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七十六
認識陶福成是在三年前，他雖是我村劉家的外甥，在我回來前彼此並未接觸過。六五年回村時，離開家整整五年了，加上高小和初中都在外面，實際上與這個村足足 有十年的分別。初中時，每年暑假回來，忙著給隊裡割草，幫父母多掙些工分，寒假則有一半時間要去內蒙探望爺爺奶奶，和本村兒時的夥伴接觸尚且不多，根本沒 有見過陶福成。那年，他來找我，主要是想向我借幾本書，當時正在「破四舊」，我帶回的一些書，因擔心被「紅衛兵」拿去燒燬，暫時寄放在一位本家伯父的草窯 內。他走時，只把我平日常看的幾本借去，其後給我借來了「四書」，也就是舊時的私塾課本。據他講，他認識鄰村一位前清進士的後代，家裡有不少線裝書，打算 陸續給我借閱。
但那時，「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幾近瘋狂的程度，人家不敢將舊書借給他人，怕受到牽連。當時，凡舊書統統被視為封建時代的糟粕，自然是違禁 的。因此，陶福成對我的應允，未能兌現。倒是他從我家裡陸續借去一些書，看過後很快送來。他們村離我們村僅只五里的路程，可以說，和陶福成的交往也僅此而 已。當然，每次他來我家，免不了要交談一番，大都談的多是讀書問題。有時他也向我講述一些聽來的新聞，都是「文化大革命」各地武鬥的情形，或者是中央又打 到了什麼人等等。漸漸地，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有了比較共同的看法。一九六八年的「深挖階級敵人」運動，村裡對我和崔海瑞的通信盤查得很緊，為了不牽連 老同學，我給崔海瑞去了最後一封信，說明當時的處境，要他與我停止通信，等將來環境寬鬆時再給他去信。這樣，我連一個共同談心的人也沒有了。恰在這時，陶 福成時不時來借書，自然成了我在農村的知己。陶福成比我小五歲，圓圓的臉，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很有神氣，初中畢業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輟學在家。 這個年輕人酷愛學習，但因家庭成分和我一樣，連個民辦教師也當不了。農村的青年，在那個極度貧窮的時代，一般不講究穿著打扮。冬天，他常常戴一頂只有上輩 人才戴的氈帽，使我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閏土。他比我自由得多，時常進城，對於那時一些奇聞異事也知道得多，來到我家便講給我聽。「文化大革命」，我們是旁 觀者，也許是冷眼看世界更清醒一些吧，我們看到了農村的凋敝，工廠的停工停產，商業的蕭條，教育所受到的嚴重破壞，也親眼目睹了專制獨裁達到登峰造極的地 步，新的焚書坑儒正在進行，知識份子遭到大規模的迫害。
中國歷史上建政後屠戮功臣的慘劇也正在重新上演著，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個人 迷信，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大約由於我們生活在最底層，所有做人的權利被剝奪殆盡，顧慮自然要少得多，因此對整個社會的認識也更明晰，與當時流行 的官方思想相距甚遠，有時簡直就是背道而馳。正是基於這樣的共同思想，陶福成來到我家時，幾乎無話不說，交流一些彼此的內心感受。但實際上，他來的次數並 不多。我那時的處境很糟糕，和外人的接觸會引來麻煩，陶福成也清楚。因此，他偶然來時，總是雨天或晚飯後我在家的那陣。我家住在村邊，他來我家，根本無人 看見過。
就在認識陶福成一年後，大約是秋收後的一天，傍晚時分，他領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看樣子有三十四五歲光景，此人長著兩道濃眉，高鼻樑，寬臉，從眼神上看 屬於那種英俊瀟灑的角色。陶福成向我介紹：「這是我的堂兄陶繼舜，很想認識你，他和我一樣，都是這個社會排斥的對象，我們應該是志同道合的人」！我把他倆 讓進自家的小茅屋，陶繼舜摘下帽子，坐在炕上，陶福成也上了炕，我在炕沿邊坐著，還是陶福成首先開口：「你大概聽說過他吧」？「還是去年，聽說他被狠狠打 了一頓，和我們村的黃繼勇一起，黃繼勇四十多天不能起炕，不知陶兄如何，沒有留下後遺症吧」？陶繼舜聽我這麼一說，也開了口：「不礙事的，只是皮肉受了點 苦，還沒有傷著筋骨」。接著，他急轉了話題，也彷彿自我介紹一般：「其實，你們村的男女老少和我都很熟，我的姑姑嫁在黃家，她在世時，我常來。
幾年前，你 們村一些年輕人想學唱秧歌，請我來教，那年我在這個村呆了整整一個冬天，當時你在外面唸書，很少回來，咱們沒有認識。不過，我可聽說過你，你是這個村第一 個到外面上學的人，村裡人都說你自小聰明，記性好，學習成績一向優秀，曾在全地區考試中名列前茅……」「那都是過去的事了，還提它幹什麼，現在不是也一樣 窮愁潦倒，正所謂唸書唸書，越念越輸，最後輸成一個窮光蛋」。我接過他的話說。陶繼舜又接著說：「也不能這樣悲觀，你看現在的國家亂成了什麼樣子，幾十年 的所謂革命，換來的卻是更加貧窮，更加專制，廣大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正是我們年輕一代人為她奮鬥的時候，我相信你是那種有理想的人，今 後……」他還要繼續講下去，被我劈口截住：「我早已是死狗一條，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唯一奮鬥的目標就是和母親共同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有條件的話，將 來給他們各自成個家，然後由我一人把母親養老送終，其他想法的確沒有」。我們的談話陷入僵局，陶繼舜掏出一包「風竹」牌捲煙，要我和陶福成抽，我沒有接， 還在繼續抽自家的蘭花煙。說實話，對於陶福成給我領來這個陌生的危險人物，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盡量遠離那些不安全的人和 事。陶福成一看這情形，只好用一種圓滑的口氣說：「今天我引大哥來，主要是想和你認識認識，彼此做個朋友，將來有用著的地方，互相幫助。大哥常年在外，往 來於山西內蒙一帶，做些生意，你不是常說，等弟弟長大後，也想出去走走嘛，何必老呆在村裡受氣」！陶繼舜還是不想空來一趟，又講了一些類似於「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的大道理，鼓勵我向遠處看，怎奈我早已死心塌地，對他的話絲毫不感興趣。雖然知道，在思想深處，我們有著許多共同的看法，而我僅僅停留在看法 上，懦弱的天性，驅使我只能抱殘守缺，受人宰割。的確，我不是那種進取性很強的人。快到晚飯時，看看天色不早，母親過來留他們吃飯，他倆說什麼也不在，匆 匆告別而去。
此後，我覺得既已拒絕了他們，心裏一直平平的。
第二年的春天，陶福成又一次來找我，說他們幾個人準備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特意邀請我去參加，我當即表示： 「你們要開會麼，我堅決不參加」！陶福成解釋說：「不是開會，只是大家在一起交個朋友，互相認識認識，彼此交流一些看法，你不要害怕，不會有問題的」。不 管陶福成怎樣動員，我始終沒有答應他。這年頭，行得正走得端還被人踩腳後跟，誰還敢幹那些危險的事情！那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腦袋開玩笑？臨走時，送他到村 邊，鄭重其事地叮囑道：「福成兄弟，你年紀輕輕，又很好學，拿出一點時間多學點知識，等待將來吧，千萬不要幹那些冒險的事情。如今的國家，不是過去那種軍 閥割據的局面，高度的中央集權制，戶口糧食政策的嚴密限制，一旦出事，連逃亡的地方都沒有，何必去做那些無謂的犧牲呢！以卵擊石，實在是一種愚蠢的自取滅 亡之途，千萬記著我的話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走了。剛走出幾步，又將他叫住，遲疑了一下，還是把要說的話都說了：「福成兄弟，目前我的處境很糟，要是沒 有什麼事情，今後你……」他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點點頭走了。此後陶福成再沒有來過我家，我的心也漸漸安定下來，總算遠離了他們。
這年冬天，也就是我每天忙著在打地道的工地上吊土的時候，有一天剛吃過中午飯，陶繼舜忽然來找我。這次是他一個人來的，說他準備去內蒙，打算販賣幾匹大牲 口，籌集點錢，買一臺簡易印刷機，印發些宣傳品，揭露當局的暴政，要我做好準備，幫他寫些東西，不以我的名義，保證不會出事。我當即嚴詞拒絕，我說：「陶 大哥，我衷心勸告你，不要搞那些危險的事情，當局固然暴虐，那不是你我這樣的平民百姓所能撼動的，歷史上的暴君，都是鐵腕人物，都是高度的集權專制，在他 活著的時候，任何人奈何不得，只有寄希望於其人死後，中國的秦始皇是這樣，蘇聯的斯大林也是這樣。反正老傢伙已經七十多歲了，自然的規律，他總要死吧。你 想想，他打倒了國家主席，打倒了那麼多副總理和部長們，從五七年開始，一批一批的知識份子遭到迫害，在這個表面上看來全民擁護的政權背後，潛伏著這麼多矛 盾，他死後，我相信國家定會有大的變動，你就不能等上十年八年，為什麼要做這些無謂的犧牲呢。我的確很為你擔心」！「我根本不考慮這些，只覺得我們的國家 需要有一批熱血青年去為她獻身，我並不打算組織什麼人起來反抗，他手裡有那麼多軍隊，誰能對付的了，我只是想揭露其專制獨裁，殘害鎮壓人民的罪行，喚起民 眾，讓廣大人民再也不要去崇拜這個獨夫民賊，分清什麼是真革命，什麼是假革命」。
說到這裡，他忽然轉了話題，緊盯著我問道：「你是不是有點害怕」？「其 實，我也沒有什麼害怕的，我的命早已不值二分錢，只是我不贊成你的做法，你和福成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帶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不大切合實際，甚至是一種幻想， 因此我勸告你要冷靜地想想，以免將來有後悔的一天」。陶繼舜思索片刻，嘆了口氣，又對我說：「你的話並非不對，我也能理解，只是我不想等待，想做些實際的 事情，如果人人都逆來順受，甘心當奴隸，社會還有希望嗎？老傢伙自己不也說了麼，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我笑了笑，接著說道：「這號人，只許他反對 別人，決不允許別人反對他，世上不講理的人往往都是這樣」。陶繼舜再沒有說什麼，看來我們彼此誰也難以說服對方。臨走時，他再次，甚至用懇求的語調說： 「聽說你筆桿子不錯，幫大哥一把吧」！「我決不會寫一個字的，從前的一些習作，都是緊跟形勢，唱讚歌的，還被打成了‘反革命’，如今再要寫什麼，白紙黑 字，一旦被人抓著，任他們上綱上線，只有掉腦袋的份兒。坦率地講，兄弟我早已是驚弓之鳥，你說的事情，我堅決不干」！他似乎也感到再說下去，不會有什麼結 果，頗為失望地走了，從此再沒有來過。我和二陶的關係就是如此，儘管我們有著諸多相同的觀點，對暴君充滿了憎惡，但在具體行事方面，又各有各的主張。
七十七
在監房裡平靜地度過兩天。又一天的早晨，放風剛剛結束，所長進到我們的號房裡，特意走到我身邊，看著我的手問道：「消腫了吧」？「消了」。我簡短答道，他 便走了。王暢馬上對我說：「可能要給你戴手銬」！「不要瞎說」！坐在我旁邊的梁國佐瞪了王暢一眼。果然在早飯後，進來一名幹事，手裡提著一付很小的鐵銬給 我戴上。又過了兩天，大約下午四五點鐘的樣子，兩名武裝押著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披著一件褪了色的短大衣，已經戴上手銬，從窗戶裡一眼認出是 陶繼舜，被送進了十一號牢房。至此，已經完全清楚，自身也陷進這個案子裡了，就當前「一打三反」運動而論，二陶被判死刑已是毫無疑問的了。我呢，雖然沒有 參與，和他們有過往來，又一起談論過暴政時期的種種敏感話題，加之又有所謂前科，恐怕也是在劫難逃。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自己當初寫得那些東西誰也不知 道，不會牽累到親人。或許，當我被抓後，姥娘會讓三舅看那些東西，以她的精明，一定會這樣做的，大概已經全部燒掉。只要不牽連他們，我一個人判就判吧，死 就死吧，反正活在世上也沒有什麼意思，純粹是個多餘的人！
開始的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提審一個人，到天明送了回來，陶繼舜和陶福成被提審的次數最多，還有一些其他人，據說都是這個案子的，外出勞動的人，常常能從武裝隊的人員那裡聽到一鱗半爪的消息，回來後又轉告了我。
半個月後的一天，終於輪到我。早在前兩天，趙二老漢和梁國佐就提醒過，要我到了晚飯後，多加幾件衣服。進來時穿著棉褲，到現在也未換。上衣在戴銬子時脫了 下來，只能披著，為的是晚上睡覺方便。他倆的用意我明白，穿得厚實些，免得傷著皮肉。當我在昏暗的燈光下走進審訊室時，裡面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四十歲上下 的人，坐在辦公桌後面，還有兩名中年人坐在角落裡。剩餘一人站著，靠牆的地方立著幾根木棒，站著的人橫眉豎眼地瞪著我。辦公桌後面的人責令我站在屋子中 央，開始向我講「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講完後指著我說：「現在由你交代，你是怎樣策劃、參與、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在這個集團裡，你擔任著什麼樣的 職務？說吧，首先把態度放老實點」！我首先鎮定下來，慢慢說：「真不知此話從何講起，我並沒有參加過任何集團，更談不上策劃、組織，我只是我個人」。「那 是我們抓錯人了」？那個和我年齡相差不多一直站著的人，馬上走到我面前厲聲喝問。我只是不做聲，這種場合，無論怎樣回答都不對，盡量少開口。「你說，是不 是我們搞錯了」？主審人也這樣問道，我只好說：「也許是誤會吧，我真的沒參加過任何組織」。「誤會？」那人冷笑一聲，站在我面前的人，隨手操起火爐旁一根 火炷，劈頭就是兩下，我的腦袋昏昏然，差點摔倒。主審人馬上用眼色示意，大約是不讓他打頭，擔心昏過去審問不成。打我的那人隨即將火炷撂下，從牆根處提來 一根木棒，喝令我馬上交代，並嚷嚷道：「我看你是想狠狠挨一頓，你們這些傢伙，個個都是茅廁裡的石頭——又臭又硬」！他等了片刻，用力推了我一把，硬要我 說，我只得說道：「真的沒什麼可交代的，我的確認識陶繼舜和陶福成，但也僅僅是認識，並沒有和他們一起組織過什麼集團」。又一次重述了先前的話。話音剛 落，木棒便在身後落下，從背部、腰部、腿部輪番打下，尤其是腿部被打後，終於站立不住，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接著背上又著了幾棒，我像死豬一樣任其捶打。一 陣打過後，主審人似乎比較滿意，開始一一問我，主要是從我如何認識陶繼舜和陶福成說起，正如上一節敘述的那樣。末了，主審人問我：「他倆為什麼不找別人， 單單找你」？「因為我比他們多些文化，他們想讓我幫著寫些東西」。「你寫了嗎」？「沒寫」。「真的沒寫」？「真的沒寫，我從一開始就拒絕了他們」。「你為 什麼要拒絕？他倆和你不是朋友嗎」？「怕給自己帶來麻煩，我父親死得早，留下弟弟妹妹都很小，需要我和母親養活他們……」主審人不耐煩聽這些，馬上打斷我 的陳述，「你是怕我們抓著把柄吧，這說明你比他們更狡猾，你是隱藏最深的階級敵人，這點總該承認吧」。「不是，我只是為了養家餬口」。站在旁邊那人，也不 耐煩起來，又在我背上打了幾棒，同時照我腰部狠狠踹了兩腳，深知這時說什麼也不對，只好不再作聲。
一時間，審訊室裡格外寂靜，主審人暫時走了出去，也許是 上廁所，但不久又回來了。這回，他親自抓著我的兩個膀子，讓我重新站了起來，只覺得渾身疼痛，慢慢在原地動了動，等著繼續審問和挨打。他在地上來回踱了幾 圈後，又問道：「你寫過哪些反動文章，說清楚，政府會寬大你的，你說你沒有參加、組織反革命集團，寫反動文章可是有的吧，你總不能抵賴」！我低著頭，暗自 琢磨，難道姥娘家出事了？還是他在詐唬。又一尋思，姥娘家一旦出事，窩藏那些文章也要被抓，況且我寫的那些東西根本夠不上反動文章，肯定是詐唬。於是慢慢 抬起頭來說：「真的，這些年，我沒寫過什麼，你們可以到我家搜查。作為被管制人員，每天五出勤、兩請罪，晚上開會到深夜，早上還得作務自留地裡的莊稼，哪 有寫文章的時間呀！再說啦，我畢竟有過一次教訓，白紙黑字寫在那裡，難道真的不想要自己的腦袋了嗎？請你們相信，自從回村後，我真的沒寫過什麼，哪怕是一 篇文章」！主審人似乎在思考我的話，過了一會，他又問：「你給陶福成改過文章嗎」？「沒有，他寫沒寫過什麼，我一概不知」。
從他的問話中，感到放在姥娘家 的東西誰也不知道，只要不牽連親人就好。「陶福成和你商量過寫文章的事沒有」？「商量什麼，我真的不知道」。「他起草的反革命綱領，給你看過嗎」？「沒 有」。「那他為什麼要叫你去開會」？「沒有呀，我從沒有參加過什麼會，或許他有那個意思，但我堅決地拒絕了，我不想和他們攪合在一起」。「既然他叫你，就 是把你當做其中的一員，你還抵賴，小心你的後果，抗拒從嚴，死路一條」！「可我從沒有答應過他呀」！「這說明，你比他更善於偽裝，更善於隱藏自己，明明已 是他們中的重要一員，可在形式上好像還不是，你的目的就是為了有一天出事後，進行狡辯。難道你不是隱藏的更深的階級敵人嗎」？他說他的，我不再進行辯駁， 不是無言以對，而是擔心激怒他。儘管如此，打我的人還是在背上將我又打了十幾棍子，這時 身子到處疼痛難忍，再也不想說什麼。心想，只要說明實際情況就夠了，至於人家怎樣分析，那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半夜時分，兩個中年人走了。臨走時，向主審人打了個招呼：「蔡主任，我們先回去了，你慢慢審吧」。這兩人是幹什麼的，肯定不是看熱鬧，我始終搞不清，今後 審我時再未看見過。至此，知道了審我的人姓蔡，至於他是什麼主任，並不清楚。到後半夜，打我的那人看樣子也有些睏倦，拉過一條長凳坐在火爐旁，不停地抽 煙，我們就這樣僵持著。後來，這位蔡主任忽然改變了態度，同時點燃兩支煙，將其中一支遞給我：「你也抽一支，好好想一想，把自己的問題交代清楚，並要積極 揭發別人，爭取立功贖罪」。猛吸幾口煙後，身子舒坦了一點，但還是覺得腰和腿疼得厲害，站在那裡十分難受，便就地踏起碎步，他們也沒有制止。打我的那個人 居然打起盹來，蔡主任好像也想盡快結束這場馬拉松式的審問，他又問我：「你知不知道陶繼舜和陶福成是在組建反革命集團」？「不知道，他們誰也沒有說過」， 我答道。「那為什麼要讓你給寫材料」？「大概覺得自己文化低，寫不了」。「要你寫什麼樣的文章」？「他們沒有細說就被我拒絕了」。「你這樣的態度可不行 啊！」蔡主任突然提高了嗓門：「你當我們是小孩子，要你寫什麼樣的文章都不知道，難道是要你寫讚揚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文章不成」？「從一開始，我就一口拒絕 了，究竟他想要我寫什麼，人家沒有說出口的我不能胡亂猜測，更不能瞎編」！「啊，誰要你瞎編啦？聽聽你的話吧，簡直反動透頂！純粹是和人民對抗。」蔡主任 勃然大怒，我便不再作聲。那位負責打我的人看樣子十分睏倦，狠狠白了我一眼，並未起身動手。
過了一會，蔡主任又問道：「按你的說法，既然不願意參加他們的 組織，不願給他們寫什麼，為什麼不向政府檢舉揭發，藉以立功贖罪呢」？生性不是那種出賣他人的角色，只好搪塞道：「我每天很忙，根本沒有想到」。「你想過 沒有，你不揭發他們，便是同情，思想上的同情，證明你們就是一夥。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你說和他們不是一夥，誰能相信，還是老實承 認吧，起碼你們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我的確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或集團，他們找我，只是因為我有點文化，我不是已經拒絕了嗎」？蔡主任接著指出，儘管拒絕 了，但起碼是同路人。他又加重語氣說：「告訴你，陶福成寫了個綱領性的東西，其中一些觀點，難道沒有你的影子嗎？我就不信，他那麼年輕，怎麼會有如此複雜 的思想，都是接受了你的反動思想。你能說沒有絲毫的責任」？我又急忙插了一句：「陶福成寫了什麼，我的確不知道，後兩年他很少到我家，我們之間已經很久沒 有來往」。蔡主任似乎很反感我打斷他的話，按照他的思路繼續講下去：「我們是思想和行動的統一論者，有思想遲早必然會有行動，有反動思想，也是犯罪」！既 然這樣，我便不再說話，要表達的意思都已說清，至於分析，那是人家的觀點，再多說也是枉然。後來，他也不再問我什麼，只是不停地在紙上寫著。寫完後，抬起 手腕看看表，喚起火爐旁打盹的那人，要他將我送回監房。走出審訊室，聽到四週一片雞叫聲。
七十八
過了五天，晚上九點左右，我又被帶進那間審訊室。這次陪同蔡主任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面目清秀而和善。依舊讓我站在屋子中央，蔡主任開始詢問我的社會 關係，並在一張表上填寫著。填完表後，他問道：「還有什麼沒交代的，趕快說清楚。否則，以後查出來可要按抗拒從嚴論處」。我答道：「沒有了」。「有沒有要 檢舉揭發的事情」？「沒有」。「真的沒有」？「沒有」，我也重複一遍。「好吧，過來簽個字，摁個手印」。我走到桌前，只見一摞紙上寫得滿滿的，也不知盡寫 了些什麼，人家不給我看，我也知趣地不要求看，就在上面簽了字，並摁了手印。與此同時，發現桌角上有個大牛皮紙袋子，上面用毛筆寫著：「現行反革命集團主 犯呂維」，當時就覺得肯定完了。他也再未多問，指示那年輕人將我送回監房，看來我和二陶的口供完全對上了，否則不會就此罷休。到了監所門口，那年輕人一邊 掏鑰匙，一邊低聲對我說：「你妹妹坐月子了，生了個男孩，你媽也在她家」。「你咋知道」？「我和你妹夫從小就住在一個大院裡」。門快打開時，急忙又問他： 「我是不是很危險」？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那還用說嘛」！隨即進到了號房。
「這麼快就回來了」？同號房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把經過簡單地說了一下，他們一致認為，對我的審問基本結束，就等著處理了。接著，我提出一個問題： 「簽字摁手印的材料，不知為什麼不讓本人看，誰知道人家寫了些什麼」。「誰也是這樣，人家寫下的東西能讓咱看嗎」？王暢首先接過話題，「我們的問話材料 裡，也不知人家寫了些什麼，大家都一樣」。「按理說，應該讓本人過目後再簽字，可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人家想怎麼辦就怎麼辦，誰也奈何不 得」。梁國佐這樣解釋後，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一切隨眾吧。和大家說過後，忽而想起「主犯」二字，同時慢慢咀嚼著送我回監房的那位年輕幹部的話，基本肯定 了我的問話。種種跡象表明，我將被判死刑，死是毫無疑問的了，人生的路已快到盡頭，苦難終將結束。
晚上，當大家都已睡去，緊挨我的梁國佐尚未合眼，據說，他的心臟有問題，夜裡常常不能安睡，我便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他，想聽聽他的看法。
梁國佐其人，出生在本縣東南方向一個村莊，年輕時外出上學，住的是教會學校。二十年前，從澳門神學院畢業。當時，國民黨敗退臺灣，共產黨又逢建政初期，開 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許多同學不敢回來，紛紛去了義大利。其中有二十多人不願飄泊他鄉，留在大陸，梁國佐就是其中之一。他從澳門起身，輾轉回 到自己的家鄉。剛一走下火車，就被朔縣公安局拘捕，連家也沒有來得及看上一眼。幾天後，被解押到大同公安局，在那裡關押了一個月，大同公安局也不知道該怎 樣處理這類人，又轉送省城公安局，羈押在太原一個看守所裡，從來沒有審問過，一直關押了五年有餘。後來，中央頒布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又循原路由太原 送返大同，再由大同回到朔縣，安排在縣城南關的天主教教堂裡當了一名神甫。每次縣裡召開群眾性的代表大會，他作為宗教界的代表人士，就座於主席台上。對於 自己很短時間由階下囚上升為座上客，顯然有些茫然，雖然屬於時來運轉，但從不敢多言。其間，國家經過了「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等諸多 運動，因為一向不問政治，篤信宗教，卻也平安地走了過來。就這樣，一帆風順地度過了十年。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連那些沉睡多年的廟宇、泥 塑尚且在劫難逃，拆除的拆除，搗毀的搗毀，何況是一座每天有人進出的教堂呢？什麼宗教信仰自由，見鬼去吧，那都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偉大領袖 毛主席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指示，正滌蕩著神州大地的一切「牛鬼蛇神」，梁國佐作為一名神甫，被紅衛兵立即關起，又因他畢業於澳門神學院，被懷疑為 特務，先是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游鬥。到了一九六八年「深挖階級敵人」時，他被關在「大聯委」私設的班房裡。那年冬天，「大聯委」撤銷，又被暫時寄押在看守所 裡，等候發落，誰知從此成了孤魂野鬼。看守所等著當年送來單位再來「領取」，而「大聯委」早已如鳥獸散，成員們各自回到自己原來的單位，他成了無人管的囚 徒。我進來時，他在看守所已經呆了一年半。
從面相上看，是一個誠實的人，一段時間的接觸，感覺到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據說他對自己的信仰忠貞不二，四十七 歲一直沒有結婚，決心把童真的身子敬獻聖母，這在隨波逐流、看風使舵的世道裡，很容易被人視為「怪物」。和他二十多天的相處，感覺此人文化素養高，中國 的、外國的、古代的、現在的人文知識，都能道來一套，我倆比較投緣，相信他很有判斷力，才向他吐露衷腸。聽了我的敘述，他略加思考，用低沉的口氣對我說： 「按常理，你沒有任何反對政府的行為，只有一些不合時宜的想法，無論如何構不成死罪。但問題是現在的情形，不能按常理去論，凡是涉及領袖和‘文革’，不要 說你有不敬之詞，就是碰它一根汗毛，說要你的命比脫鞋還容易」。接著，他嘆了口氣，又說：「你也是讀書人，咋那麼糊塗，議論時政，居然敢去太歲頭上動土， 不是自取滅亡嗎」！他說過後，仍然不住搖頭，我明白，他也在為我的命運擔心。
在我們雙方沉默許久後，他又用安慰的口氣對我說：「興許不要緊，還不至於死吧」。我馬上介面道：「其實，死也沒什麼可怕，我對於死亡，一點也不懼怕。你想 想，像我這樣成年累月苟活在屈辱之下，比奴隸還奴隸的人，活著又有甚麽意思？死亡倒是一種解脫。這些年，能夠頑強地支撐下來，全是為了我的母親，不忍傷她 的心，我是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雖然，她也知道，此生此世，我已徹底完蛋，可還是希望我活得好好的，甚至奢望我將來娶妻生子，成家立業。而我，這些年對自 己的未來根本不抱什麼幻想，苟活在這個世上，其實很灰心也很無奈，只是母親不知道我的這些想法。他看我整天家裡外面忙碌著，還以為我有信心哩。死，對我來 說，實在不足惜，也不足怕，只是覺得對不起她」。
「是的，人最挂心的就是自己的親人」！梁國佐聽了我的一番自白，可能覺得，安慰對我這種人不起什麼作用，只簡單發了這麼一句感嘆。其後我們停止了談話，各自睡去。
七十九
我的母親出生在一九二三年。那時，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又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沿海一帶，新的思潮早已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而在我們這偏遠 的地方，一切與革命前似乎沒有多大區別。農村裡依然保留著婦女纏足的陋習，母親三歲時開始纏腳，以後逐步裹緊，比她小兩歲的女孩子們便擺脫了這個厄運。因 此，她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末代小腳女人，加之她一生辛苦勞作，毫無疑問，這也成了她悲慘命運的桎梏。從小，在姥娘的嚴格訓練下，十幾歲學會了縫紉、做飯，家 務活樣樣精通，人們都說她是一個心靈手巧的姑娘，很早便成為姥娘的得力幫手。十八歲那年，在我大姥爺的撮合下，與我父親結婚，他們也算是青梅竹馬的夫妻。 父親的姥爺與母親的爺爺是親兄弟，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親上加親是一件好事，樂於成全。生下我一年後，母親又生了一個兒子，只活了兩天便夭折了。兩年後，她 又生了一個女兒，也只養了三個多月，不幸再次夭折。日本投降後，開始大規模的抓兵，父親東躲西藏，很少在家，不久又掀起土地改革運動，父親便遠走高飛，跑 到口外。一九四七年大災荒時，我家舊有的糧食都被分去，母親領著我四處要飯，那時母子倆形影不離，相依為命。五十年代，她又相繼生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 但我在她的心目中卻是誰也無法代替的。也許因為從小腸胃不好，身體過分瘦弱的緣故，她對我格外關心。每逢有算命的人來到村裡，總要討教一番。
記得有一年， 一夥小孩子正在玩耍，突然來了個女乞丐，聲稱會看手相，給我們每個孩子都仔細看過，說了各自的未來，小夥伴們誰會相信一個要飯女人的話，哈哈大笑著紛紛走 開，並且嘲笑那女人是騙子。唯獨母親，把那女人領回家中，讓人家單獨看了我的手，那女人對母親說：「我看這十幾個孩子，數你兒子聰明，可又數他命不好，將 來恐怕沒有福祿，你要多多行好積德呀」！母親千恩萬謝，給了那女人不少吃的，從此把人家的話奉為做人的圭臬（gui nie ，標準的意思），時時處處替別人辦好事，以求蒼天有眼，保護她的兒子一生平平安安。女乞丐究竟是為了一點私利，取得母親信任，還是真懂一點手相常識，我一 直說不清，但其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十幾個孩子的命運數我倒霉，卻是不爭的事實。面對我的遭遇，她更是篤信行好積德的結果能給人帶來福祉。不論自己怎樣窮 困，凡上門乞討者，從不讓人家空手離去。
有一年冬天，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度左右，一個老年要飯者渾身發抖地走到門上，她把人家留回屋裡，做上飯，讓那人飽飽 吃了一頓，臨走時，還給了一件舊衣服。她常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我。除此而外，她從來不傷害小動物，甚至連一隻昆蟲也不隨便踩死。小時候，我常常掏麻雀玩， 她幫我餵大後，硬是要我放掉。地上有蟲子什麼的，如果我故意踩死，被她看見，非要狠狠教訓一頓不可，她的口頭禪是：「那也是一條命啊，千萬不要造孽」！
人世間的許多事情有時就是那麼蹊蹺，那麼悖謬，也那麼捉弄人。你不想傷害任何人或物，偏偏遇到的傷害又是那麼多，那麼無情，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些現象。 善得不到善報，惡得不到惡報的現象比比皆是，於是更助長了作惡者的氣焰，他們愈加肆無忌憚地去坑害別人。老天爺為什麼不去管管這些人？
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外流到包頭後，家裡的處境更加困難，每人每天六兩毛糧，又沒有任何副食，先是地裡的野菜被人們拔得淨光，接著榆樹葉子、榆樹皮，也被人 們吃光，眼看著一棵棵榆樹死在那裡。父親患了腸胃病，每到吃飯時，不斷有臭氣從嘴裡吐出，醫生說，要盡量多吃些細糧，有油水的食物。這話在今天的人們聽 來，實在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但那時比登天還難。每個人被牢牢地鉚在原地，弄點細糧談何容易，只有眼睜睜地餓著。為了父親和孩子們，母親簡直快要變成神農 氏，原先人們不吃的野草，她都拔來吃。即使這樣，最終也未能保住父親的命，就在她四十歲那年成了寡婦。
從此，她的全部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兩年後，我又被 誣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送了回來，她不悲反喜，覺得我回來有了靠山，有了支撐門戶的人。她的腦子裡，還留有世代相傳的「夫死從子」的舊思想。然而，她的這 些想法很快又在現實中破滅，兒子非但沒有能幫她多少忙，反而給她帶來無窮無盡的恐懼，讓她整日提心吊膽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人曾說，這是一場「驚 心動魄」的革命，對於一般農戶來說倒也平平，可對於我家，尤其是母親，「驚心動魄」真可謂恰如其分。兒子被押到別的村子去鬥，做母親的，心裏能有一刻的安 寧嗎？「四類分子」的會，有事沒事開到深夜，她在家裡咋能睡得著？我不回來，她敢睡嗎？每當我回來晚些，她便一個人去我們開會處悄悄窺探，她最擔心我被人 家偷偷打死，有多少次叮囑我，挨打時一定要大聲喊叫，要讓周圍的人聽見，以免被人打死，掛在樹上，還誣陷你是自絕於人民哩。為此，我曾多次安慰她，求她放 心，可她就是不能放下那顆心。也難怪她多心，那時確有人被活活打死過，這方面的消息時不時地傳來，本來就人心惶惶，要她安心，能做得到嗎？為了我，她算是 操碎了心。
那幾年，她常常陷入一種惶惑的狀態中去，記性大不如前，有時不知喃喃自語著什麼，令我想起祥林嫂。有幾次，我看見她仰著頭，虔誠地向上蒼求告： 「老天爺啊，我們窮究窮吧，餓就餓吧，千萬保佑我們平平安安」。如今，我被送進監所，生死未卜，她一定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我死不足惜，這 些天早已想通，人活多少是個頭呢？像我這種最低賤的奴隸，早早了結，對個人而言，反倒痛快一些，又何必苟活在世上，讓那些企圖永遠活下去的人和他們的爪牙 們恣意凌辱呢！但使我最不能安心的是對不起生我養我的人。母親啊，我們再見面的日子怕是不會有了，一切都請你寬恕兒子的不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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