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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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記者經過半年慎密調查,初步揭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私設監獄黑幕,觸目驚心。
作為一傢俬營保安公司,安元鼎的業務範圍超乎尋常。其最為特殊之處是同中國地方政府簽訂商業合同《特保護送服務合同》,由安元鼎公司私設「監獄」,私設「特勤」, 關押、控制上訪者並將訪民押送回原地,移交當地政府。其中對上訪者的關押、押送、遣返等每一個環節均是明碼標價,按照市場規則運作。安元鼎的所謂「特勤」 ,其制服與警察完全一樣,所執行的任務也同警察無異,可稱為私立警察。
私設監獄解救地方政權於危難
安元鼎的出現並非幾位利慾熏心的不法之徒異想天開的結果。恰恰相反,安元鼎是在近幾年中國社會秩序急劇惡化,官員貪腐病入膏肓,社會誠信加速喪失,法制建設大步倒退的環境下出現的。各地官員通過強拆民宅,侵佔民地等手段瘋狂斂財,將一批又一批的中國民眾趕上了進京上訪之路。也正是因此,中國社會用於維穩的經費才超過了國防開支。面對此種局面,北京政府不僅嚴令各地人員進京截訪,並將訪民進京人數與當地官員的政績掛鉤。正是因此,截訪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為了保住財源滾滾的烏紗帽,為了有朝一日更上層樓,各地官員不惜動員人力,無所不用其極,誓將上訪人士抓捕歸案遣返回家而後已。在這種情況下,安元鼎私設監獄,私設警察乃是應時運而生,解救地方政權於危難之際的天賜良策。
安元鼎絕非孤案。《瞭望》週刊2009年曾披露:相關省市在中國首都北京設立臨時勸返場所有73處。毫無疑問,這些所謂臨時勸返場所即是各地私設的 「黑監獄」 。安元鼎事件曝光之後,輿論驚呼此案性質惡劣,其對訪民的凶殘狠毒令人髮指。正如各地在拆遷、征地過程中組織黑社會人員、無業人員充當打手一樣,眾多中國國內評論認為,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在於其顯示中國社會的進一步黑社會化。
據悉,北京警方已以涉嫌「非法經營和非法拘禁」立案偵查安元鼎。但是,從法律角度講,安元鼎是正式註冊保安公司,2008年甚至被評為A級保安公司。安元鼎同地方政府簽訂合同阻截訪民並藉此獲利是否非法經營?安元鼎以一私家公司之力為國家維穩效力是否非法拘禁?
國家維穩失靈 極權號令不彰
對於安元鼎現象,可以作出兩種解讀。一是將中國目前社會仍然看作極權主義體制,儘管這一體制已經進入尾聲。國家對意識形態、鎮壓機器、社會經濟命脈仍然牢固掌控,因此,類似安元鼎事例,不過是國家專政手段的延長而已。從這一角度,儘管輿論呼籲對此事件一查到底,不僅應該追查安元鼎作為受委託關押訪民一方需要受到制裁,同其簽訂合同並對其授權關押訪民的各地政府也應該受到查處。然而,事情只要涉及公權力,懲治元凶也好,杜絕貪腐也好,落實法制也好,均會成為一句空話。在行政與司法不分,執政黨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政治制度下,政府就是法律,公權力之需要就是真理,維穩就是最大的政治。截訪天經地義,為政府維穩,何來非法拘禁?受政府委託,何為非法經營?就在事發後輿論一致譴責的情況下,也有傳言稱北京警察圍堵揭露安元鼎的《財經》雜誌。目前眾多有關安元鼎的評論和網帖被封殺也已證明,關閉一個安元鼎容易,拆除催生安元鼎的社會制度則難上加難。
另外一種解讀則是經過三十年單腿改革,由於經濟自由有限,政治改革停滯,中國色彩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在加速將極權主義政體推向解體。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國家之所以為國家,乃是由於國家成功壟斷了社會暴力。軍隊、警察、監獄等等暴力機器只能為國家所控制,而不能落入任何幫派之手。安元鼎現象的出現一方面顯示社會矛盾之惡化和普遍,中國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已經力有不逮,無力或無德維持正常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則是給國家打破暴力壟斷提供了先例,可以視為公權力向社會、向私人武裝出讓暴力的開始。私設監獄,私設警察既然已經開其端,私設軍隊又待何時呢?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二十世紀早期軍閥混戰的局面估計還不至於重現,但卻顯示國家維穩措施失靈,極權號令不彰之潰敗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