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戰結束後，德國誠心悔罪，日本死不認錯，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兩個國家對大戰的看法為何存在鴻溝？彼此的集體記憶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異或政治不同嗎？又或是根植於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恥文化」，德國則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訪二戰的代表性城市：奧斯威茲、廣島和南京，並從軍事審判、教科書、紀念碑等各方面廣泛觸及而深入探討，引導讀者從各種立場和角度，來理解這兩個民族在戰後面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態度。
海珊類比希特勒 德國人為何感痛苦？
我看了當地的電視節目並且再次為對比下的英國人感到驚訝。在德國的電視中，認真討論的節目很豐富，節目中，人們圍桌而坐，討論當天的主題。觀眾圍著比較小的桌子坐下，當作為號召的來賓發表意見的時候，便啜著飲料。通常氣氛是嚴肅的，有時候討論會呈現白熱化。對於節目的莊嚴性，很容易引人嘲笑，但也有許多令人羨慕之處。在一定程度上，透過這種談話性節目，使得德國人習慣於政治性的辯論。
在整個波斯灣戰爭期間，電視觀賞者很難避免這種圓桌討論。討論的數量多到當你切換頻道時，能隨時跟上好幾個不同議題。牧師幾乎是經常性的來賓。來賓有的穿西裝，有的穿牛仔褲。他們的出席是合適的，因為辯論的中心議題是，有關良心的問題。一個人在戰鬥時能夠帶著良心嗎？一位德國戰鬥機飛行員說，他發現自己很難接受殺人的概念。他不知道他的良心是否准許殺人。一位服務於某個靠近美國空軍基地的醫院的醫生說，當他醫治在波斯灣戰爭受傷的美國飛行員時，他的良心令他困擾，因為這件事會讓他成為幫凶。
在一個典型的節目中，討論的團體包括了一個曾經反抗納粹的人，一個陸軍應徵士兵，一個年長的家庭主婦，一個上班的母親，還有幾個高中生。這位二十七歲的母親安姬莉卡說，德國必須幫助以色列，因為「在戰爭期間我們所做的」，但可以確定的是，藉著在波斯灣打這場仗，什麼也得不到。
「那英國和法國又如何？」這位前納粹反抗者說：「我們應該把這種骯髒事留給他們去做，而我們待在家裡？」（在這裡沒有提到美國人。） 「這個嘛，」安姬莉卡說：「我們不能違反我們自己的信念。我們怎能忽視我們所受的教育，它教導我們不再從事另一次戰爭。在其他國家裡，我們恥於做一個德國人。人們總是害怕我們，可是現在他們又責怪我們不夠積極……」
十八歲的高中生安多莉雅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發動兩次戰爭。我們怎能忘記它們？我不能說我以身為德國人為榮。」
然而當年長的家庭主婦談到在二次大戰所遭受的痛苦──轟炸、缺乏食物、父親和孩子未能返回家門──而且說我們應該反對全部的戰爭時。一個年輕學生說：「我瞭解發生在戰爭時的可怕事情，但是，如果當我們必須做卻不去做的時候，可怕的事情也可能發生。」
觀眾中傳出懷疑的叫聲，但是學生的說法獲得老反抗鬥士的支持。他把薩達姆．海珊和希特勒做比較，並且說，海珊必須受到阻止的原因與阻止希特勒的原因是相同的，又說：「薩達姆已經殺了成千上萬的人。是否我們讓他繼續下去，只因為在道德上我們不能讓我們自己開槍射擊？」
最後，輪到穿牛仔褲花襯衫的年輕士兵發表意見。問他有關殺人的看法，他說：「如果德國或北約組織受到攻擊，我必須這麼做。但假如我不同意這場戰爭，我會拒絕。」
他忠於戰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的正統詮釋。以良心為理由，一個德國應徵士兵可以拒絕戰爭。再也不能以「命令就是命令」當做殘暴行為的藉口。德國的軍事力量只能用之於防衛德國或盟友的領土。既然德國是北約組織的一部分，而盟友的領土通常被解釋為北約組織的領土。右翼人士希望擴大這個解釋；到目前為止，左翼人士反對。
這個士兵並沒有埋頭致力於有關法律的討論。他試著回答道德的問題，亦即良心的問題。而且他給了一個誠實的答案，也許比許多和平主義者的完全反戰、反任何戰爭，更能反映出今日年輕德國人的感受。六八年的人有個優先的道德目標：徹底與他們的父母不同，砸開他們犯罪的沉默，傳播「和平」這個字，或單純地確定德國人不會再受到誘惑。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奧斯卡．拉方丹說，在波斯灣戰爭期間，要求德國人參加軍事行動「就像把白蘭地巧克力給一個改過自新的酒精中毒者。」 你幾乎能夠聽到焦慮的尖叫聲。
也許是因為希特勒的緣故，過去費斯特可能是對的。不過，波斯灣戰爭顯示了德國和平主義者不能單純地被當做反美主義者，或者當做是對阿登納之西方的反動而打發掉。有個真正兩難的問題：至少兩個世代曾被教導要放棄戰爭而且絕不再送德國軍人上前線，換句話說，他們被教導成希望德國是一個較大版本的瑞士。可是，他們也被教導成自覺必須對以色列的命運負責，以及成為西方國家的公民，進而能穩固地嵌進西方同盟國家的家族內。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兩者兼具？如果薩達姆真的是另一個希特勒，德國不能幫助猶太人嗎？
這就是為什麼「希特勒類比」是痛苦的。這正是漢斯．麥格諾斯．安森柏格決定將他利刃刺進去的地方。他在《明鏡》裡，把薩達姆與希特勒做比較。安森柏格是個優秀的詩人和散文家。他也知道如何正確地去打擊德國同胞的痛處。他可以是個尖銳的挑唆者。他的文章受到某些人喝采，但也使得許多其他人暴怒，尤其是左翼的知識份子。我聽一位柏林的評論家說，安森柏格是個叛徒。一個什麼叛徒？我問。他說，精神的叛徒。多少年來，安森柏格本身就是個左翼知識份子。他進學校時，正逢納粹的時代，曾參加希特勒青年團，而且在戰爭結束時被選派去防空單位。戰後，他與其他作家，例如鈞特．葛拉斯與海因裡希．伯爾，組織一個左翼反納粹團體，對抗德國威權主義的殘餘勢力。在好幾年裡，追跡納粹的幽靈，大概是他的全職工作。
在《明鏡》的文章裡，安森柏格議論說，薩達姆如同希特勒，不只是另一個獨裁者而已；他是人類的公敵，一個深愛死亡、自我毀滅的魔鬼。倘若他有方法、有能力的話，將會破壞這個世界，當然如同希特勒一樣，還包括他所蔑視的、自己的人民。接著，問題在於，是什麼製造了這樣的魔鬼？安森柏格的答案是，受羞辱的人製造了他們，因理智的失敗、貧窮、對生命的無力感等敗壞了平民──大量的永遠輸家──的道德一段很長的時間。安森柏格寫道，德國人應該可以在阿拉伯的平民當中，認出他們自己的樣子。
然而從德國人的心理層面出發，沒有事情能夠獲得進展。由於這樣的洞察，安森柏格說：「將破壞任何對當前衝突的種族性詮釋之基礎。此外，它將隱藏的連續性 ──無人想記憶的法西斯主義的殘留部分──暴露在陽光下。德國工業界絕不會有機會感到後悔，它曾經提供希特勒良好的服務，所以，再用同樣的熱心急急忙忙幫助希特勒的後繼者，這只能被稱為始終如一。其實只有無知兩字，並無法解釋為何相當大部分的德國年輕人認同巴勒斯坦人多過於以色列人，或者寧可抗議布希而不是薩達姆．海珊。」
這是戰後「抗德游擊隊」的聲音──隱藏的連續性之禍害──但還帶著新的扭曲。也許安森柏格對伊拉克人不公平，因為他們幾乎不支持薩達姆，而且也沒有像德國人對希特勒一樣的熱情，但是，他在特定的人士之中發現了連續性，而這些人自以為藉著做了他們的追悼的苦工，藉著為了和平而有點過度熱心地捧著蠟燭，就擺脫了它們。
安森柏格的世代，學會了不信任德國人。在四十幾和五十幾歲人身上的連續性，依然太明顯，希特勒青年團的經驗與高射炮大隊，仍然太新鮮。安森柏格的「抗德游擊隊」不相信西德人對於突破物質繁榮的自滿足以遮掩過去，就像雪似的毯子蓋住全部的痕跡、裹住所有的聲音那樣。安森柏格寫了一首名詩，起頭是：
我遺失什麼，在這裡
在這塊土地，我的雙親
帶我來此，在全然無辜之中？
土生土長，卻沒有被撫慰，
我在這裡又不在這裡，
居住在舒適的骯髒中，
在這舒適、滿意的墳墓。
（本文轉載自伊恩．布魯瑪新書《罪惡的代價》，中文譯本由博雅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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