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鑰泉也覺得情況不妙。他聽人說,那幾天抄大字報的人是秦高陽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貼出去的十幾張大字報扯下來燒掉了。就這,他的心中還是惴惴不安,覺得要出什麼事。他跑去找陸為公,說,陸書記,你把那封信給我吧。陸為公說那封信我交給秦書記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門說,你怎麼把我的信給他了? 陸為公說怎麼了,信交給秦書記不對嗎?你那是給縣委的公開信呀。他也覺得自己有點失態,忙說,交給就交給吧。只是我覺得形勢有點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從陸為公這裡得到些什麼情況和消息,可是陸為公什麼也沒說。陸為公的臉上僅呈現出公事公辦的沉穩神情。
從陸為公辦公室出來,他的心裏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點恐懼,脊背上涼颼颼的。他不明白,原先對他很熱情的陸書記為啥今天這樣冷淡? 還有,陸書記的臉上為什麼那樣憂慮,精神狀態也不好……
過了兩天,他就去找秦書記了,說,秦書記,我的父母年紀大了。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調動一下工作,調到敦煌縣去。他當時預感要出啥事,決定要求調走。秦書記冷冰冰地說,現在搞運動,你哪裡都不能去。想調動等運動結束之後再說。
他是有思想準備的,他說,文克栓部長不是調走了嗎?我怎麼不能調?
你和文克栓不一樣。
他心裏一怔,又問,我和他怎麼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了?你還問我嗎?你心裏不清楚嗎?
他知道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便大著膽子說,我不清楚,你給我說一下。
說一下!好,我就說一下。你呀,祁鑰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歲。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歲。你年輕輕的,就把一輩子的事都做淨了!
祁鑰泉心裏一陣陣發冷。秦高陽又說,你呀,在金塔縣已經登峰造極了,你就差提刀殺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過了五六天,開始反擊右派……
二十年以後,縣委落實政策辦公室為祁鑰泉落實政策,銷毀反右當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幹部問過祁鑰泉:老祁,我問你,當年縣上叫你們提意見的時候,人民日報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寫的文章:《這是為什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城市裡早就反擊右派了,你怎麼還提意見呀?這不是手裡拿著雞蛋往石頭上碰嗎!你當時腦子裡怎麼想的?
祁鑰泉回答,是呀,人民日報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擊右派了。我那時天天看報紙,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時總認為,那是對那些大人物的,跟我們這些小人物無關。再說,我那時的確太信任陸為公了:認為這麼一個令人崇拜的人不會欺騙人的,不會誘騙我們發言,然後關起門來打狗……
反擊右派的鬥爭一開始,嘩的一下子,揭發和批判祁鑰泉的大字報就把縣委機關大院貼滿了;說他的發言全是向著共產黨惡毒進攻,他寫的十條建議是對黨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報貼了一批,過幾天又貼一批。他當然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反黨。不承認就開辯論會——實際就是批鬥會。批鬥他也不承認,於是批鬥會就變得曠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文教系統召開的,有全縣幹部參加的,還有以小組形式召開的。每天八小時,有時十二小時,白天批鬥了夜裡還接著批鬥,輪流批鬥,車輪戰。有一天是縣委和縣人委的一幫科局級以上的幹部開批鬥會,會議主持人是組織部的副部長。開始的時候主持人講,我們今天開一個和右派份子祁鑰泉的辯論會。秦高陽也參加了這天的批鬥會。這天的會上,祁鑰泉仍然不服輸——不承認自己反黨。別人批一條,他反駁一條,別人批兩條他反駁兩條……總之,他理論水平高,能講會道,誰也批不倒他。於是,每當他講話的時候,有的人就推他,還用拳頭搗他的肋巴骨。
平時的批鬥會,就有人推他搗他,他都忍了。這天參加會議的都是縣委縣人委的科長、局長和部長,這種行為令他十分厭惡,他喊起來:秦書記,你看,你看,這叫什麼辯論會,又推又搗的,還叫我說話不!秦高陽說,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說。
叫他說他就說:我給秦書記提意見,這是對個人的批評,不是對黨的進攻;我對縣委的十條建議,哪一條錯了?
他就十條建議一條一條進行說明,指出每一條建議的實際根據並且背誦馬列、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論述。一講起理論來,他頭頭是道,某些馬列、毛澤東的原話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長局長們講不過他了,便說,你說得對,你寫得對,但你心裏反黨!
後來,看他還是不服,辯論時發言的人就不叫他說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個右派份子地說他,扣右派份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說,隨便你們說,嘴是扁的,舌頭是圓的,你們隨便說吧。
批鬥持續了三四個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傷害,已經招架不住了,沒有精力反駁和辯論了,每次開會就一言不發。他在心裏說,你們說吧,你們想把我說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們就是把我說成右派又能怎麼樣?這是意識形態問題,毛主席講了,意識形態的問題,要用意識形態的辦法去解決。你們還能違反毛主席的教導嗎?
儘管他的心裏是這樣想的,可是進入1958年的1月之後,他感覺到形勢更加嚴峻了,批鬥會升級了:連著開了兩次全縣鄉以上的幹部和文教系統職工參加的批鬥會,就是在陸為公題了字的寶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會結束後的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對妻子說,情況嚴重了,這幾天的大字報都是給我定性的,要求縣委把我定為右派。有的大字報說我是反革命分子。看來要處理右派了——這是領導上的意圖。沒有領導的意圖,不會有人寫這樣的大字報的。我得有思想準備。
祁鑰泉有個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結婚的,那年他二十二歲。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來到金塔縣的天津市姑娘,這年二十歲,漂亮,能幹,賢惠。妻子是金塔縣城關鎮政府的秘書。他們的孩子一歲了。由於夫妻上班,沒人照顧孩子,他們請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問他,怎麼做準備?
他回答,看這樣子,我真要定為右派了。右派是敵我矛盾,處理會很嚴重的——可能當不成幹部了——我想了,為了你和孩子不受連累,我們離婚吧。
妻子激烈地說他,你怎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了!會怎麼處理你!下放當農民?判刑勞改?勞改咱們就一起勞改去!種地咱們就一起種地去!
未完待續.....
夾邊溝記事:走進夾邊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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