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一百零五
毛死後的第二天下午，大隊賀教導員在學習時間專門給我們開了一個會，其時已經五點半。所以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澆注組、熔爐組、檢驗組都已收工，人員比較 齊全。教導員首先通報了毛的死亡，接著就咋呼開了：「你們中間有些人蠢蠢欲動，在偉大領袖逝世後，竟然想入非非，我在這裡鄭重告訴你們，我們的政策永遠不 會改變，無產階級專政還會繼續進行下去，我們一定要繼承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因此警告那些蠢蠢欲動者，不要存在幻 想，只有低頭認罪，老實接受改造，才是你們唯一的出路」。賀教導員的開會，一般時間較長，他為人比較囉嗦，有時竟推遲一小時開晚飯，這次卻是例外，前後不 足半小時，而且在散會後匆匆走了。
其實，人老了總要死亡，這是誰也逃不脫的最後歸宿。假使作為一個帝王可以長生不老，這些權欲心極強的一代又一代的豪強者，早就打成一鍋粥了，最後還得要 死。「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自己不也這樣說麼，幹嗎毛死後，非要把氣氛搞得這樣緊張，誰也不敢議論，甚至不敢說話。人們對這一敏感話題盡量保持 緘默，一則怕犯錯誤，因為涉及領袖嘛，人雖然死了，頭上的光環還在，豈是凡夫俗子可以隨意叨登的！二則，確實有許多人持漠不關心的態度，尤其是上年新進來 的刑事犯，他們刑期短，又不圖減刑什麼的。最關心毛的死亡，恐怕就數我這樣的思想犯了。毛死後，不久人們將對其作出一定的評價，必然會涉及到我們當時的一 些言論，是與非或許會有個重新的估量。
接下來，又組織犯人收聽追悼大會的實況廣播，並要求收聽後進行認真的討論，然後匯報中隊領導。收聽廣播那天，提前收工，各自坐在鋪位上，每間號房都有一個 有線廣播喇叭。
追悼會上，傳來陣陣哭聲。不久，坐在我旁邊的李墨林也哭了，起初只是啜泣，後來索性發出聲音，越哭越傷心。面對此情此景，我在想，到底李墨 林是貧下中農出身，對毛有感情，也難怪人家要收拾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呢。我不僅不哭，內心裏還覺得痛快哩。實況廣播結束後，人們開始在屋裡院裡走動，等 待著吃晚飯，屋裡只剩我和侯來小、李墨林時，侯來小誠懇地說：「到底墨林階級感情深，今天哭得那麼傷心啊」！「是啊，墨林今天真正動了真情，看得出，絕不 是故意裝出來的」。
我也隨聲附和著，李墨林這時卻正色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個啥呀，前幾天家裡來了一封信，告訴我媽去世了，我是哭我媽，你們真以為我是哭 他，我哭他個屌！這些年，跟上他少吃沒穿的，連個媳婦也娶不過，要不，我哪能走到這步田地」！原來如此，我和侯來小馬上向他道歉，表示我們不該那麼講，他 嘆了口氣說：「也不怪你倆，這幾天我心裏一直很麻煩，也沒告訴你們」。聽說，李墨林年輕時，搞了一個對象，兩人感情甚好，只因為他家太窮，付不起彩禮，女 方父母堅決不同意，那女子嫁了同村另一個男子，但婚後一直和李墨林暗中來往，引起男方的強烈反對，以至後來關係越來越僵，兩人簡直成了仇人。
再後來，他便 和那女人一起用毒藥毒死人家的男人，他判了死緩，女方判了無期。李墨林的的確確是個殺人犯，並沒有什麼值得人們同情之處，但他所說的要不是因為窮困，和那 女子早就結婚了，也不至於走到今日這步，確也是實情啊。
開完追悼會，毛澤東死亡的事，很快被人們淡忘。勞改犯依舊是勞改犯，換上誰來當頭頭，與這裡的人們並無多大關係，起碼在短時間看來是這樣。其間，中隊領導 幾次召集組長們開會，只是吩咐各自把關，不要亂說，好像他們也在觀望著形勢。除了佈置迎國慶的高產競賽外，沒有具體安排學習內容，竟然一次也沒有要求組長 們匯報情況。
一百零六
十月初，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向春雷一樣傳遍了四面八方。
聽到這一消息後，第一感覺就是樹倒猢猻散，極左勢力的徹底覆滅。從此，那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將要正式退出中國政壇，一個新的時期快要開始了。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報紙上每天大量報導各地慶祝的盛況。有一次看報紙時，正好報導的是河南人民慶祝的情況，有幾句話至今讓人記憶猶新，是這樣寫的：「中州 大地七千萬人民，像一九四九年慶祝解放一樣，走上街頭，慶祝他們的第二次解放」。這話引起我的沉思，慶祝第二次獲得解放，說明第一次解放，要不就是並非解 放，要不就是曇花一現，早已不復存在，人們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以至於他們更珍惜這第二次解放。第一次，很明顯是從蔣介石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那麼，這 第二次呢？真的就像官方宣稱的那樣，是從「四人幫」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嗎？那四個人，有那麼大的力量嗎？
粉碎「四人幫」，引發各界群眾空前熱烈的慶祝，它向國人明白無誤地詮釋了民心的背向，多年來的窮困，多年來的互相鬥爭，多年來的窮折騰，廣大群眾受害最 深，他們最有發言權。現在，老頭子死了，極左司令部又緊接著垮臺，人們那種憤怒與喜悅交織在一起的情緒，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熱烈慶祝，正是人們發泄 感情的一種形式。
與社會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監獄在這方面卻是一如既往，死水一潭，勞改犯非但沒有慶祝的權利，連議論也受到限制，只允許賣力地幹活，努力完成上面下達的任務。粉碎「四人幫」是黨內的事情，豈能容許被專政者們的瞎叨叨！
然而，這一切絲毫不影響我的興奮，彷彿有一縷曙光出現在遙遠的天邊，國家一旦走上正常的道路，是與非遲早會有一個說法的。世界像萬花筒般地變化著，昨日的 達官貴人，今日淪為階下囚，說不定那一天，今日的階下囚，也可能成為無罪的人，我簡直在想入非非了。教導員曾警告過，要我們不要想入非非，但是不由人啊， 在這急速變化的世界裡，不想入非非才不正常哩。
消息傳來的當天晚飯後，雷小厚特意來找我，我們在院子的南牆下低聲交換著看法，雷小厚頗有些激動，他說：「分明是一場宮廷政變，你如何看」？我想了想，平 靜地答道：「是有這個嫌疑，也很像一場宮廷政變，但不管其性質如何，我覺得，粉碎‘四人幫’總是一件大好事，也許我們要告別一個時代了。退一步言，即使是 宮廷政變，那也沒有什麼，既然一個國家根本沒有民主，談不上選舉與罷免，特殊情況下，採取一些非常手段也是常有的事情」。我的回答，他似乎有些不以為然。 但他從來不喜歡和人爭辯，我們各自尊重對方的觀點。我知道，他也認為，粉碎「四人幫」是一件大好事，只是擔心老幹部上臺，對他們的申訴不利。
一百零七
雷小厚來自河南農村，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太原重機學院，快要畢業時，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結果，工作還沒有分配，就被捲入兩派鬥爭的漩渦中。他本是一個相 當注重學習的青年，對於學習以外的事情一向不感興趣，但那時，整個學校停課鬧革命，只好身不由己地隨班級加入到一個組織中。
有一次，他們班抓著對立派一個 骨幹分子，此人擔任「山西大事」記者，對這人進行了毒打。雷小厚吃過中午飯從食堂走出時，有個同學順手遞給他一根棍棒，要他打幾下，這可使他感到為難，他 為人善良、厚道，性格又比較內向，和人爭吵的時候也極少，何況是打人，一時很難下手，旁邊的同學再三催促，總是不好意思，無冤無仇的，素不相識，打人家干 啥呀？但又擔心同學們說他立場不穩，無奈，只好輕輕地在那人身上比劃了兩下，同學們看他下不了手，又把木棍從他手中奪了去，他的臉卻一直紅到了耳根，感到 很不好意思，匆匆回到了宿舍。
後來，那個「山西大事」的記者，終因傷勢過重而死亡，對立派抓住這件事不放，拉著死者的遺體在大街上進行宣傳，軍管組終於把 參與打人的同學全部逮捕。組織並積極參與毒打的幾個同學，都是幹部子弟，家長在背後多次活動，關了一年後，陸續釋放回家，剩下幾個農村來的學生，做了替罪 羊，雷小厚被叛了無期徒刑，七二年由太原轉送到山西省第二監獄。入監後一直不認罪，在不斷地寫申訴。因著我倆都是學生出身，又同齡，能夠說得來，遂成為知 交。雖然那時，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略有差異，卻從未因觀點的不同而爭吵過，相反，各自都非常尊重對方的觀點。
在獄中，能有和自己共同探討形 勢，進行溝通的夥伴，已屬難能可貴。同是天涯受罪人，是我們最大的相同點。
過了兩天，雷小厚又對我說：「我說是宮廷政變嘛，你看看，馬上要在天安門廣場建紀念堂，出‘毛選’五卷，其用心還不是為了遮人耳目」！「是有點欲蓋彌彰的 味道，但這樣做，也許是為了穩定政局，也可以認為是一種策略」。我這樣解釋著，接著又補充說：「只是覺得在廣場建紀念堂，存放死人，實在有欠妥當。古時候 的帝王們，不都埋在城外嗎，何況還是一個暴君哩」。雷小厚雖然因「文化大革命」的兩派鬥爭而入獄，但這人很有頭腦，對毛也有看法，他一向認同我的「暴君 論」。但他所擔心的是，老幹部掌權後，對他們的申訴不利，這倒也是實情，人總是首先為自己的出路考慮，正如我關心形勢的發展一樣，還不是希望有一天政策松 動，能夠重新回到社會上嗎？
幾天後，又傳來「按既定方針辦」的遺囑是「四人幫」偽造的，對於國家領導人立遺囑這種事，我一向認為沒有必要，既然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國家，讓大家來選擇今 後的路子，沒有必要處處聽命於一個死人的話。不過還是首先想到大隊賀教導員，前幾天他又給我們開了一次會，在會上，一反常態，幾乎要跳起來，大聲喊叫著： 「我們就是要‘按既定方針辦’，告誡那些反動的傢伙，不要痴心妄想，我們的天是不會變的，對你們永遠是專政、專政再專政」！現在報上說，那是偽造的，不知 賀教導員又將給我們這些反動的傢伙做何解釋？
果然，從那以後，賀教導員沉默了很久，半年多的時間，再也未給我們開過會。其實也不能怪他，這本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長期單方面的宣傳，誤導了許多人，使 他們的思想非常僵化，「聽毛主席的話，跟毛主席走」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下級幹部的行動指南，這些人大都沒有自己的思想，也很少動腦筋去思考問題，只知 道照辦、執行。加之，此時報紙上力圖把「四人幫」和毛澤東徹底分開，甚至連毛澤東重用了「四人幫」這樣的事實都力圖迴避，依舊把毛當做完好無缺的領袖去頌 揚，一般幹部又怎能分辨得了？留在人們腦子裡思維方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扭轉過來。
總之，粉碎「四人幫」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全國人民的大事，希望變和不希望變的人同時存在著。雖然多數犯人不關心國家大事，認為與勞改犯關係 不大，我卻認為，這是一個認識上的錯誤，國家的政策一旦有所變化，它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帶來情況不等的變化，其變化總是好的方面居多吧。
一百零八
粉碎「四人幫」後，報紙上竟然出現了這樣的話語:「國民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我讀後大吃一驚，曾經估計，工農業生產的形勢不會好多少，但也沒有想到會糟 糕到這樣的程度。前一階段，無論報紙還是監獄當局，都說是形勢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眨眼之間壞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地步，相去不啻天淵！真讓人有一種江山不可復識的感覺。
我們的人民雖然被欺哄慣了，但面對這麼大的落差，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疑惑，思想上出現混亂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尤其是監獄領導，幾年來無論大 會小會，總是給我們講形勢大好，要我們認清形勢，對「文化大革命」不要持懷疑態度，現在，《人民日報》都那麼說了，該怎樣給犯人作解釋呢？只有把一切統統 歸在「四人幫」名下。
可是，誰也知道，「四人幫」曾經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代表的是領袖。正因為這樣，一段時期以來，政治學習只佈置讀報，也 不進行討論了，幹部自然曉得，一旦討論開來，許多人會提出大量令人難解的問題，越扯越遠，簡直不好收場。
總之，這段時間裏，犯人們的思想極其活躍，無論學習時間，還是在工地上勞動，人們不停地議論著，明明是整個極左司令部的垮臺，卻還要想方設法地去維護毛澤 東，好像他與「四人幫」壓根兒就沒有任何瓜葛，人們不信啊！與此同時，不同背景的犯人，都喜歡用自己的觀點預測未來局勢的變化，也時不時與自己的前途挂 鉤。歷史犯，希望延續七五年釋放所有國民黨縣團級的做法，使他們早日獲得自由。
現行犯更期望實事求是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澄清運動中許多極 左的提法，還人們一個公道。因派性進來的多數人則疑慮重重，擔心大批老幹部復出，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對他們寫申訴不利。一般來講，因派性進來的人， 幾乎無人不寫申訴，他們普遍不認罪。
至於一般的刑事犯，偷盜、強姦、搶劫、殺人者，大都對形勢不大關心。正由於幾種情況同時存在，議論，甚至辯論成了司空 見慣的現象，幹部用監規紀律來制止，往往失去往日的威嚴。
極左司令部的徹底倒臺，使人們的膽子一下子大了起來，一些犯禁的話也被說了出來。記的有一次，一 個姓馬的犯人和別人正談論他判刑後，妻子受到牽連的情況，以至於連工作也丟掉了，當時我也在場，因自己而禍及家庭，不少人都曾經歷過，大家頗有同感。
恰在這時，大隊賀教導員走了過來，警覺地問道：「你們在談論什麼事情啊」？人們正要散去，只聽姓馬的說：「我們說家屬受牽連的事情，我就是有些想不通，我犯罪 判了刑，為什么女人要受影響」？「那當然囉，因為她是罪犯的家屬嘛，理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賀教導員肯定的語氣，讓姓馬的膽子頓時大了起來，「那麼， 請問教導員，江青犯了罪，她的家屬為啥不受牽連」？「她的家屬是誰呀，你怎麼知道不受牽連」？教導員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竟入彀中。姓馬的犯人頗為得意地答 道：「江青的丈夫不是毛澤東嗎」？教導員一聽，馬上回過神來，用極其嚴肅的語氣反問道：「你怎麼能跟主席比，簡直是胡來」！姓馬的也不示弱，理直氣壯地辯 解道：「丈夫犯罪，妻子受牽連，你說應該，而女人犯罪，丈夫絲毫不受影響，世上沒有這個道理嘛」！教導員這才意識到姓馬的犯人是在故意耍笑他，狠狠瞪了一 眼，氣呼呼地走了。
像這類事情，幹部面對犯人的質問實在難以作答，他比犯人顧慮更多，一旦說漏嘴，影響更不好。而許多判了無期徒刑的犯人，顧慮反而小得 多，正如當地人常說的那句話，賣紅薯的丟了秤——就剩這一堆了，看著辦吧，別人也很難將其怎樣。
在事實面前，虛假的說教往往顯得蒼白無力。鑒於這種情況，一九七七年的上半年，監獄當局又召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減刑大會。一則調動犯人的生產積極性，以便順 利完成任務，二則表明當前的形勢依然大好。「一打三反」運動中，和我同一時候判刑的「現行反革命」重刑犯，都由無期減為有期徒刑十八年，近兩三年判死緩 的，減成了無期徒刑，像侯來小、李墨林等人。歷史犯則全部未動，好像監獄當局也在等待著上面的政策。
對於這次減刑，大多數人依然無動於衷，它與人們原來的期望相差甚遠。自從粉碎「四人幫」後，我常常在思索，上面也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國家走 上了正常的軌道，為糾正極左時期的弊病，應該大赦天下，怎麼連一點動靜也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難道只懂得專政，就不會想到赦免嗎？尤其是那些歷史犯，已經 關押了二十幾年，人都老了，放出去讓他們和親人團聚，也是最起碼的人道主義，何必非要讓他們上花果山不可！（此地死了的犯人，大都埋在西面的山上，犯人們 戲稱那座山為花果山）據我所知，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受到新政權嚴厲制裁的總是執政的頭頭，下面的人，多數是吃誰家的飯，替誰家辦事，窮苦老百姓只能如 此，所以一般不予制裁。
眼前這些歷史犯們，被關了二十幾年，按說也差不多了吧，何必沒完沒了呢！至於我個人，還是以前的觀點，「階級鬥爭」不停止，絕不打 算回去。如果說，當初是有家難歸的話，如今已是無家可歸了，即使放我出去，一個人回到那個窮困的地方，連頓現成飯也吃不上，還不如在監獄裡呆著呢。
這些年，大多數時候，是渾渾噩噩地活過來的，每天忙於勞動，賺個肚兒圓就夠了，很少去想自己的將來。家庭出身注定了只有受罪的份兒，連做一個普通的公民資 格都沒有，還講什麼前途！作為被專政者，坐監獄也許是最好的去處。人常常有一種隨遇而安的懶惰習性，在一個地方呆得久了，即使日子過得並不舒坦，也不想挪 動。過去在村裡時所受的苦，時時浮上腦際，好容易離開了它，絕不想再吃回頭草。何況母親早已離開那個村，我總不能跟著她去吧。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蹄 下，如蛄螻螞蟻一般，未被踩死就算幸運了，還敢奢望什麼前途！何況，人生的路已經過去了一半，也不是爭取前途的時候了。
一百零九
一年來，思想上不斷地波動著，往常平靜的日子被打亂了。人就是這樣，完全絕望的時候，心裏幾乎沒有什麼想法，而一旦有了點希望時，總在不停地思考著。粉碎 「四人幫」後，我曾熱切地盼望著政局有所變化，國家能夠放棄那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設。誰想，一段時間過後，非但沒有看到變化的 徵兆，反而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一個國家，當國民經濟「臨近崩潰的邊緣」的時候，仍然不思改弦更張，選擇新的道路，頑固地堅持走過去的老路，能有什 麼前途！的確使我大失所望。看來，國家要真正變革，還需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出來，撥亂反正，重整旗鼓。
二十多年來，極左的執政者干了許多令人失望的事情，把 國家糟蹋得不成樣子，急需要一位有膽有識的人出來加以糾正，首先敢於改弦易轍，打破諸多禁區，也就是說要有勇氣走一條新的路子。有一次，和雷小厚談到眼下 的形勢時，向他表述了我的這個想法，那時，他的一位同案者也在場，當即很不客氣批評了我，他說：「我看你真是屬於‘小個子’那一派的人，怎麼你的思想這樣 守舊？‘小個子’是兩次被打倒的人，都是毛主席親自點名的，能讓他出來嗎？我看你的想法也太天真了」。
由此，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長期的個人迷信，即 使在下層民眾中，人們對於毛依然崇拜的不得了。雷小厚的這位同案，大學畢業，竟然沒有自己的觀點，固然可悲，但卻向我們揭示了個人迷信的根深蒂固，國家要 變，不從思想上清楚這些障礙，恐怕難以奏效。極左司令部從組織上垮臺了，但要徹底清除暴政時期留下的遺毒，改變許多人的觀念，可能還是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 務。
這年秋冬之際，終於傳來恢復鄧小平所有職務的消息，使我在失望之後，又看到了一絲希望。據當時的小道消息稱，鄧小平在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和江青爭吵得 很厲害，他要大刀闊斧地整頓，顯然是個敢於開拓局面的人物，加之他對「文化大革命」有著切膚之痛，相信一定會以完全不同於毛的做法去對待各項工作，逐漸拋 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長期以來，無論黨務、行政、軍隊，他都是一個很有實力的人，雖然兩次被打倒，多數人並不相信他是有罪的人，特別是七五年 的全面整頓，贏得了國人的普遍讚揚，後來雖然又被打倒，反而博得了廣大群眾的同情，認為他是個干實事的人。
鄧小平的復出，對我個人而言，毫無疑問增長了幾分希望。我深信，他絕不會再在「階級鬥爭」的泥潭裡打轉轉了，國家也耽誤不起了，工作的重點必須盡快向經濟 建設轉移。只要不搞「階級鬥爭」，不對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進行人為的壓迫和欺凌，我還是想出去過自由的日子。這些年，所以死心塌地把監獄當家，以 勞改為業，是因為當年在農村嘗夠了被專政的苦頭。同是被專政的對象，前面說過，呆在監獄比呆在農村更為安全。
我開始萌發了提前出去的打算。這些年，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環境的關係，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先是腰疼，差點未能展起來，後來雖有所好轉，但彎腰幹活，時間稍長 一些，仍然疼痛難當。近一年來，又發現腿部出了毛病，尤其在天陰時，兩條腿好像灌了涼水，冰得特別難受，幾次找過醫生，他們都問我疼不疼，我說不疼，醫生 總是搖頭，回答說疼還好辦，內裡感覺冰涼卻是最沒有辦法的，屬於一種很不好治療的風濕症。自己最清楚這種病的根源。
自從入監後，大部分時間擔負著大件的鑄 造任務，偌大的鑄鐵砂箱，起模後的修型工作，身子老是緊貼著冰冷的砂箱，長年累月「拔」成了這樣。「拔」是我們山西的土話，和人們常說的把西瓜放在涼水裡 冰鎮一下的「拔」，有著相近的意思。為這種風濕病，我被折騰了兩年，也曾多次到醫務所看過，效果甚微。如今，當我看到一線希望時，儘管它還十分渺茫，想出 去的希望卻與日俱增。同時也產生了想離開造型組的念頭，調換個環境，一則使身體素質能有所提高，二則還想學些實用的離開公家也能行的技術，以後一旦出去借 以維持生計。首先想去模型組做木模，學一手過硬的木匠本領，我把自己的這一想法向中隊長講了，請求在適當的時候給以照顧。
隊長聽過我的陳述，當即表態：「你的想法可以考慮，但現在不能，零件組不能離開你，自從你擔任組長後，造了那麼多大件都未出過廢品，中隊主要考慮，怕生產 上出問題。」我當即向他介紹了近二年來對侯來小等人的培訓，他們都能看懂圖紙，獨立操作。雖然，在這之前，每次匯報生產時，我都要提到這幾個人，說他們干 得很好，但隊長似乎並未當回事。今日再次介紹，他仍然將信將疑，末了，對我說：「你先別急，有條件的話，會給你調整一下工種，這幾年你幹得還不錯，該照顧 的時候，政府會考慮的」。
和隊長的談話，只是打個招呼，眼下還很難變成現實。他們都有一個很不符合實際的看法，誤認為零件組離了我不行。其實，我和許多老犯人的做法截然相反，並不 像他們那樣，學到一點技術不傳授別人，藉以保住自己犯人組長的「位子」。兩年來，我是全力以赴把自己所會的技術教給他們，從不把侯來小、高聖、李墨林等人 當作我的組員，而是當作夥伴、兄弟。隊裡有些人說我專搞「一團和氣」，的確如此，當初所以接受這個組長，就是想給自己和弟兄們營造一個「一團和氣」的小環 境，彼此之間嘻嘻哈哈，敢說敢笑，大家在受難之時，互相幫助，遇有苦悶，能有個發泄和安慰的地方。其次，在技術方面，教會他們，我不也省事了嗎？
快到年底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十二月初，大隊長把我叫到工地辦公室，當即宣布，大隊決定調我到公務組擔任統計和會計的工作，接替即將刑滿釋放的柯鈞毅。當時 毫無思想準備，馬上報告大隊長：「我從未乾過這方面的工作，恐怕……」未等我說完，他就打斷了我的話：「你在外面不是也沒幹過鑄造麼，會計也可以學嘛」！ 這次調動如此突然，是我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