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5日，清明節。這一天我拍攝了一組槍斃七男一女的照片。這個女人與其情夫合謀殺害了她的丈夫，包括這兩人在內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兩個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當時是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的技術員(相當於現在的工程師)，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們在街頭散發張貼一張傳單，這是一種用臘紙刻鋼版油印的16開小報，報名為《向北方》，這被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解釋為 "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當年的黨報一律在報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語錄」，他們倆油印的小報也照此辦理，在這張《向北方》小報的報眼上印了「毛主席語錄」，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來的「最高指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光，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他們在這段語錄下邊又加上了兩句話：「這是顛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這被解釋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發動群眾限期破案。很快便破獲。當時就有人私下議論，千錯萬錯就錯在這兩個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憂國憂民了，否則也想不出後邊那兩句話。
在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的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軍管會負責人對他們當場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團主犯」。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發張貼，只有他們兩個人，不存在任何從犯，而這兩個人就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會上，當巫炳源聽到「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時，他仰天長嘆，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之便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在宣判大會後的遊街示眾，直到押解到刑場槍斃時，他至死都沒有再睜開眼睛。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採用閉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後的抗爭，以此表示不管是睜著眼還是閉著眼「這個世道」都是黑暗的。
這8個人的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押到卡車上，經過市區長時間的遊街示眾以後，開赴哈爾濱西北郊外黃山火葬場相距不遠的一片空地上，他們一字排開，雙手被反捆，並被強迫跪下，然後由8名軍人持槍站在十餘米的距離，從腦後被開槍把他們打死。當行刑者退下之後，幾個負責執法檢驗的人立即上前，扯著遭槍擊而東倒西歪的屍體的雙腳向後拉，擺成整齊的一排，再一一檢查每個犯人是否一槍斃命……
我知道，當時的報紙對這類新聞事件只發表文字消息，絕對不會發表刑場照片的。報社領導也沒有派我去採訪拍照，事後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沒有用的照片」，一定會找我談話，嚴肅批評我「浪費公家膠卷」。當時我是一名27歲的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出於新聞攝影職業的好奇心，凡有這類事件我都前去記錄下來，也許這會成為社會歷史碎片，以供後人研究。這一回是公安局軍管會的攝影通訊幹事到報社攝影組，說他們將有一次處決8名犯人的事情，問我們想不想前去採訪？我所在的攝影組另外四位資深記者都說，這類照片不能見報，拍了也是沒有用的。我心裏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說，在送這位公安攝影通訊員出門時，悄悄對他說我想去，讓他到時候把車停在報社對面的交警崗亭旁邊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著報社領導和攝影組同仁，自作主張地跟隨公安局軍管會的車隊先去參加遊街示眾，最後到了刑場，從頭到尾完整拍攝了幾十張遊街示眾及行刑槍決的連續性畫面，還忍著槍斃後腦漿崩裂的濃烈血腥氣味，近距離拍了剛剛失去鮮活生命的屍體特寫。由於當時我使用的"萊卡M3"相機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當天，我從刑場回到報社沒敢馬上衝洗膠卷，生怕同事們看到這些底片，他們當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屬於「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沒有用的照片」，就會背地裏向主管攝影組的總編室副主任「打小報告」：「李振盛又去拍沒有用的照片，浪費公家的膠卷。」領導則會找我談話作批評。這次我是在他們都下班回家了，晚間一個人鑽進暗房裡去沖膠卷，趕緊把濕漉漉的膠片放進烘乾箱裡用電風扇吹乾，收起來藏到我用的資料櫃在抽匣最後邊特製的暗層裡保存起來。
在後來的半年多時間裏，我一直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那時，我雖然已經結婚三個月了，但是我和妻子還沒有分到房子，兩人仍分開來住在與家屬混居的簡易筒子樓的單身宿舍裡。這個宿舍裡幾十家人共用的一個廁所在走廊的盡頭，半夜裡，我需要起來小便時，總是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閉著眼睛往前走，試圖作到不要碰到走廊兩邊各家擺在門口的鞋子和雜物，還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維不要想到那些被槍斃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讓人噁心的血腥氣味。其實，當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時候就是已經想到了。
原先，我很願吃報社食堂的一種東北地方菜——「血豆腐」，自從這次刑場經歷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每當看到食堂裡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嘔吐，因為這種血豆腐是紅色，而且是膠狀的，一看就會產生聯想。
後來，每當我在暗室裡昏暗的紅燈下放大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時，總是默默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只是想要幫助你們，我拍這些照片是在記錄歷史，我要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國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在紐約與我合作編輯《紅色新聞兵》畫冊和我的環球影展時，他希望我能親自放大自己當年拍攝的這上千張照片。為此，當我在紐約的家裡搭起暗室放大這些照片時，我的心裏仍然在默默地這麼說。
今天，2007年4月5日，又是一年清明節。我想起39年前的1968年的清明節，我曾拍攝記錄了槍斃「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等8個人的一組照片，現選出一部分發到博聯社博客上，供博友網友藉以反思那場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2007年4月5日清明節寫於北京無為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