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土改、鎮反、抗美援朝，這是新中國伊始的三大運動。有關韓戰，人們多著眼國際，而其對國內政治的作用考慮得還比較少，因為這對許多學者尚是禁區。對於中共建立極權制度，此戰與鎮反、土改有同等重要的功能。如果說，土改和鎮反完成了中共極權政治制度的建立，那麼抗美援朝則為之提供了氣氛和條件；再是中共以民族主義爭取人心，取得人們對新政權的認同，也就是權力的「合法性」和威望；還有，通過這場戰爭，中共完成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轉化，馬毛主義成為國家正統的意識形態。
中共參與韓戰，總體是出於世界革命，聯蘇抗美，東風壓倒西風。韓戰爆發後，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宣告「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在中央出軍決策會議上，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十分猖狂，以世界警察自居，在全球推行其炮艦政策，現在幾天之內要消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陣營喝采聲四起，額手稱慶哪。社會主義國家唇亡齒寒……。」但就中國自身國家與民族之利益，中國參戰則是錯誤，且不說人類道義，一個新國家，在重重困難中，貿然將那麼多的生命和物資投入戰爭，挑戰整個西方，喪乎理智。毛說：「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我們的願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後打敗你。」（《毛澤東文集》第6卷94頁）手榴彈對原子彈，毛準備要犧牲多少人？事情沒發展到那個地步，是美國的克制，也是中國的幸運，但歷史並非沒有那個可能。
韓戰是俄國的戰略，利用朝鮮和中國打擊西方。中國完全不該打這場戰爭，這是中國人為俄國稱霸世界賣命，俄國是該戰的最大贏家。俄國未損一兵一卒，反賣中國近40億美元的軍火，戰後卻勢增一頭，與西方分庭相禮，兩霸相衡的冷戰格局由此奠定。韓戰，中國死亡15萬多人，傷近30萬（美方估計中國軍隊傷亡100萬左右），軍費開支100億美元，各種物資560萬噸，最大的「收穫」是救了北韓，而北韓至今仍是中國的大麻煩。更糟糕的是，韓戰之後中國與世界進步文明隔絕，孤立封閉，喪失變化和再選擇的可能，在「共產」之路一頭到黑。而孤立封閉，更是促進中國熱病內發，運動不斷，直至文革。1972年尼克松訪華，世界才重新向中國開啟大門，此導致中國未來的變化。韓戰給中國帶來的損害，至今人們未能充分認識。
二
韓戰大害於中國國家與民族，但大利於中共，成全了其極權制度的建立，並獲得全民的擁護。沒有韓戰，中共的極權制度不會建立得如此迅速、順利，比如鎮反就不能那麼大張旗鼓地殺戮，知識份子也不會真心擁護共產黨，農業和工商業改造也不可能在1953年進行。韓戰對中共極權制度的建立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共藉助這場對外戰爭，在國內順利鎮反，大規模清洗消滅它的各種敵人。殺戮固然產生恐怖，有威懾的效應，但是其也會產生恐慌、仇恨和牴觸，這會反制權力，對之產生威脅。因此殺戮也需要條件和掌握火候。但是當國家同時有一場對外戰爭，人們面臨更強大更危險的外敵，視點便會轉移向外敵，對內部的殺戮便容易認同；而且在舉國愛國狂熱中，權力可以將被害者打為「內奸」－－勾結外敵，是國家與民族的公敵，由此鎮壓和殺戮就有了合法性，被民眾所擁護。抗美援朝和鎮反正是這種關係，前者為後者提供了殺戮的有利氣氛和條件，使之獲得「合法」性，並為民眾所擁護。
1950年6月，毛澤東說：「所有這些反革命活動，都有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後策動。這些土匪、特務和間諜，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1950年7月，政務院、最高法院發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951年2月中央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其中「第三條：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將「反革命分子」和「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聯繫起來，前者就成了國家、民族與民眾的公敵，「鎮壓」就有了「合理合法」的理由，為全民所擁護。於是清洗黨的政治敵人，就成了保護國家安全，維護民族與全體人民的利益，於是殺戮就可以大張旗鼓，暢行無阻。這即是利用愛國主義和民族熱情「合法」地殺戮。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報告中說：「許多人對我們不滿。現在我們跟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搞得很緊張，他們皇皇不可終日，很不滿。失業的知識份子和失業的工人不滿意我們，還有一批小手工業者也不滿意我們。在大部分農村，由於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糧，農民也有意見。」「總之，我們不要西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毛澤東選集五卷.不要四面出擊》）當時毛的策略是對鎮反不要急躁，要防左。但是幾個月後，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兩天後，毛澤東就簽署《關於糾正鎮壓方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該指示批評各級政府「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以致還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徹底糾正曲解「寬大無邊」的偏向》的社論，隨後公安部長羅瑞卿、司法部長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瀋鈞儒以及著名民主人士許德珩、章伯鈞等紛紛撰文，對「寬大無邊」的右傾偏向進行批判，全國鎮反進入高潮。1951年1月30日，毛澤東又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同年2月7日，華東局發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補充指示」，其中說：「華東地區過去為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活動的中心，目前又處國防前線。因此抓住抗美援朝與土地改革的時機，在華東全境有計畫地消滅人民痛恨的罪大惡極的匪首、慣匪、惡霸與真正有證據的重要匪首及會門頭子，是完全必要的。」毛批示說：「中央認為這個指示所述的方針，策略和辦法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之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因為時機不成熟……。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儘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毛指示「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因為「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劉少奇解釋得更形象:鎮壓反革命的運動為什麼能夠大張旗鼓地搞起來，關鍵在於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可見，抗美援朝成就了土改、鎮反，使大規模的殺戮得以進行。
三
再，中共竭力利用這場戰爭，鼓動民族主義，鞏固了政權，取得了全民上下擁護。1952年2月，中共發布「關於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發動全民制定愛國條約，其第一條就是「擁護毛主席，擁護人民政府，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人民解放軍，擁護共同綱領。」中共領導國家、民族進行戰爭，因此它也就代表國家和民族，特別是志願軍將美帝由鴨綠江打回到三八線，中國民族取得了百多年未有的是世界性「勝利」，在高漲的民族熱情中，中共政權獲得全民族認同，有了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毛和「黨」如日中天。
1950年10月中共決定出兵朝鮮。同年11月，中共和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等10個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表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行動正在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安全」，「中國各民主黨派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一時間，全國掀起抗美援朝熱潮，各地民眾紛紛舉行示威遊行大會要求保家衛國，毛澤東致信：「全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工商業家，凡屬愛國者，一致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神聖鬥爭中一定要得到最後勝利。」宋慶齡副主席與天津各界婦女，為捐獻「天津婦女號」飛機集資。班禪額爾號召僧俗們捐獻「佛教號」飛機。北京佛教界寫信給毛主席要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基督教、天主教開展三自(自治、自傳、自養)革新運動，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接受三十多年美國津貼的燕京大學，由中央教育部接管，部長兼校長馬敘倫致辭。1951年4月由北京市文聯、全國文聯、全國婦聯、全國美協和葉恭綽、徐悲鴻、梅蘭芳發起，由北京書畫界聯合組織了「抗美援朝書畫義賣會」，老舍、葉恭綽、徐悲鴻、梅蘭芳、陳半丁、葉恭綽、徐悲鴻、梅蘭芳、陳半丁、葉淺予、溥雪齋、胡佩衡、汪慎生、王雪濤10人被推選為徵集人。（《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大事記》）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吳晗、章伯鈞、章乃器、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徐玉蘭等大批作家、學者、藝術家撰文獻藝歌頌抗美援朝，或赴朝慰問。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北京大學30多名著名教授聯署公開信，包括卞之琳、胡世華、吳恩裕、金克木、馮至、賀麟、聞家駟、朱光潛、袁家驊，信文說：「我們絕不存著絲毫幻想，我們的抗美愛國工作絕不鬆懈。相反的，我們應該更提高警惕，更加倍努力，用最大的力量推進各種愛國工作，鞏固我們偉大祖國的國防，保衛我們偉大祖國的安全。我們中國人民絕不讓美國帝國主義肆行侵略，一定要繼續不斷地給它的侵略行為以打擊，使侵略者逃避不了最後死亡的命運。」1951年6月，以郭沫若為主席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關於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屬軍屬的號召》，至8月全國就捐獻了2200多架飛機；到1952年5月，全國捐獻可購買3710架戰鬥機。
對於中共，韓戰是世界共產革命之戰，中共政權之戰，但中共卻將之矯為國家、民族之戰，由此喚起民族狂熱。如果中國為和日本、俄國、印度、越南爭奪領土或資源，而進行民族戰爭，那麼還有情可原，但是韓戰並不是，中國在朝鮮沒有一寸利益，美國對中國也沒有領土和資源的要求，至多是反對中共政權，而且也未打算入侵，韓戰實是俄國擴張其共產革命的戰爭。中國本是共產革命的受害者，但是全民－－包括知識份子－－卻以狂熱的民族主義熱情參加這場有害於中國國家與民族的共產革命之戰。實在不幸。當然，未必是所有的人都真心地擁護韓戰，有人會有疑問，但是在全民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中，誰能對之反對？異議者就是國家、民族、民眾之公敵，無需政府，群眾就能就可將他消滅。這是民族主義的又一重危險。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一敗再敗，深受傷害，中國人的民族熱情無可非議。但是民族情緒如同生命一樣，常常是盲目非理性的，很容易狂熱，這也就是民族主義的危害。正是由於民族情緒非理性，而又蘊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它總是政治家一張最大的牌，對之煽動，在非常時期賭上桌面。抗美援朝就是一場如此的悲劇。
中國是小私有者國家，缺少社會意識，因此民眾本不很在心政治，共產黨、國民黨與他們同樣隔膜。成者為王，中共得天下，人們歡迎，不是因為其有多好，而是中國終於平息了多年的戰亂，國家可以建設，人們可以安生過日子了，如果是國民黨打敗中共，民眾也會同樣歡慶。百姓歡慶的是天下平息。五零年，中國內戰剛剛結束，民眾仍然困苦不堪，也仍然不滿，新政權困難重重。毛澤東原設想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至少需要15年，但是韓戰使社會主義改造提前到1953年。韓戰給了中共機會，可以鼓動民族熱情，凝聚民眾，獲取擁護，任意而為，而且不論做什麼都可以冠之為國家和民族。對於中共極權制度的建立，抗美援朝是天賜良機。1951年1月，胡喬木在全國統戰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抗美援朝運動在中國引起了一個反帝高潮，「這是一個很大的高潮。這個高潮非常有益，不僅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打退了，而且又對中國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動和非常大的積極作用。在軍事上加速了國防建設，在政治上加強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之間的聯繫和團結，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了，經濟上加強了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在文化教育方面把帝國主義的影響打退了，使中國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面貌為之一新。」（統戰部網站：「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
1953年7月底韓戰結束，次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召開，通過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在1949年的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這一句是沒有的。該部憲法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說：「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新華社1954年9月20日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今天宣告誕生。」「執行主席根據計票人和監票人的報告，宣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決的結果：投票數共一千一百九十七張，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張。這時，全場歡騰，全體起立，為這個偉大的文獻的誕生而熱烈歡呼，暴風雨般的鼓掌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萬歲’的歡呼聲持續了五分鐘。」（《人民日報》1954年9月21日）當時全國人大代表「中共黨員佔54.48%，非黨人士佔45.52%。常務委員會的79名委員中，中共黨員佔50.6％；黨外人士佔49.4％。人大常務委員會的14名委員長、副委員長中，中共黨員6人，佔44.4％；黨外人士8人，佔55.6％。」（中共統戰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體現了統一戰線的廣泛性」）今天回看，觸目驚心，一黨極權統治，無一反對地以「民主」和「憲法」的形式確立了，而且是在暴風雨般的掌聲和「萬歲」的歡呼中成為「神話」，舉國歡慶。至此，中共徹底收服了中國，再無異議和反對者。
四
中國建立極權制度，土改、鎮反是暴力的強制的，人們－－特別是知識份子－－對之是被迫的屈從；但是一場韓戰，則讓人們對中共心服。首先，人們將韓戰作為國家、民族之戰；而毛和中共領導了這場戰爭，因此他們當然就是國家和民族的領導者。由此一個危險、反文明的極權政權，經過這場偽民族戰爭，在高漲的民族熱情中得到全民的認可和擁護，有了難以顛覆的「合法」性。而且對於中國人，韓戰是一場「勝利」的戰爭。一百多年來，中國割地賠款，受盡欺辱，中國人有很深的民族恥辱感，五四運動本身就是反帝和民族主義的。韓戰，中共領導中國打敗了強大的美帝和列強，一個自卑破敗的民族，終於在世界站了起來，中國人有了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信與驕傲。應該說，這是韓戰對於中國人的意義。而也正是在民族「勝利」的狂熱中，毛和中共成了神話，為民眾熱愛和崇拜，固然這是因為宣傳，但人們接受。毛和中共的神話是由韓戰建立的，其被神化的程度和民族的狂熱情緒成正比。
暴力可以征服人，但是極權制度的真正力量則是民眾的支持和參與，其決定極權制度的效率。民眾越是忠於和支持權力，極權制度就越嚴密越強大。如果民眾對權力迷信到神的地步，那麼極權對國家和民眾也就具有「神」的地位和支配性。因此，極權制度一定要神化領袖和權力。極權的最大能量不在它的政府、軍隊、警察，而在民眾的效忠。雖然中國現在還是極權國家，但是由於權力已經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其制度已經失去效率，而趨向瓦解。觀察近代極權國家，它們都是要煽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由此建立極權制度，民眾的盲目、迷信和狂熱是極權制度的基礎。如果說中共以土改來鼓動民粹主義，那麼其又以抗美援朝鼓動民族主義，五十年代初，中共極權制度的建立藉助於這兩股潮流。
從戰略上說，可以說中國贏了韓戰，將美國打回到到三八線。這場戰爭給中國掙了面子，贏得了民族的自信和勇氣。但是代價是巨大的，如前所說，由此中國孤立封閉30年，喪失了與世界發達文明交流發展的大好時間，導致幾代人的朦昧，中國文明程度大幅度倒退。也正是由於孤立封閉，喪失外部世界，中國才自我虛妄狂亂。韓戰使中國人萬眾一心，激情澎湃，於是全民萬眾一心，激情澎湃地熱愛領袖、合作化、大躍進、批胡風、反右、文革。韓戰成就了中國全民一體、盲目和狂熱。眼下中國的種種問題，就其根都是那個時代留下的，我們不知道，中國還要繼續償付什麼。著眼於文明，與其當初輸了韓戰，或許對中國更好。二戰，德國、日本戰敗，對世界對他們本國本民族都是有益的。如果中國輸掉韓戰，中國將回到文明世界，不會改造知識份子，不會收農民的土地、公私合營，不會餓死上千萬人，也不會文革，中國知識份子早已融入世界，中國的文明狀況遠不像今天。韓戰是虛假的勝利，其給中國人帶來的民族自信、驕傲是空泛的，經靠不住真實與時間，當開放後中國人重新看到世界，便自卑沮喪，不僅喪失了民族之自信，甚至沒有了自重自尊，中國人成了沒共認沒家園無歸屬的散落流民。
愛國愛民族求尊嚴都是好的，但需要有道義和理性的規範與制約，否則就會跌入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如果走入盲目，不問是非，就危險，如果進而狂熱就可能是災難。它只要勝利，而拒絕理性，甚至不管結果。只要打敗「敵國」就好，而不論是誰，為什麼，付什麼代價，結果是什麼？今天，我們可以看清蘇、朝發動韓戰，以及中國的參戰，是非道義的；其破壞了世界和平，也給中國帶來了深重而長久的傷害。在國際政治中，韓戰給中國帶來的損害是災難性的。但是當初中國人為什麼如熾如痴地歡呼韓戰？包括知識份子。中國人由心認同中共極權制度，相當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百多年民族屈辱而盲目升騰的民族狂熱，但事實恰恰是極權制度和民族狂熱極大地毀壞了中國民族，消滅中堅階級，連根切斷傳統文化，僅此兩點就足以摧毀一個民族。我們需要反省，需要從更廣闊更文明更負責任的角度去愛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需要為民眾現實具體人道的生活著想，那是腳踏實地的一點一滴的，清醒、實際、長久，對每一事務與結果負責任，遵循客觀的有限與可能，在人類的文明傳統和經驗之中，在世界共同的生活與責任之中，而不是異想天開雞毛上天，擴張自己消滅別人。一個民族的價值，取決於每個成員的素質－－其體質、其道德、其知識、其能力、其作為、其生活質量，取決於它對人類文明的承繼、發展之貢獻。今天已不再是昨天，我們需要與他民族共處，維護復生我們這個小小的、創傷纍纍、日益污染損壞、危機四伏的星球。【未完】
