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演講，有聽眾問我，要到什麼時候，你才會停止你的批評?我說，要我停止批評不難，只要給我一個官當，我就自然停止。聽眾聽完大笑,然後整個會場就是一片嘩然：原來你小子一直批評中國官本位，批評中國社會腐敗黑暗，都是因為自己沒有當官而感覺憤憤不平啊。
但是，隨即而來的解釋，卻讓聽眾完全平靜下來了。我舉出的例子是龍應臺，她本質上是一個批評家，是一個批判性非常強的學者，但是，她在做馬英九為臺北市長的文化局長時，就沒有公開發表過一篇文章，沒有公開發表過一次演講。繼續發表批判文章，發表公開演講，是卸任局長寶座之後。可見，要龍應臺停止批評的責任最好辦法也是讓她弄一個官做做。但是，如果以此認為，一個學者批評政府的動機就是準備以此接受招安，弄一個官噹噹的話，那是錯誤的。
龍應臺先生對此自有一番解釋，我以為是很有意思的。她說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作為社會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為，也自然應該有所不同。一個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職權力，為社會效力，此時，他不應該是一個批評者，而是一個踐行者。公共權力已經掌握在自己手中，無論職權大小，你唯一表現自己的方式就是按 照法律,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動來證明自己,而不是誇誇其談,自我表揚,自己做的事情,要任由人來評判。而此時，你恰恰是相 反,就得放棄自己批判社會的權利。而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知識人，他的天然權利就是批判社會，幫助政府改正錯誤。如果一個學者放棄了批判的權利，那麼，他就是失職的。作為政府公務員，無權批判，但是，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知識人，一個學者，其天然具備批判的權利。只有這樣，才是正常的社會。一個政府官員， 公共權力已經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即使有問題，也是你想辦法解決，而沒有抱怨的空間。這種角色分配不同，所作出的表現自然也就不同。一個社會正如一條船，有人要當水手，有人要當舵手，還有人要當瞭望員。當舵手的就是領導人員，當瞭望員的就是學者知識人。船在大海上航行，當風平浪靜、平坦無事的時候，瞭望員可 以不必讚美天氣多好，航海多順利，盛世太平，但是，當大海上狂風巨浪，暗礁叢生,險灘多多的時候，瞭望員就必須及時作出警告，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航海平安無事。如果瞭望員看到了危險而不發出警告，這就是瞭望員的失職，如果瞭望員看到了危險，而不讓他講，這就是舵手的失職。瞭望員只有在當舵手的時候，他才 不必發出警告，而只需要默默地按照航線與發出的警告做好航海工作，保證安全。
中國「文革」時，大權已經掌握在毛澤東手裡，但是，他卻表現出 造反派的角色來。手握批判大旗，今天組織批判這個，明天又挑起那個事端，角色反串，應該行使批判使命的知識人被剝奪了批判的權利，而手握大權的人，反而祭 起批判的大旗,行使起批判的大任，這個社會因此就這樣被顛倒了。美國林肯總統把新聞輿論的批評看著是政府這頭牛的牛虻，雖然牛虻總也叮著牛的屁股，有時還 鮮血淋漓，但是，這是不讓牛偷懶的唯一行之有效的辦法。在美國這樣的傳統是由來已久的。因此，美國第三屆總統傑斐遜有一句名言：「寧要沒有政府的報紙，不要沒有報紙的政府。」當然，最好是既有政府，又有報紙。但是，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的話，沒有政府的報紙遠比沒有報紙的政府要好。沒有報紙的政府，在美國人看 來，其實就等於是黑社會,那種公權必然會變成可怕的利維坦怪獸,禍國害民匪淺。因為權力不公開，不透明，這個權力肯定是非常黑的，不用來做壞事，還能夠用 來做什麼?一個社會，沒有政府，但是有報紙，即使亂，也不會亂到哪裡去，北洋時期，其實就全國範圍來說，也等於是沒有政府的，但是，那時因為有幾份像樣的報紙，如《大公報》、《申報》、《明報》之類，居然還辦出了幾個像樣的大學。魯迅因一點小事，以一介僉事這樣的教育部小官居然告倒了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 章士釗，這樣的司法案例無論在後來的民國，還是共和國，都成為絕唱。早在袁世凱準備稱帝前夕，有記者採訪袁大頭，袁第一次接觸記者，問年僅二十多歲的一個 女記者：記者是做什麼的。年輕女記者回答說：記者是無冕之王，見官大半級。然後蹺起了二郎腿與袁世凱相對而坐。這個時候，中國就是有報紙的時代。可惜，這 樣的時代，隨著袁世凱稱帝而滅絕了。越到後來，中國越走上專制。這裡不能夠說不是文化基因在起著作用，如果此種基因不發生改變，則無其他的指望，其按照專 製成長的軌跡是不會改變的。香港在民主憲政文化下教化了一百年，現在何去何從，已經到了十分關鍵的地步。這是一個拉鋸博弈的過程，如果此時轉向專制，則中 國連最後一點改變的希望都沒有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鴉片戰爭前。
其實，說到給我官當，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在一個權力祼奔的時代， 連水泊梁山招安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因為，每一個官，都是有籌碼價位的，多少人的腰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次，就是專門用來等那五斗米的，你小子豈能輕易到手?套 用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人的官位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人與生俱來固有的嗎?不是。人的官位，只能從潛規則的實踐中來，只能從權力鬥 爭、派系鬥爭和走上層路線這三項實踐中來。在這裡，理論聯繫實惠，密切聯繫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是成功的三大法寶。因此，那個給我一個官當的假設，其實也 是不成立的，因此，批判的使命即使像龍應臺先生做個五年文化局長那樣作短暫的停止也是不可能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時代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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