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書展
一
年年都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因為天朝成為主賓國，而頓顯妖媚逼人。
六十年來，以倡導"言論出版自由，任何圖書皆可參展"為主旨的偉大書展傳統，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無禮挑戰和非難—因為他們面對著一個眼前似乎確實不差錢卻缺德的主賓國。
現在，書展終於落幕，儲君帶隊的千人豪華代表團業已班師還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價出獵，最後贏得的卻是東道國朝野的一片喧聲。我朝再次讓全世界領略了天威，領略了久貧乍富的措大嘴臉。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總署乃至作協的愛國者們得意的文化西征夢，卻讓我輩炎黃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團在熱身研討會上的集體退席，你怎能想像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這些文化外交官員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義正詞嚴崛起的屁股，丟的卻是大中華的臉--因為他們抗議的不是別人，抗議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貝嶺。
二
十幾年前，我曾經組到過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幾位父親》，也是從那時才知道，她的生父繼父和養父的奇特身世。這個標準的紅色貴族之後，從太子黨的搖籃--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最終卻走上了"弒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廣場，乃至最後為其父輩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還是黨報的退休人員，還是合法活躍在帝京的作家。羅網森嚴的真理部治下，依舊還未剝奪其寫作和出行的權利。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團，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沒敢抗議她的言論自由，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其臉上刺金刻上"敵對勢力"的標籤，又何須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裝瘋迷竅耍橫撒野。
再說貝嶺，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來從來都不算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都沒有干係。只是因為酷愛文學以及文學活動，在美國好不容易化緣主編了一個模仿《今天》的純文學雜誌《傾向》。該刊從來都不是一個敵視獨裁的政論陣地，頂多有一點自由和右傾風格而已。
九年前，這位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國的遊子。因為海外印刷價格高昂，突發奇想要把該刊拿到大陸來印製。也因此找我幫他介紹個印廠，幸好我介紹的那個廠沒敢接，我得以躲過一劫。另外一家剛剛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哥倆。好在他多年交遊的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名致函江大帥，才把他保釋並驅逐出境，且從此不許還鄉。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文學青年，被祖國活生生地逼成了一個"異議份子"。而且牽連其弟弟很久不許出京，最後其弟只好對警方說--再不許我出京謀生，我就去廣場上焚燒克林頓的畫像，以表示我堅決反對美國—這樣的表決祖國當然也不願發生，於是禁令才撤銷。
《傾向》因為沒錢早已停刊，貝嶺自己也流落到臺灣寄人籬下，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這個世界幾乎將要徹底遺忘他的時候，我們天朝代表團再次為他吹響了進軍的號角。他的名字終於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而樂善好施的德國大學，也終於向他發出了聘書。我們偉光正的黨，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難以成名一樣，非要將這樣一個很文藝的潦倒書生，打造成一個挑戰極權的戰士。似乎不這樣愚蠢，他們每年的國保項目經費，便缺少名義申請似的。
三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新聞出版總署和外交官領隊的退席反應。因為這些閹豎一般的閣臣，自打天朝知道辦外交以來，習慣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爺的臉色辦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內心視為敵國；但凡敵國所喜者，必為祖國所要誅者。也因此但凡臨場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隊，則必須避席以抗議。因為天心難測，他們擔心還朝後，見責於主子而從此丟了他們的花翎頂戴。
我吃驚的倒是那一隊精英學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怎麼就能學得那麼乖巧懂事，竟然能整體像幼兒園大班的孩子一樣，看見阿姨起身就尾隨--似乎離開了大人就斷了奶水一樣。雖然公款出國是個便宜事，外事紀律的培訓要求大家要見風使舵，該哭該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斷，總該稍微顯示一點知識份子的人格和個性吧。就算對風險後果做一個評估，你沒有跟著官爺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對了那兩個同胞，甚至和他們談笑風生，那又能如何呢？難道害怕領隊撕了你的回國機票？頂多不過是下次不帶你出來玩兒了，在這個時代，我還深信朝廷不會因此而將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國之主流作家御用學者，在全世界面前顯擺的卻是如此之低眉順眼，真是妾身堪憐啊。以諸君之才華名望，縱使體制從此不圈養，天地之間難道還放不下一張獨立的書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這麼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牆與雞蛋之間，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牆一邊。我不知道夜半捫心之時，他們是否還會略覺汗顏。
書展上還去了一個不屬於官方代表團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這個早在80年代即以《無主題變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體制吹拉彈唱。可是他卻多年選擇了自由生存，並以自主攝製地下記錄片為使命。今年六月那個特殊日子，他獨自走上廣場靜坐默哀，最後被一群穿便衣的群眾暴打一頓。當他也出現在法蘭克福時，那些曾經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說話--多麼可笑且可悲的世態炎涼啊。
就在我們那些文官們在法蘭克福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存在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創作自由--之時，作家廖亦武卻不允許應邀參加這個自由的書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則只能在大陸寫作--即便拿到護照和簽證，國門卻依舊緊鎖。
同樣的作家，不同的際遇，深諳政治正確那些文人，分享著天朝的最後福祿。一個民族的精華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時，這個世界又怎能尊重這個民族的所謂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