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資的提法很可笑」
東方早報：你對永濟市富平小額貸款這個項目傾注了很多心血，從報表上看，農民的還款率很高。但也有人說，你是這個項目的「定海神針」，如果不是茅老，小額信貸要想做起來非常難。也有一些小額貸款項目，遇到諸如缺乏資金來源等問題。我們想知道，你們遇到的阻力是什麼？小額貸款如何才能可持續？
茅於軾：為什麼普通人都做得不行？我們要把這個原因找出來，讓每個人都能做小額信貸。現在，我們跟穆罕默德·尤努斯(註：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不一樣，我們國家對金融是壟斷的，而孟加拉不是。尤努斯說過，「小額貸款不能吸收存款等於砍了他一條腿。」
背景的不一樣導致我們困難重重。不過，中國能找出更合適的辦法，中國的大銀行有吸收存款的優勢，我們的小額貸款公司有放款的優勢。也就是說，小額貸款公司從大銀行得到轉貸資金，這樣能夠發揮各自的優勢。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資金缺乏。依靠資本金來放貸，總是很有限度的。現在解決小額信貸資金來源的辦法，就是大銀行轉貸。
現在(小額貸款公司)政策上有很多限制。比如，註冊資金門檻太高；對股東的身份有要求。還有，所得稅營業稅優惠的問題，我們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國民待遇 ——同樣是服務「三農」，我們外在的稅賦成本比其他機構高很多。雖然國家有相關規定，但我們就是享受不到。我也不清楚為什麼。
我希望，小額貸款公司註冊資金門檻要降低，股東身份限制取消，而且從小額貸款走向鄉鎮銀行，然後變成商業銀行，這條道路要非常清楚。滿足什麼條件可以成為鄉鎮銀行，不要含糊，不要看人辦事，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規。
東方早報：你說過民間融資要合法化。
茅於軾：對，要取消「非法集資」的概念。
我覺得「非法集資」這個提法非常可笑，為什麼國家銀行集資就合法，我們集資就非法？非法集資出問題是有詐騙的原因，這個是要嚴格防備。但集資有時候會虧本，這個在商業上是可能的，你不可能百分百都賺錢。投資就應該承擔風險，虧本也就認了。只要沒有詐騙行為，我覺得都是「合法集資」。殺人是犯法的，集資怎麼會犯法？社會是靠集資發展起來的。為什麼要有金融業，就是為了要集資嘛。
「政府沒找出高房價原因」
東方早報：宏觀政策選擇現在似乎很猶豫，主要是房地產投資降溫，二次探底的聲音又響起來了。你怎麼判斷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
茅於軾：從全球的情況看，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因為造成危機的因素、原因並未完全消除掉，所以二次探底的危險還存在。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政府。經濟上問題不大，政治穩定的話，經濟還可以往上升。政治保持穩定，這個是需要大智慧的事。
東方早報：6月11日國家統計局數據公布，中國5月份出口同比(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長約50%，達1300億美元左右。但是，歐債危機也讓出口不確定性增加，這是否會形成經濟週期的逐級下行？
茅於軾：這個很難判斷，從道理上看是。但是，我沒有看5月份出口增加這麼大比例是哪些地區在增加，這個現象很奇怪的。
5月份出口同比增長約50%，從總量上講，出口增加不能判斷好壞，如果進口超過出口那是大好事，能把我們過量的外貿存款用掉。但是，順差增加肯定是壞事，現在我們要監督的是順差。
東方早報：房地產調控又到臨界點，眼下的懸念是房產稅，這一輪調控如何往前走？
茅於軾：這一波的調控比較行政主導。現在調控高房價，用的不是市場的辦法，而是用壓房價的臨時性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理順房地產市場。當然，有些問題需要市場之外的力量來解決。這要符合經濟學道路，經濟學一般是相信市場能自由配置資源，如果發現市場不能自由配置資源，這個時候市場本身不行了，才需要外力。
那麼房地產是什麼問題？現在需要判斷是市場造成的還是非市場造成的，政府沒有找出房價高的原因。現在國家不允許耕地轉換成開發地，土地供給量這麼少，價格就高，這就是非市場造成的。
至於房產稅，我不太清楚它的利弊是什麼。不過，現在政府做事邏輯就是這樣，高了就壓，降了就捧，而不去問壓和捧的原因是什麼，是市場原因還是市場之外的原因，我認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貧富分化現象的確嚴重」
東方早報：5月21日，新華社援引兩位研究員的話，對中國當今收入分配現狀作出判斷稱：中國基尼係數(註：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該指數在0和 1之間)實際已經超過0.5，遠超過國際上通常認為的0.4的警戒線。但也有專家，比如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目前無數據表明中國收入分配狀況在惡化。你的觀點是什麼？
茅於軾：目前中國貧富分化現象的確非常嚴重，而且城鄉差別變成我們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
基尼係數非常高，高在哪兒？就是農村人口收入低。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金融機構把農村有限的儲蓄調動到了城裡，調動到其他地方去搞大項目 ——我們城裡有地鐵、有高樓大廈、飛機場、核電站、三峽，這些大項目的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農村的儲蓄。
我們的農村金融機構善於從農村調出資金，農民再要想借錢就非常困難，農村本來就窮，你再把他的資金都調走了，他怎麼發展？
我寫過很多文章說當下的問題跟低人權有關，秦暉(清華大學教授)也是這麼看的。我認為，貧富差距擴大化反映出來的是更加深層次的問題。最近幾年出現了不少群體性的維權運動，表面上看起來是「仇富」，實際上是對權勢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
還有，我認為中國還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有錢人都把資產轉移出去，到安全地方去了。有沒有外國的大富翁跑到中國來？這個說明，中國人的基本權利方面有問題。我們現在市場經濟還不完備，原因就是人權問題。我覺得要變成市場經濟國家，首先是解決人權問題。
我不否認，往外跑的有一些是貪污腐敗分子，但是不貪污的有錢人也向外跑。改革開放初期，人權問題是有很大進步的。但現在，人權是不是有了很大改善，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政府能做的事不多」
東方早報：截至目前，全國已有10多個省(區、市)下發文件，推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有20多個省(區、市)人大制定「集體合同規定」或「集體合同條例」等地方性法規。就是國家讓稅收，通過轉移支付，分配到居民頭上。但是，讓企業從他們的利潤裡多分一部分給職工，這個很難，事實上也引起很多爭議。你怎麼看？
茅於軾：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市場來決定的。政府能做的事有限，最主要能做的是稅收。但我估計，稅收方面三五年內難有作為。我們現在的個人所得稅只對工薪徵稅，其他的收入征不到稅，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征不到稅？
其次，就是政府提供的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公安等公共服務。過去公共服務是主要針對城裡人的。比如，政府把巨額的公有資源拿來補貼城裡人買經濟適用房等補貼住房，而農民是沒有份享受這個待遇的。這方面，政府可以改正。
其他方面，政府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容許工人自己組織工會，用「溫和理性的辦法」解決貧富差距過大。
東方早報：你說的「溫和理性的方法」指什麼？
茅於軾：主要是稅收。除了稅收，我看不出別的東西來。
我說過，應該加大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減少其他的稅。個人所得稅主要應向高收入階層徵收，這能夠緩解貧富差距。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誰是富人，這個不大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