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日本，名列世界第二，雖然中國的大多數民眾還比較貧窮。在世界500大企業名單中擠進去了不少中國公司，雖然它們是國有壟斷企業，把消費者押為人質。但不管怎樣，中國經濟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也因此成了世界大國。
在這個似乎的「盛世」，我們沒有理由自滿。在宣傳機構的歡呼聲中，中國經濟存在著嚴重隱患，並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兩個殺手在行動中，不受制約的權力是他們的生存條件。
官商勾結
中國經濟的一個致命問題是不純粹。經濟總是與權力相勾結，更準確地說，權力總是蹂躪經濟，而經濟不得不向權力獻媚。把「經濟」換成其他行業也同樣成立。雖然說是「勾結」，卻不是平等夥伴之間的合謀，經濟或其他行業受到脅迫，沒有選擇。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
從很早以來，中國的經濟就表現為由最大數量的人共同爭取少量的自然資源，而不是去開發大陸和新的工業。從事創新的企業、為新產品爭取市場的推動力，不如爭取壟斷、通過買通官方取得市場控制權的推動力來得大。……商人的活動是被官吏控制住的，他被官府看成小夥計，官僚階級可以利用他的活動，並從他身上擠出油水來，為他們自己或為官府謀利益。
引文出自首次在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這種情況到現在沒有改變。權力容易腐敗，腐敗壓制創新。費正清的話可以由鄭筱萸案得到證實。鄭筱萸曾經擔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局長，2007年被判死刑。在他的領導下，藥監局在2004年一年批准10009種「新藥」，其中不乏假藥、劣質藥。平均每12分鐘，鄭筱萸簽字批准一種新藥。「批文價格低則數百萬元，高則上千萬元。」同樣在2004年，美國FDA僅受理（不是批准）了148種新藥申請，而美國的藥品研發能力更大。鄭筱萸被捕後，每年新批准上市的中成藥仍有數百種，累計已有上萬種。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願意投資開發真正的新藥。藥監局只是眾多審批部門中的一個。
審批的利潤巨大。官員無本生利，坐地收錢，對顧客的態度經常還極其惡劣。審批成了商業鏈條中的一環，但只是權力商業的唯一一環。為了獲得審批權帶來的利益，官方機構就必須設立更多的障礙，製造更多的環節。實際上，官員們已經把公共權力機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貪婪的商業機構，用權力換取金錢，還嚴重缺乏服務意識，只因為他們壟斷了權力，別無二家，還可以使用暴力。「合法」暴力在房屋拆遷中非常明顯，房主失去的利益歸政府、黑社會和開發商所有。在中國，權力機構直接經商是名正言順的。它們出售的商品是權力。
扼殺創新能力的不僅是學校、科研院所，它在經濟領域也遭到追殺，原因都是權力的濫用。反過來，因為缺乏創新能力，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前景暗淡了許多。山寨畢竟不是長遠之計。
官商同體在洋務運動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也是洋務運動沒有把中國帶進工業文明的原因。日本和中國幾乎同時起步，但進步更快，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中國一步落後，步步落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在20世紀的落後與朦昧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官商同體帶來的失敗。
內外勾結
官商勾結是第一個殺手。這個殺手是父親，內外勾結這個殺手是他的兒子，由他而生。在經濟全球化中，官商勾結也走向世界，但仍以本國為基地，因為可以出賣的「商品」在本國，殺手不能離開權力。這不是當前中國獨有的現象，德國也曾有過。馬克斯·韋伯指出：
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個民族之間相互鬥爭的另一種形式，……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衝突，並使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來反對本民族的未來！
以上這段話收在 《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出自韋伯在1895年的演講，至今已有110多年了。當時德國正在崛起之中，但已經很強盛了，教育、科技、工業都名列世界前茅，並不依靠廉價勞動力。在20世紀，德國移民大大促進了美國的發達。今天，韋伯的觀察顯然沒有過時。對於中國，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韋伯的觀察都仍然有效。中國今天的發展水平和在世界上的位置，比那時的德國還差很多。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既得利益者與國外財團有更為密切聯繫。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是 「外向型」的，外資在中國享有崇高地位。因此，中國的自我保護能力比韋伯時的德國弱得多。韋伯的判斷將對中國長期有效。
在經濟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對民族利益的腐蝕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但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它們的法制不健全，權力不受制約，因此它們失去的更多，並可能因此喪失未來。在當前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中，民營企業受到擠壓，因此，中國經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發展速度加快了。濫用壟斷的權力，各地政府分割和控制市場，阻礙商品與服務的流通；同時，卻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金錢與權力的勾結已經夠糟了，外國的金錢還更受青睞。
壟斷利益（不僅僅是利潤）已經很不道德了。國有壟斷企業基本上依靠行政權力謀取利潤，因此，國有壟斷企業在海外上市幾乎等於中國政府部門在海外上市。這些企業源源不斷地向海外投資者輸出利潤——它們用權力佔有的民族利益。在另一方面，因為容易接近權力，海外投資公司能方便地得到優良資產和投資機會，也許還比較廉價。中國的國民在瞭解到本來屬於他們的利益之前，這些利益就已經不見了。他們甚至沒有保護自己利益的知識和機會。
不過，國家經濟利益的流失會帶來意外好處。如果超級大國掌握著另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害，拿走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很大一部分利潤，那麼，在軍事上敵視這個國家就失去了意義。戰爭的可能性因此降低。戰爭的目的是謀取利益，壓制潛在對手。如果能夠不戰而勝，它又何必發動戰爭呢？當然，和平從來不是免費的，但問題是中國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了。
待價而沽的權力
由以上陳述可見，「壟斷」與 「買辦」是中國經濟的兩大「殺手」，分別從兩個內外方向對經濟發起攻擊。在這裡，「買辦」是狹義的，不是那些海外企業在華正常業務的代理人，僅指那些為了個人和家族利益，買通官員向外國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代理人。他們實際上是權力掮客，不是商人。很多時候他們有很深的官方背景，甚至是在職官員。「壟斷」則是一個較寬泛的用法，它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壟斷企業，如大型國有公司，也包括那些濫用職權謀取私利的官員，以及通過賄賂官員獲取市場優勢的企業主。兩大殺手的共同之處是涉及到經營權力的官員。所以，問題的要害是官方機構濫用權力，而且它們有濫用權力的權力。
過分重視外資對中國還有一個害處。外資受到官府歡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官員不屑和本國普通公民打交道。只有外國人和同級別官員才和他們平等。這就是為什麼經常有人抱怨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成了 「二等公民」，外國人享受超國民待遇。有機會發出抱怨的是二等公民，那麼，權利和福利更少、更受歧視的農民只能是「三等公民」了。在歐洲的封建時代，貴族也是和別的國家的貴族往來、通婚，與本國的國民反而非常隔閡。這是同一個道理，是由地位決定的。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因為通婚，歐洲貴族的血緣超越了國界，而中國官員卻是地道的中國血統。因此，他們歧視本國公民的心態就更加可惡了。
兩大殺手都與權力的壟斷密切相關。權力機構不僅對普通公民設立各種障礙以利尋租，它們也熱衷於在彼此之間互相製造麻煩，因此也需要潤滑關係。這是任何在官方機構裡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的。各地設立的 「駐京辦」是滿足這種需求的方式之一。駐京辦的目的是跑官，跑錢，跑項目，抓捕上訪者。它們的主要工作方式是請吃送禮，疏通關係。這些公開的手段已經是行賄，此外更有隱秘的操作。駐京辦不創造財富，運作總成本又非常高，代表了政府的運作。可以斷定，回報一定更高。它們數以萬計的龐大數量足以證明有利可圖。
權力巨大，又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又有很多濫用權力的機會，會侵蝕官員的靈魂——如果他們有靈魂。這樣的制度對一個國家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可以內毀掉一個國家的繁榮和未來。韋伯與費正清兩個人判斷的事實，相加起來正符合中國現在的國情。中國經濟潛伏著長期危機。貪官不會故意毀滅中國經濟。沒有人願意殺掉一隻為他下金蛋的雞。但是，由於每個人都理性地希望獲取更多的金蛋，必然導致非理性的群體行為，最後使這隻母雞力竭而亡。
人性是脆弱的，權力和金錢都有很大腐蝕性，兩者相加的腐蝕性更大。在官府和國企中，腐敗與低效比別處更常見。官府必須逐漸退出經濟活動，理由不僅有經濟學的，也有政治學的。政府應該去履行它們應盡而沒有盡的職責：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維護在市場經濟中嗆水的民眾的福利。只有到那時，中國才可能是一個既有充分競爭，又有福利保障的和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