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網上盛傳一個「茉莉回鄉」的消息。發消息者是湖南邵陽的呂加平，他在聽說茉莉回鄉的消息後既震驚又高興，並「專門去問了邵陽有關部門。結果他們證實，此事屬實，不是謠言。」而後，濟南李昌玉先生，邵陽一中鄧剛老師等人，都為核實這個消息積極展開調查。
我當時很感動，這不僅是家鄉朋友對我個人命運的關心，更表達了他們對解決六/四問題的企盼。他們認為，如果茉莉等人真的回鄉了，這也許是六/四問題將要平反的一個信號。有趣的是，當局的有關部門，似乎也為傳播這個虛構的消息推波助瀾。
其實，自2001年起，中共有關部門就多次通過一位旅居瑞典的邵陽老鄉，向我發出回國的邀請。開始他們表示歡迎莫莉花回國看看，條件是不再批評中國政府。當我拒絕為回國交換我的公民權利之後，他們的邀請就不再帶條件了，甚至表示願意資助我「回國參觀祖國建設」。就在2008年年底，我的老鄉再次帶來有關部門邀請我回國的口信。
多少個不眠之夜，我在回國還是不回國的選擇中苦惱。直到六/四20週年、我流亡16年的今天，我仍然面對回國的邀請躑躅不前。思鄉思親的時候，我曾寫過一首題為《父母》的小詩：
女友來信
說起我的父母
衰殘之狀
歲月不饒人
窗外，北歐三月雪
默默地編織
厚厚的窗簾
一層層
擋住了眼睛
擠壓著心
望眼欲穿的淚水
結成一條條冰凌
縱使這冰融化成水
縱使這水漂浮著船
我的歸程
遙遙
沒有蹤影
在回國探望父母的機會垂手可得的時候，我卻哀嘆歸程遙遙沒有蹤影。這是因為，回國與否對我來說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它既關係到家庭親情，也牽涉到回國權的問題，牽涉到流亡者守志的問題。
2003年8月，我發表了《致中國政府：請公開邀請流亡者回國！》一文，表達了我的疑惑：為什麼中國政府只是私下地、個別地邀請流亡者回國，而不將這一好事公開進行？因此，不願意放棄自己理念的我，對中國政府邀請的好意，有了許多顧慮：我擔心這種本來屬於基本人權的回國，會變相地成為一樁「私下交易」，令我洗不清自己被政府「招安」和被「收買」的嫌疑。對於視人格尊嚴甚於生命的本人，這是一個很難逾越的心理障礙。
我在文中質疑：在其他人仍然被禁回國的情況下，我接受當局的好意，這是公平和公正的嗎？我為此呼籲：中國政府需要制訂一個公開的政策，明文宣告歡迎海外異議人士回國，讓所有流亡者都無條件地享有同等的回國權。
劉賓雁先生在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之後，曾於2003年9月7日給我寫信說：「你那篇東西寫得很好。把公民應有的權利拿來私相授受，自然會造成不公，同時倒給腐敗提供了一條新渠道！應該有人將他們一軍；你的文章也還有理有節。攻擊性的言論不必理它。你為很多人說了話。除你我這類，還有迫切需要歸去而不被准許的人，就更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了。」
面對誘人的回國邀請，我始終追問：我們當初為什麼要流亡？在《談流亡者的回國與守志》一文中，我曾寫道：之所以要流亡，是為了擺脫強權的迫害與壓制；漂泊在異鄉，是為了重新承擔起公民的責任。既然我們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人權和尊嚴而流亡，我們也應該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的情況下回去。
在權利和尊嚴不能得到保障的時候，接受當局施舍的恩惠回國，從此對當局的罪行和劣跡保持沉默，對我來說，這是不可以接受的屈辱。因此，我在回答呂加平等國內朋友時表示：「在中共沒有解決六/四問題的願望、沒有公開邀請所有流亡者回國的時候，茉莉不會單獨地偷偷地回國。」
記得某年某地，我曾偶遇一位學生領袖，有過一次不太愉快的對話。他說他已經十幾年沒有見到年邁的父親了，如果為了回國探親，他接受當局的條件，以後對六/四問題保持沉默，這應該是很人性的選擇。我說：這當然是人性的，可以理解的。但是，當年和你們一起在天安門抗爭的死難者，他們的在天之靈要求你們不沉默，這是否也是人性的？末了，我們兩個都淚水盈眶。
我們就這樣在各種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間掙扎，在個人親情與公共責任之間躊躇。時光就這樣無情地溜走，流亡者在對故鄉的無盡思念中漸漸老去。
我知道個人的渺小和卑微。我知道，即使我像王若望、劉賓雁和戈揚等前輩流亡者一樣，默默地客死他鄉，把骨灰撒在瑞典森林裡，也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一個弱小的個人面對強大的專制政權，有可能通過這樣一個拒絕回國邀請的小小行動，告訴那個政權：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來作交易的。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忘記了六/四。
因為我住在北歐的海邊，所以有朋友笑話，說我像蘇武一樣流亡北海邊十幾年。實際上，我和古代流亡者蘇武完全不同。蘇武效忠的是皇上朝廷，而我只是忠誠於自己的內心要求、個人的道義原則。同時，我們的流亡也遠不似蘇武流亡那樣艱難淒慘。我的第二祖國——瑞典給我提供了一塊安居的綠洲，還有取之不盡的人文主義精神資源，使幸運的我，能夠竭力守住一些值得珍視的傳統價值，例如，真誠、勇氣、同情與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