著國民收入的公正分配，這樣的發展才算是具有正當性的良性發展。這裡所講的國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指的是佔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群體與少數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世界上有過不少這樣成功的例子，如戰後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臺灣、以色列等。
"中國模式"：高速的經濟增長與富國窮民的收入分配
擱置關於GDP數據"水分"的辨析，如果就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計算，從1953年到2007年，54年內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10.1%[2]。可以大致上說，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差不多維持了一個甲子（儘管期間有過經濟危機，如"三年困難時期"），在世界史上實不多見。有此條件，加上中國標榜是"社會主義"制度，那麼，國民收入的公正分配和社會均富似乎便應該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卻產生了完全相反的結果，即學者們通常所說的，衡量居民收入分布狀況的基尼係數驟然上升到最高點，這意味著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快速發展的果實被少部分人攫奪。
然而，高增長下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過去60年來這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圖像？似乎很少有人從動態上作過定量分析，因此也就沒有比較確切可靠的判斷和結論。基尼係數是個統計上的相對數，不能直觀地說明權貴階層到底獲益多少。事實上，在中國這始終是個謎。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多年來刻意迴避對高收入階層的財產和收入統計，在城市裡，官方數據只反映職工家庭以工資為主的收支狀態。眾所周知，對那些以權致富的人來說，看他們的工資單是毫無意義的；工資單外那些逃避所得稅的灰色收入，才是他們財富的來源，更何況他們還有大量的公費消費（從宴請、公車到出國旅遊）。既然官方統計機構不願意統計富裕群體的真實收入，就只有從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即低收入社會群體的收入狀況來觀察。這同樣可以對全局作出判斷，也就是說，雖然不能準確得知富裕群體得到了多少，卻可以從低收入群體那裡得知，國民收入中多大一塊與他們無關。
經濟增長只有顯著地提升佔人口主要部分的社會群體的生活水平，才算符合社會公正的增長。中國社會中佔人口主要部分的社會群體是農村居民。上世紀50年代後期的制度，在歷史上第一次把他們整體地變成了中國社會的下等國民。改革30年後，他們的活動自由增大了，但由現存制度規定的社會經濟地位仍未改變，無論是在社會福利分配、還是在子女的社會經濟權利方面，農村居民時時處處都體驗著"下等國民"的苦楚。到2007年，農村居民總人數為7.28億，佔全國人口的55%。可以說，這個"下等國民"群體收入水平的提升幅度，是衡量中國發展模式正當性的一個重要指標。那麼，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經濟高增長給他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筆者取過去50年全國農村家計調查中調查戶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數（1957年為 70.86元，2007年為3,223.85 元），扣除50年來農村消費物價上升的影響，結果發現，50年內農民的消費水平年平均增長3.27%。[3]換言之，縱觀50年，農民消費水平的增長僅及國民經濟增長率的三分之一。如果說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段時期內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的增加，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仍然遠遠低於經濟增長的速度，這就是個大問題了。這個反映國民收入分配結果的數據說明：中國的發展模式事實上有目的地造成了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群體收入的相對低下；長期以來，這個群體只能佔有經濟快速增長的果實的很小一部分，於是全社會的收入差距必然越來越大。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被證明是背離社會公正的。在這裡還需要補充說明三點。第一，上個世紀80年代前半期的農村改革曾經一度讓農民受益，當時他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曾明顯縮小。現在所看到的巨大的收入差距，乃是過去20年中驟然加大的，因此格外觸目驚心。第二，過去10多年來，這7億多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其實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靠另外1億多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勉力積蓄才得以維持。若沒有那1億多進了城又苦幹苦熬、省吃儉用的農民工對家鄉親族的貢獻，這7億多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就更加可憐了。第三，這樣低的消費能力，還是中央政府近年來對農村實行了諸項"多予"、"少取"政策[4]的結果。由此可見，這些政策顯然未產生多少效果；然而，若沒有這些政策，農村居民的經濟狀況就更加糟糕了。
假如中國發展模式的國民收入分配是公正的，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筆者按照這個假設所作計算的結果如下：假如農民的人均收入能與經濟同步增長，那麼2007年他們的年生活消費支出將是目前的2.7倍，達到人均8,705元（這個估算尚未考慮物價因素），接近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水平。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令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制訂部門頭痛不已的"國內需求不足"問題，其實是發展模式、經濟社會制度以及經濟社會政策的綜合產物。既然國民收入分配長期保持不公正的狀態，最後就必然製造出多數國民貧困、消費能力低下的社會結果；而這樣的結果又反過來遏制經濟的正常增長，迫使政府不得不進一步依靠公共工程和房地產泡沫來維持畸形的增長格局。於是，"國內需求不足"與畸形增長方式互為因果，構成了中國經濟走不出的"閉環"。
也許有人會說，50年裡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年平均增長3.27%，不管怎麼樣也算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發展，恐怕沒有哪個國家民眾的消費水平50年當中零增長的。那麼，中國農村居民50年來的這種消費水平增長到底慢到什麼程度呢？上述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長率只是一個動態概念，要判斷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究竟如何，就必須作橫向比較。若把農民的消費水平與城市低收入群體或富裕群體的消費水平對比，可能得出的結論會見仁見智。一個比較簡單而有說服力的辦法，便是將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作國際比較。
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5]（根據筆者多年研究中國統計數據的經驗，國家統計局的這個調查數據常年存在著系統性高估），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個消費水平到底是高還是低呢？按照世界銀行關於全球生活貧困線的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6]衡量，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日消費支出尚處在全球範圍的貧困線標準以下。也就是說，總體上平均而言，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到2007年仍然屬於在貧困線上下掙扎的貧困人口。當然，其中有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這同時也表明，還有相當大規模的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遠低於全球的生活貧困線，屬於赤貧狀態。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其他貧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經濟停滯或戰亂國家，唯獨中國的數億農村貧困人口與"經濟建設上的輝煌成就"並存。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局，並非中國的經濟停滯不前，而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的增長和發展背離了社會公正。
這裡以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為證，說明這個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很少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受惠。但農民並非唯一未受惠的群體，在城市中還有大量城市貧民（包括1億多農民工、數千萬下崗職工等）同樣處於相對貧困狀態。這兩個群體（扣除農村居民當中的高收入家庭）的總人數即達8億多人，佔全國總人口的六成。如此龐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顯示，中國持久的高增長不是帶來社會的相對均富，相反卻造就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貧困社會；與此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僅佔人口極少數、但家庭財富規模大大超過西方國家中上階層平均水平的權貴階層。從這個貧富現象的背後，足可挖掘出撰寫巨著的豐富材料。在這篇短文裡，筆者不打算進一步剖析下去了，只想指出一點：中國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還有另外一個"中國特色"，那就是在短短的20多年裡，從計畫經濟下個人收入相對平均的狀態下，權貴們在幾乎沒有任何祖產的情況下，突然暴富起來，其富裕的速度令西方那些數代傳承、逐漸積累財產的富人們瞠目。考慮到中國的貧富差距幾乎是從零起點起步，短短20餘年便達到了世界上幾乎最嚴重的程度，可以說，製造極度的貧富差距乃是中國發展模式中與高增長併肩的第二大特徵。
這使筆者想起一件往事。40多年前，在中共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高潮年代，中國官方曾經蒐集了日本等國左翼留蘇學生的文章或言論，編成了一本文集，題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然而，那時的蘇聯，遠比今日的中國要"乾淨"得多。如今，倘若有外國的左派編類似的一本書，蒐集中國的社會不公、倫理敗壞、道德淪喪、色情氾濫諸多政治社會弊端，冠之以《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大概比當年中共編的那本更有說服力。
"增長挂帥"：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歧途
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在中國的海外宣傳當中，最常被誇耀的就是經濟的高增長。似乎經濟發展在中國的全部含義就是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增長速度的提升。然而，很少有人認真釐清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異同。經濟增長快就等於經濟發展的成功嗎？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是 NO。那麼，究竟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中國已經發展了60年，我們似乎還沒弄清楚這方面的ABC；或者說是當權者們引導著民眾迴避這樣的思考。
在任何一個具有市場經濟基礎的發展中國家裡，經濟發展自然地表現為一定的經濟增長。需要指出的是，良性的經濟發展必然兼顧社會公正，但一個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的政府可能排除社會政策方面的考量。我們可以根據對一個國家發展過程的綜合考察，識別其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但我們無法單純從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率的高低來判斷其增長的正當性。更何況，在一個實行集權政治的共產黨國家，經濟增長並非經濟活動的自然結果，而完全可能是各級政府營造出來的，因此高增長未必代表著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把抵拒政治進步視為"中國特色"的特質，那麼，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率就是這個"中國特色"的另一特質。
實際上，在集權的共產黨國家裡，由於政府可以集中國民經濟的各種資源，所以，要造就出政府需要的經濟增長，從來就不是難事。斯大林時代如此，毛澤東時代如此，中國改革以後也還是如此。改革以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是各級政府的中心工作，而企業的日常運營（不管是本國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也離不開政府官員的"關懷"。因此，無論怎樣"市場化"，中國的經濟整體上仍然屬於政府主導型經濟，只是不再依靠計畫經濟管理體系罷了。用一個比喻，市場體系本來應該扮演的角色是"看不見的手"，那麼，在市場體系下的經濟增長則像是林中生長的蘑菇，沒有人能準確預見它在何時長到多大；而在改革後的中國，"市場體系"被無數隻各級官員們"看得見的手"掐得死死的，這些"看得見的手"代替"看不見的手"，把經濟增長變成了任意擺弄的假山盆景。
只要國民經濟仍然由政府主導，而政府又把經濟增長率設為必須達成的目標，就必然會出現所謂的"強制性增長"，即那種不從國民需要出發，而是以政府意志和政府形象為宗旨的盲目發展模式。實現這樣的增長，或許可以說是政府(the state)的成就，但對社會(country)而言，它卻未必是成就，相反卻可能是不應支付的代價。
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是老生常談了。早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學界為了批判華國鋒、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經濟路線（鄧小平當時也是贊成派）[7]，曾經開展過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那時就明確提出，生產的真正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為了達到什麼經濟指標（如增長率或鋼產量、石油產量多少萬噸）。當時的批判有鮮明的政治背景，主要服從於陳雲等人奪回經濟決策權的需要。一旦華國鋒、李先念讓位，這場討論也就悄然中止了。
在中共執政史上，前30年和1990－2009這後20年，大體上就是毛澤東時代和"六四"後階段，"增長挂帥"始終是中國難以逃脫的宿命。唯獨在80年代趙紫陽主管經濟工作期間，大約可以說是政府的經濟工作方針最關心國民利益的時期，也是經濟增長率最少干擾經濟的正常發展的時期。到了90年代中、後期，由於政府把"下崗"當作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徑，於是便不宜再鼓吹企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樣，政府的"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重新轉回到"增長"指標上來，再加上經濟增長率被列入幹部選拔任命的政績考察目標，從此，"增長挂帥"觀又重新佔據主導地位，至今不墜。有了這樣的制度基礎，什麼樣的增長率造不出來呢？
拋開處心積慮地拔高增長率的地方幹部不談，僅就中央政府而言，追求高增長也是利益導向下的必然。首先，不管經濟增長能否帶給國民必要的獲益，至少政府是有很大好處的，比如"國力增強、在世界上排名提前"之類，倘若有什麼代價，那也是由民眾承擔的，中央政府並沒有什麼痛苦。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門都可以在高增長的旗幟下爭得資源和控制權，所以高增長在中央政府內部是不會遇到抵制的。再次，如果發展經常會背離社會公正，政府宣傳經濟成就時便很難強調家家戶戶的幸福生活，於是就格外倚重經濟增長率這樣的單一指標，經濟增長率就是這樣與"社會主義優越性"、政治合法性融合為一體、難分難解。
顯然，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並非"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活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增長便是政治成就、增長率決定升遷"的制度基礎之上出現的政府活動之記錄。在這方面，過分指責國家統計局是沒有意義的，它不過是一個編製統計數據的執行機構；另一方面，無論國家統計局宣稱它怎樣改善統計方法，我們應該相信它將變成政治上獨立於執政黨和當局的純粹專業機構，不再揣摩上意嗎？
當然，對那些不真懂中國經濟和中國制度特色的各國觀察家來說，這種政治催動的GDP增長率經常會迷惑人。我多年來一再講一個比喻，即中國經濟增長8%其實只相對於美國經濟增長2%，指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從宏觀經濟學來看，這樣講也有充分的理論依據）。[8]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與其他國家不可比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國家政府的合法性來自選票，而不是經濟增長率；而中國政府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特例，它既強行推動經濟增長，又層層操縱增長率數據。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第一是不可靠的，第二是具有不計代價、可能失大於得的特點。
既然如此，該給中國現行發展模式下的經濟增長打正分，還是負分，當然不能根據增長率的高低來判斷，而是要看增長是否損害人類社會的各方面目標。毫無疑問，如果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對土地、礦物、環境、廉價勞動力等資源的剝奪，而權力和財產又集中在一小群權貴手中，那麼，國民收入分配不公是必然的結果，這樣的畸形發展顯然走上了歧途。如果為了片面滿足增長率，結果損害了環境、過度耗用了資源、形成閑置的基礎設施或生產能力、讓各地財政欠下巨額債務或讓銀行的壞帳倍增，這樣的增長當然就不是多多益善。何況，在現存的政治社會結構下，增長很可能只給佔人口一小部分的權貴階層帶來碩果。或許還可以這麼說：政府讓"增長挂帥"，其實是因為經濟發展的結果在民生方面乏善可陳，只有老百姓不懂的增長率可以拿來炫耀；什麼時候經濟發展變成了"增長挂帥"，那這個階段的經濟發展必定背離了社會公正，走上了歧途。
富國窮民的邏輯結果：經濟結構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困境
中國的發展為什麼走上這樣一條歧途？60年後看以往的發展，已經到了不得不重新審視的時候。這種反常的結果可以讓人直觀地想到，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從制度到政策，恐怕都應當作深刻的反思。否則，如此繼續發展下去，中國將面臨更大的困難，甚至是災難。換個角度看，中國的發展出了大問題，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在中國，到底應該如何發展，自從鄧小平發布了"發展是硬道理"那句"金口玉言"之後，從來就沒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釐清過，更從未允許過公開自由的討論。
從發展模式的角度看，社會公正不是一面偶爾拿來點綴"盛世風光"的彩旗，也不是一個用空話充填的宣傳口號，它是一個關係到國運的政策目標，也是一個衡量發展模式優劣的標準，它甚至還制約著發展的路徑與成敗。所以，發展不能背離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正常的發展模式裡必須實現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觀的核心要義是為誰發展、讓誰獲益，這體現了普世的人類價值觀念，與科學其實沒什麼關係。用"科學的發展觀"去替代"增長挂帥"，其實是文不對題，自然也無法從"增長挂帥"裡解套。
談到社會不公，學者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那是社會學家才關心的話題；或許還有人認為，只要不影響經濟增長，社會不公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問題。其實，社會不公並不只對社會觀念、公眾輿論、社會結構變動等產生深遠的影響，它同樣可能改變經濟的走向。那麼，長期的社會不公、收入分配不平等，會對經濟構成多大的威脅呢？威脅是明顯存在的，能否看得清，取決於你的觀察角度。也許，從企業的層面看，把員工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把經理的報酬儘可能最大化，符合微觀經濟學的效率概念。從市場研究的角度看，無非是少關心低檔商品的需求，多注意高檔商品的開發營銷罷了。但從宏觀經濟的層面看，長期的社會不公必然導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它不可能不影響消費、投資的結構，進而改變國民經濟的體質。
在這方面，"中國模式"提供了豐富的教訓：權貴們的財富再多，他們的日常消費也無法支撐國民經濟，何況他們最大的興趣是到國外消費－－或讓子女在國外消費（留學、移民定居等），或者是向國外轉移個人財產；政府的能力再強，也無法強制貧困的多數人口為"國家"多消費，從而創造出政府需要的足夠"內需"；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就只能過度依賴國際市場，但這又造成外匯儲備過大，其風險與機會成本過高；若出口停滯、國內消費疲軟，唯一的經濟增長點就只剩下房地產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產的過度炒作勢必營造出極為危險的泡沫經濟，令銀行系統命懸一線；若盲目拉動經濟，則通貨膨脹會壓縮絕大多數國民的消費能力，令"內需"進一步萎縮。
這種現象與60年代從拉美經濟發展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有某種相似性。左派的"依賴理論"曾經在西方社會科學界風行一時，它指出了拉美經濟對美國過度依賴的特徵。後來，東亞模式的出現從實證方面質疑了這一理論。如今，中國模式似乎給"依賴理論"的復活提供了最好的經驗素材。如果硬要把"中國模式"歸入東亞模式，那麼，這一回"中國模式"作為東亞模式的異類，好像可以證明"依賴理論"同樣適應於東亞的某些國家（如中國）。
對"中國模式"可以有各種歸納，我對"中國模式"的總結是：一個國家的發展若長期背離社會公正，在經濟規律的支配下，這種發展模式很可能最終陷入難以解脫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長期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造成的經濟結構失衡。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而言，難題還在於，一旦這樣的經濟結構失衡成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國那樣，用外貿來加以調節的。在中國這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裡，常年有幾億勞動力只拚命生產卻基本上很少消費，如何維持這樣失衡的經濟結構呢？托經濟全球化之福，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中國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對發達國家大量放貸（表現為外匯儲備急劇上升，成為世界第一），讓西方國家的消費者幫助中國解決難題。可惜的是，中國的決策當局未能看明白，除非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都變成像歐盟成員國那樣的關係（統一貨幣、取消關稅、自由移民），否則，經濟全球化也不能充當中國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的永久"救生船"。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資金流被迫調整，中國恐怕不能再指望繼續用出口和放債來應付"國內結構失衡"了。
追根尋源，2008年到2009年的這次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國其實是一個始作俑者。奇怪的是，中國的一些學者居然以為中國這種過度出口加過度放貸的經濟結構標誌著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而絲毫看不到其中孕育的嚴重危機。一種剝奪本國多數居民、卻讓外國居民受益的經濟增長，難道可能持續不衰？這種經濟成長模式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於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國民的過度借貸；換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錢，中國的大多數老百姓越窮，中國的經濟才能持續高增長。問題是，如果西方人不願意再多借債呢？中國怎麼辦？至少從2009年夏美國的情形來看，美國消費者已經開始扭轉借貸消費的不良習慣；歐洲和日本的消費者本來就不喜歡借債消費。於是，西方國家居民轉向節儉，本來是有助於國際經濟平衡的好事，但對中國來說卻成了壞消息。中國是否能夠進一步壓榨本國勞動者、不斷降低製造成本，從而吸引西方消費者呢？事實上中國的外資、私營企業已很難再降低成本了，而中國並非世界上唯一可以發展製造業的國度，發達國家市場的訂單已經開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由此可見，依賴過度出口來抵消因社會不公而造成的內需不足，只能是權宜之計，絕難長久。
"中國模式"內生的這個難題，從2009年開始將中國經濟引進了左右失據、進退兩難的窄胡同。不久前，有國內學者坦承：與出口直接相關的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到了"買不行、賣不行、不買不賣也不行"的地步；套用這句話，可以說，今天中國的宏觀經濟調節，也進入了經濟增長"快不行、慢不行、不快不慢也不行"的狀態。[9]當然，主政者即便明白這一趨勢，也未必願意對公眾和國際社會承認這一點。
對付社會不公問題，比對付宏觀經濟問題，難度或許要大百倍。幾乎可以說，一旦社會不公成為定局，就很難找出速效的解決辦法。既然社會不公是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以及諸多政策的綜合性產品，那麼，僅用幾項小小的政策措施，或由政府從預算內"恩賜"一點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方面的"好處"，就想根本上改變發展的社會不公性質，自然是緣木求魚。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社會公正的實現或顯著改善，往往不是統治精英恩賜的結果，而是社會進步狀態下國民積極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壓力的結果。換言之，民主是通往真正的社會公正的必由之途；排拒民主，則必然導致社會不公的固態化（也許這正是某些精英不願明言的目標），或者社會不公的擴大化。雖然政治高壓可以暫時壓制因社會不公而產生的嚴重社會不滿，但政治高壓無法解決因社會不公而造成的經濟發展困境，因此也就無法指望社會不滿的自然消解。從這個角度來看，背離社會公正的發展模式最終必然把經濟社會問題政治化，如此則解決發展難題也就不可能單純從經濟社會領域尋求出路了。
過去，政治學界從事政治發展研究的人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會誘導出政治上的進步。"中國模式"的發展表明，與經濟發展會誘導出政治進步的預期相反，中國過去60年來的經濟發展，其實本身無法直接帶來政治進步或政治權力的分享；背離了社會公正的經濟發展，孕育著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可以預見的是，不可避免的社會與政治衝突，如果不能化解在主動的民主化過程中，那麼最終便會通過改變政治結構，來校正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既是回望60年所得出的結論，也是從目前中國的發展模式裡看到的演進路徑。
【註釋】
[1]此乃毛澤東的說法。見鐘延麟的"‘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態度、角色與作為"，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2期。
[2]計算方法：用按當年價格統計的GDP名義增長率扣除價格縮減指數的影響。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歷年數據，價格縮減指數根據各年GDP的 名義增長率和不變價指數計算。
[3] 計算方法：用按當年價格統計的生活消費支出數的名義增長率扣除價格指數的影響。資料來源：農村家計調查中調查戶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數和價格指數資料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歷年數據。1985年以後國家統計局開始計算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86年到2007年的定基價格指數是366.90），它可以直接用來計算農民生活消費支出的實際增長率；1985年以前沒有這樣的價格指數，因農民的消費支出中三分之二以上是食物支出（即農產品），故用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代替（1957年到1985年的定基價格指數是 248.22）。
[4]王紹光，"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5]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8》，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6]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TOPICS/EXTPOVERTY/ETPA/0,,contentMDK:20153855
~menuPK:435040~pagePK:148956~piPK:216618~theSitePK:430367,00.html.
[7]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68-469頁。
[8]程曉農，"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
[9]經濟增長"快不行、慢不行、不快不慢也不行"指的是：過快的增長只能依靠房地產泡沫，其危險在於銀行壞帳可能暴增；過慢的增長伴隨著百業蕭條、失業急增；"不快不慢也不行"，是因為按照8％的"穩妥"增長，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便難以為繼，眼前的日子就過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