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發這一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有一個直接因素，就是美國把按揭房貸市場擴大到了風險極大的低收入人群。而在這個因素的背後，那就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壓力。由此產生的政治壓力，使得美國的權力精英做出了一個機會主義的選擇，他們迴避根本性改革，而是讓窮人也參與到資產價格泡沫的盛宴中來，不僅鼓勵有房的人趁房價上升借錢消費，而且鼓勵沒有房的低收入人口貸款買房。大量劣質金融資產通過所謂「打包」進入整個信貸系統，成為壓垮整個美國金融系統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了高速增長的良機，一方面就業因出口迅速擴張而高速增長，同時也因外資大量流入加速了技術進步，生產率迅速提高。但是，由此帶來的巨大財富，主要被外資和政府拿走了。新增財富一方面轉化為大量美國國債，加劇了美國和全球資產價格的泡沫，助長了美國寅吃卯糧的不良傾向，同時，中國政府又把國內儲蓄掌握在自己手裡，用於投資，嚴重忽視了勞動者權益和國民社會保障的提升。勞動者的收入和國內居民消費遠跟不上財富的增長，中國經濟嚴重失衡。
面對突如其來的全球金融風暴，溫家寶不僅反應過度，更犯了方向性錯誤。4萬億投資計畫，把大量資源分給了與民爭利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使本來就失衡的經濟和財富分配，更加失衡。溫家寶雖然保住了經濟增長，但空前的信貸擴張，使中國的貧富分化又來了一次大躍進。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富人的財富蒸發不少，但中國卻湧現了成千上萬新的億萬和千萬富翁。
房價問題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是因為信貸的過度膨脹必導致資產價格泡沫，而那些在不公平的財富分配遊戲中勝出的贏家，能夠投機房市進一步擴大自己的財富優勢。窮人可以沒有股票，但不能不住房。中國貧富繼續急劇分化，威脅到了普通人最基本的利益。住房問題很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危機的爆發點。
當局終於看到了這個危險，直到最近才採取措施，暫時控制住了對房市的投機風潮。不過，溫家寶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比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遠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4萬億投資計畫還需要更多資金，否則，就會形成許多半拉子工程；而另一方面，由於貧富更加懸殊，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財力來「維穩」。
世界經濟已不可能支持中國出口像過去那樣擴張，由於生產能力過剩，生產效率難以提高。當局在不利的經濟形勢下擴大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支出，收入和支出面臨難以調和的矛盾。
面對這個矛盾，理論上存在一個選擇，就是把更多國企和富人的收入，轉移給窮人。但這就意味著當權者要向既得利益開戰。快要交班的胡溫，沒有政治意志，也沒有能力作這種困難的選擇。
怎麼辦？胡溫的一個選擇，就是讓地方政府「自己想辦法」。多年來，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財政」，也就是靠壟斷土地開發權利來獲得收入，這個辦法推高房價，已經受到中央的節制。於是地方政府越來越轉向「玩金融」。在這方面，薄熙來主政的重慶也是一隻領頭羊。重慶市長黃奇帆搭建了一個「融資平臺」，負債率高達200%。各地政府紛紛效仿，「土地財政」，開始轉向「融資財政」。
自財政分權以來，地方政府一直都有「創造貨幣」的強烈衝動，每當中央當局控制不住這種衝動，宏觀經濟就失穩。現在，新一輪地方政府創造貨幣，創造信用的熱潮已經到來。本期《經濟觀察報》對此進行了報導。與前幾次地方政府的信用擴張相比，這一次引發全面金融危機的風險最大。除了胡溫把難題留給下屆班子這個政治因素，最重要的經濟因素是，過去的信用膨脹伴隨著生產率快速增長，現在已大不相同。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流動性的擴張遠遠超過生產率的提高。中國正在形成這個格局。在生產率難以提高的情況下，政府卻不得不給窮人建房，有可能成為觸發金融危機的一個直接因素，就如同美國鼓勵窮人買房觸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